封建統治者維護自己地位的一種重要手段就是控制言論自由。 不論何人,高居何位,如果說了不恰當的話,丟官、甚至丟掉性命,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楊惲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楊惲因為兩個人而聲名顯赫。 一是他的外公、著名史學家司馬遷。 因為他從小就讀了《史記》這部書,從中學習了不少治國的道理,因此他以才能卓著名顯朝廷;二是他的哥哥楊敞,曾任職于大將軍霍光的幕府,以后當過大司農、御史大夫以至丞相,并封為安平侯。 昭帝死后,楊敞在廢昌邑王立宣帝的行動中有定策安宗廟之功。
在任官上,楊惲堅持原則,依法辦事,令行禁止,使多年的行賄徇私的壞風氣逐漸消失。 同時他還廉潔無私,公平辦事,仗義疏財,他從父親那里得到500萬的錢財,都分給了同姓本家親族;他繼承了后母數百萬遺產,一分不留地全給了舅家;他自己得到的上千萬賞金,也是與大家一起分享。
但楊惲也并非完美之人,他自視清高,以自己的能力和節行夸耀于人,而且性情刻薄,喜歡揭別人的短處,對得罪自己的人必置之死地才心滿意足。 這樣他就很容易得罪人。 被他得罪的人不僅有被他揭過短的,而且有未曾與他有過什么沖突的。
漢宣帝劉詢在民間時有一好友戴長樂,在他即位后受到提拔重用,做了太仆,位列九卿之中。 有一次戴長樂被派到宗廟去學習禮儀,以備皇上不時之需,他回來后就對手下的掾史說:“我當面接受皇帝的郫令,和皇上一起演習禮儀,他侯給駕的車。 ”言下之意不過顯示一下他的光耀和威風,后來竟有奏書告他“非所宜言”。 戴長樂懷疑是楊惲所為,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楊惲的罪行數條:其一,有一次高昌侯董忠的馬受驚,駕車闖進了北掖門。 楊惲曾對富平侯張延壽說:“聽說從前昭帝駕崩之前有驚馬撞了殿門,門閂被撞斷了,馬也被碰死了。 今天又上演同樣的一幕,該不會是什么預兆吧,這不是人的力量可預知的。
事情交由廷尉于定國處理,于定國治獄辦案向來寬大公正,后人把他比作文帝時的張釋之。 他接手后,親自進行審問,并多方調查,收集了足夠的證據,使案情一清二白。 最后寫成一份奏議,提出了處理的意見。 他在奏議中這樣寫著:“楊惲不服罪,他想讓戶將劉尊去警告富平侯張延壽說:太仆戴長樂死幾次都死不足惜,因為他犯的事太多了。 我有幸和富平侯結為幾女親家如今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事實真相,你只要說一句‘當時我沒聽楊惲這么說過’,那么戴長樂的揭發就是假的,罪狀就無法成了。
話語,實在是大逆不道,建議逮捕法辦。 ”
奏議送到皇帝那里,皇帝翻閱數遍,沉吟良久,思前量后,最后批示道:免去戴長樂和楊惲二人的一切官職讓他們安享晚年吧。
楊惲回到故鄉,置了家業,筑了深宅,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在與別人書信言談中卻不時流露出怨恨之情,結果再次被人告發,最后以腰斬處死,罪名仍是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