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1936年度和1937年度國民政府國防作戰計劃及其實施情況的對比研究，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這兩年中隨著國民政府在政治態度上的轉變，
其國防戰略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由于國防作戰計劃明確體現了最高當局的戰略思想，
所以從比較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
關于國民政府真正確立抗戰路線的時間，
根據兩年中國防作戰計劃內容的變更，
我們認為1936年底至1937年初是當局真正開始全力致力于抗戰的時間界限。
在此前的1934年至1936年，
國民政府在國防作戰計劃中始終是以反共內戰作為主要內容的。
在南京政府制定的1936年國防計劃中，
對于抗日準備的條文往往比較簡單空泛，
只是在長江一線四川、湖北的有關工業建設與國防建設，
以及寧滬區、華北等“熱點”上的國防措施具有實際的作用，
但就國防總方針而言，
仍以“限期消滅共產黨”為其重要內容。
到了1937年，
由于日本侵略迫在眉睫，
在經歷了艱難的轉折后，
隨著國共二次合作的醞釀與建立，
其國防作戰計劃才以抗日為唯一內容。
國共第二次合作
第二，
國民政府在抗戰的準備階段做了一些實際的工作，
其中一些國防建設與設計經以后的抗戰事實證明是有遠見的。
如建設抗戰區內國防工事；制訂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確立四川根據地；部署武漢城防；重要廠礦學校內遷；整軍；儲備戰略物資；實行兵役法及計劃訓練民眾；在抗日戰略上立足于打持久戰，
開展敵后游擊戰的設計，
這些對于爭取抗戰最后勝利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其他又如對日軍入侵地域、對敵我實力對比的預測等也都被證明是正確的。
至于對抗戰初期我國軍隊應采用“先發制人”的戰略以清除駐華日軍據點的設想，
雖未成功，
但就當時的具體情形分析也是值得肯定的積極設計。
征兵
第三，
分析兩年的國防作戰計劃，
我們還可以看出，
國民政府抗日的立足點是不夠穩固的。
由于其發動抗戰的根本原因是受到日本的侵略，
是被迫自衛，
因而對抗戰前途缺乏正確的認識，
故而不論何種對日作戰計劃均將最后勝利希望寄托于“國際形勢的變化”，
即蘇美等國對日的干涉、牽制甚至宣戰。
其“不得已”發動抗戰是為了“等待國際間之變化”，
收復失地則更有待于日蘇在“西伯利亞酣戰”。
當局不相信、不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
甚至不愿發動民眾聯合國內一切抗日黨派共同救國，
不僅如此，
并且更想通過抗日來削弱異己。
這種錯誤一直或多或少地貫串在戰爭全過程。
另外，
在戰術上當局主張單純的陣地戰，
與強敵拼消耗，
片面強調拒敵于國門之外和不求最后勝利的臨時性自欺性觀點，
缺乏對抗戰的堅定信念與必勝信心。
這些都是由于當局戰略指導思想錯誤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國民黨陣地戰
第四，
從第二第三條分析我們認為，
國民政府戰前的對日國防戰略具有兩面性特征，
一方面它是一套包含了合理與正確因素的戰略思想，
另一方面就其基本出發點而言則又是消極、被動甚至自欺性的，
其根源在于國民黨最高領導集團對日本尚有幻想并且對英美蘇對中日沖突進行干涉的力量作用估價過高、寄希望過高。
而這恰恰說明當局在對日國防戰略上嚴重缺乏自信心。
只是由于后來戰爭的爆發實際情況有悖于當局原計劃的預計，
國民黨當局匆忙上陣與準備不足又掩蓋了其對戰爭預期的失誤，
使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對國民政府戰前備戰措施及應戰計劃成果的分析與評價。
而我們今天回顧這一點，
正是為了實事求是地對這一問題重新作出全面而公正的評價。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