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昆明7月24日電 (記者 胡遠航)針對南京大學彩云尖山支教隊有女支教隊員在云南省昭通市鎮雄縣尖山鄉山頂小學支教過程中遭到當地人性騷擾一事， 鎮雄縣人民政府新聞辦24日凌晨通報稱：公安機關已于7月22日依法立案調查處理， 對未成年人申某侵犯隱私的行為給予行政拘留十日， 并處以五百元罰款的處罰。 但因申某系未成年人， 且屬初次違反治安管理， 按法律規定， 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 23日上午， 南京大學彩云尖山支教隊在其官微公眾平臺上發布聲明稱， 該支教隊在尖山鄉山頂小學支教的過程中，
延伸閱讀34例案件只有兩名被騷擾者為原告 如何應對職場性騷擾？近日， 公益組織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發布了《打破沉默、拒絕妥協：中國防治職場性騷擾法律和司法審判案例研究報告》， 報告中顯示， 通過以聚法案例網為主要數據庫、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輔助數據庫進行統計， 最終獲得34例以性騷擾為主要訴訟事實的案件。 職場性騷擾不同于一般陌生場合的性騷擾， 基于特定場景， 性騷擾可能來自雇主、上司、同事、下屬、客戶等熟人關系， 受害者很容易選擇沉默。
案例
經理以加班為名酒后騷擾女員工小娜的心情極其復雜， 每天的精神有些恍惚， 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不久前， 小娜所在的公司進行了一次慶功宴。 “同事都很高興， 也喝的比較多。 ”聚餐結束后， 小娜被經理安排去公司值班。 剛到公司不久后， 小娜便接到了經理的電話， 讓她去自己的辦公室。 小娜進入辦公室后， 發現滿身酒氣的經理狀態有些異常。 他湊到小娜身邊， 開始對她動手動腳。 被嚇到的小娜一下子懵住了， 過了幾秒鐘之后， 小娜開始用力掙脫， 大聲喊叫起來。 “他一邊動手動腳還說一些不好聽的話。 ”在一番激烈反抗中，
數說
34例案件只有兩名被騷擾者為原告與小娜的勇敢面對不同， 多數受到侵害者則更多地選擇了忍氣吞聲。 在《中國防治職場性騷擾法律和司法審判案例研究報告》中顯示， 以2010年到2017年期間中國法院公開的裁判文書作為統計資料基礎， 對其中以職場性騷擾為主要訴訟事實的案件判決書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以聚法案例網為主要數據庫、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輔助數據庫， 以“性騷擾”為檢索關鍵字所得法律文書超過400份， 其中準確提及“性騷擾”字眼的法律文書約300份， 聚焦于勞動領域并去除同案重復的法律文書（如同案之一審、二審文書）， 最終獲得34例以性騷擾為主要訴訟事實的案件。北京源眾性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瑩表示:“整體的裁判文書大約有5000多萬份，與我國龐大的案件基數作對比，34例這一數據占總案件比例極低。”在對34例職場性騷擾案件進行梳理時，讓李瑩有些意外，這些案件絕大多數涉及勞動爭議，性騷擾事實的認定其實是處于附屬性地位的，附隨于勞動爭議解決的過程中予以處理，并非性騷擾受害者主動進入訴訟程序。“是實施騷擾者因為受到公司的處分或者因為名譽侵害而提起的訴訟，而不是被侵害者主動訴訟，也就是說在一些案件中被侵害者反倒成為了被告。”調查發現，34個案例中僅有兩個案例是以性騷擾受害者為原告對嫌疑性騷擾實施者提起的一般人格權糾紛訴訟，且兩案皆因證據不足而被駁回訴訟請求。中華女子學院法律系教授劉明輝認為，數據表明職場性騷擾受害人極少主動以訴訟的方式進行維權。“并且即使受害人走向司法救濟也較難獲得法院的支持。”
積極
一些公司直接開除嫌疑騷擾者34個案例中，共涉及具體案由有七類。在劉明輝看來，七類案由實際上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為涉勞動權糾紛，第二組為嫌疑性騷擾者“維權”訴訟，第三組為性騷擾受害者維權訴訟。小娜最開始將事情告知了公司人力部門，但是人力部門并未積極地進行解決，而是將小娜的狀告轉給了她的部門經理。在公司內部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小娜決定訴諸法律。“這樣做的話，事情可能會公開化，會讓很多人知道，會讓我的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與小娜的境遇不同，在一些案例發生后，一些公司開始在其中起到了積極主動的作用。李瑩表示，從被告身份比例看，用人單位占比最大，約為58.8%，結合具體案情可知主要原因是用人單位對嫌疑性騷擾實施者行使單方解除權，即用人單位基于懲罰嫌疑性騷擾實施者、威懾職場性騷擾行為以及保護女性職工合法權益的目的，與嫌疑性騷擾實施者解除勞動合同，進而引發嫌疑性騷擾實施者對用人單位提起勞動爭議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支付賠償金或補償金等。在原告身份中，用人單位占比近30%，其原因與其成為被告的主要原因相似，嫌疑性騷擾實施者提起勞動仲裁，在仲裁機構做出對用人單位不利的裁決時，用人單位對仲裁結果不滿而提起訴訟。在劉明輝看來，用人單位已經在主動干預與介入，履行其社會責任與防治性騷擾義務。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已經在關注職場性騷擾的防治問題并且從研究樣本看，絕大多數的處罰手段都很嚴，為直接開除處理。
應對
大聲說“不”并保留證據小娜手中經理發給她的短信、與她的通話錄音，與經理當眾爭吵時的在場同事都可以成為證據鏈中的一環。“一些同事因為還需要在公司工作，可能不方便出來作證。”小娜說，在爭吵之后，一名女同事愿意為她作證，因為她也曾遭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對象同樣是這名經理。在李瑩看來，職場性騷擾案件占比低并不是因為發生率低，在智聯招聘做的職場性騷擾調查顯示，職場女性遭遇過性騷擾的比例為38.8%，職場男性遭遇過性騷擾的比例為15.6%。“34例案件可以說只是浮于深海的冰山之一角，可見走進司法視野的職場性騷擾案件數量極少。這個極低的數字恰恰說明，我們的相關法律沒有被激活，另外尋求司法救濟有可能帶給工作、職業發展、婚姻家庭、社交影響的巨大負面影響，受害人不得不選擇沉默。”劉明輝認為，職場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一開始往往傾向于選擇沉默、隱忍，沒有訴諸司法的意圖，使其錯過取證時機，在法庭上相當被動。李瑩表示，職場性騷擾包括令女性感到被羞辱、被冒犯的性暗示舉動，性騷擾的方式不僅包括身體接觸、肢體動作騷擾，也包括下流或侮辱性的語言騷擾，以及來自郵件微信等信息騷擾。女性第一次遇到性騷擾就要明確表態，勇敢說“不”，不要給騷擾者留下軟弱可欺或沒主見的感覺。“收到語言或信息騷擾，最好不要刪掉，這些會成為今后維權的證據。”劉明輝提醒，如發生了肢體性騷擾，用自己隨身攜帶的通訊工具保留視頻、音頻證據。如果對方寫過道歉書，單位對事件有過處理意見，或者報警記錄都要保存好。還可以告訴自己信賴的親友，請他們出庭作證。
來源：北晚新視覺網綜合? 鳳凰網編輯：TF003
最終獲得34例以性騷擾為主要訴訟事實的案件。北京源眾性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瑩表示:“整體的裁判文書大約有5000多萬份，與我國龐大的案件基數作對比，34例這一數據占總案件比例極低。”在對34例職場性騷擾案件進行梳理時，讓李瑩有些意外，這些案件絕大多數涉及勞動爭議，性騷擾事實的認定其實是處于附屬性地位的，附隨于勞動爭議解決的過程中予以處理，并非性騷擾受害者主動進入訴訟程序。“是實施騷擾者因為受到公司的處分或者因為名譽侵害而提起的訴訟，而不是被侵害者主動訴訟，也就是說在一些案件中被侵害者反倒成為了被告。”調查發現，34個案例中僅有兩個案例是以性騷擾受害者為原告對嫌疑性騷擾實施者提起的一般人格權糾紛訴訟，且兩案皆因證據不足而被駁回訴訟請求。中華女子學院法律系教授劉明輝認為，數據表明職場性騷擾受害人極少主動以訴訟的方式進行維權。“并且即使受害人走向司法救濟也較難獲得法院的支持。”積極
一些公司直接開除嫌疑騷擾者34個案例中，共涉及具體案由有七類。在劉明輝看來，七類案由實際上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為涉勞動權糾紛，第二組為嫌疑性騷擾者“維權”訴訟，第三組為性騷擾受害者維權訴訟。小娜最開始將事情告知了公司人力部門，但是人力部門并未積極地進行解決，而是將小娜的狀告轉給了她的部門經理。在公司內部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小娜決定訴諸法律。“這樣做的話，事情可能會公開化，會讓很多人知道，會讓我的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與小娜的境遇不同，在一些案例發生后，一些公司開始在其中起到了積極主動的作用。李瑩表示，從被告身份比例看，用人單位占比最大，約為58.8%，結合具體案情可知主要原因是用人單位對嫌疑性騷擾實施者行使單方解除權，即用人單位基于懲罰嫌疑性騷擾實施者、威懾職場性騷擾行為以及保護女性職工合法權益的目的，與嫌疑性騷擾實施者解除勞動合同，進而引發嫌疑性騷擾實施者對用人單位提起勞動爭議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支付賠償金或補償金等。在原告身份中，用人單位占比近30%，其原因與其成為被告的主要原因相似，嫌疑性騷擾實施者提起勞動仲裁，在仲裁機構做出對用人單位不利的裁決時，用人單位對仲裁結果不滿而提起訴訟。在劉明輝看來，用人單位已經在主動干預與介入，履行其社會責任與防治性騷擾義務。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已經在關注職場性騷擾的防治問題并且從研究樣本看，絕大多數的處罰手段都很嚴，為直接開除處理。
應對
大聲說“不”并保留證據小娜手中經理發給她的短信、與她的通話錄音，與經理當眾爭吵時的在場同事都可以成為證據鏈中的一環。“一些同事因為還需要在公司工作，可能不方便出來作證。”小娜說，在爭吵之后，一名女同事愿意為她作證，因為她也曾遭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對象同樣是這名經理。在李瑩看來，職場性騷擾案件占比低并不是因為發生率低，在智聯招聘做的職場性騷擾調查顯示，職場女性遭遇過性騷擾的比例為38.8%，職場男性遭遇過性騷擾的比例為15.6%。“34例案件可以說只是浮于深海的冰山之一角，可見走進司法視野的職場性騷擾案件數量極少。這個極低的數字恰恰說明，我們的相關法律沒有被激活，另外尋求司法救濟有可能帶給工作、職業發展、婚姻家庭、社交影響的巨大負面影響，受害人不得不選擇沉默。”劉明輝認為，職場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一開始往往傾向于選擇沉默、隱忍，沒有訴諸司法的意圖，使其錯過取證時機，在法庭上相當被動。李瑩表示，職場性騷擾包括令女性感到被羞辱、被冒犯的性暗示舉動，性騷擾的方式不僅包括身體接觸、肢體動作騷擾，也包括下流或侮辱性的語言騷擾，以及來自郵件微信等信息騷擾。女性第一次遇到性騷擾就要明確表態，勇敢說“不”，不要給騷擾者留下軟弱可欺或沒主見的感覺。“收到語言或信息騷擾，最好不要刪掉，這些會成為今后維權的證據。”劉明輝提醒，如發生了肢體性騷擾，用自己隨身攜帶的通訊工具保留視頻、音頻證據。如果對方寫過道歉書，單位對事件有過處理意見，或者報警記錄都要保存好。還可以告訴自己信賴的親友，請他們出庭作證。
來源：北晚新視覺網綜合? 鳳凰網編輯：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