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談了古代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 提到唐朝將法官的錯判稱為“出入人罪”， 并分為四大類型：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 并主要介紹了“故入人罪”與“故出人罪”的問責：今天我們再來說說宋朝 時對“失入人罪”的司法責任追究。
由于“失入人罪”不存在主觀故意， 往往是因為案情有疑點， 或者法律適用有疑難， 而法官未能明辨， 從而作出錯誤的判決， 導致無罪之人獲刑， 或者罪輕之人受到重判。 因此， “失入人罪”應該追究責任， 但其責任又輕于“故入人罪”。
北宋前期， 政府延續唐朝的做法， 在《宋刑統》“故入人罪”條款后面，
不過， 唐宋兩朝均有“官當”制度， 即允許官員用其官職贖刑（死刑與加役流除外， 不得贖刑）， 按《唐律疏議》與《宋刑統》， “諸犯私罪， 以官當徒者， 五品以上，
“失入人罪”當中， 無疑以“失入人死罪”最為嚴重， 盡管并非司法官故意殺人， 但畢竟將一名無辜或罪不致死的人以法律的名義處死了， 問責不可不嚴。 雍熙三年（986）， 宋廷立法限制了“失入人死罪”問責中的“官當”：“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
讓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我以前說過， 這里再引述一回：
宋仁宗年間， 隴州（今陜西隴縣）發生了一起錯案：隴安縣一個叫龐仁義的人， 跑到縣衙檢控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是殺人越貨的劫盜。 隴安縣尉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馬文千、高文密等人， 交縣法庭審訊。 龐仁義又“教其妻妾認所盜贓”， 指使妻妾作偽證， 坐實了馬文千等人之罪名。 縣衙破案心切， 動用了刑訊， 高文密大概因為熬不過來， 死于獄中。 其余四人遂服押認罪。 案子經隴州司理院復審， 判處馬文千等四人死刑。
馬文千之父上訴至隴州， 但權領州事的孫濟卻不予受理， 批準了死刑， 馬文千四人遂被處決。
朝廷對馬文千案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立即展開調查。 查實后， 隴州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嚴九齡（均為隴州的法官）、隴安縣尉董元亨， 對五人冤案負直接責任， 一并開除公職， 發配到廣州衙門服差役；隴州司理院的獄吏被杖脊， 刺配沙門島；隴安縣獄吏被刺配廣南牢城；對冤案負有連帶責任的權州事孫濟， 被貶到煙瘴之地雷州當一名參軍。
此時， 正好遇上國家大赦， 但宋仁宗還是沒有赦免孫濟等人的刑責， 而是按“失入人罪”問責制度嚴懲不貸。 皇帝又給諸州縣下了一道詔書，
到了北宋后期的神宗朝， 宋政府又專門針對“失入人死罪”作出立法， 叫做“失入死罪法”。 根據這一立法， 凡官司失入人死罪， 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達到三名， 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刺配千里外牢城”；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開除公職）、“編管”（限制人身自由）；負次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奪職稱、勒令停職）。
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達到兩名， 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遠惡處編管”；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次要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 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職）。
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只有一名， 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千里外編管”；負首要責任與次要責任的法官“勒停”；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沖替”（調離本職）。
以上對法官的處罰“遇赦不原”、“去官不免”，就算遇上國家大赦，或責任人已經離職，也不給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經歷還將成為他們仕途履歷的終身污點，今后的“磨勘、酬獎、轉官”，均受影響。不過，如果被誤判死罪的犯人尚未執行判決，相關責任人則可以按“遞減一等”問責。
南宋時期又對“失入死罪法”作出了調整，主要是將獄吏也分為第一責任人、第二責任人、第三責任人與第四責任人，對不同責任人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至此，“失入死罪法”的條文更為細密。可惜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均未再訂立專門的“失入死罪法”。
以上對法官的處罰“遇赦不原”、“去官不免”，就算遇上國家大赦，或責任人已經離職，也不給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經歷還將成為他們仕途履歷的終身污點，今后的“磨勘、酬獎、轉官”，均受影響。不過，如果被誤判死罪的犯人尚未執行判決，相關責任人則可以按“遞減一等”問責。
南宋時期又對“失入死罪法”作出了調整，主要是將獄吏也分為第一責任人、第二責任人、第三責任人與第四責任人，對不同責任人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至此，“失入死罪法”的條文更為細密。可惜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均未再訂立專門的“失入死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