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中西的金融發展史， 也有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發現。
大家都知道， “銀行”的英文單詞是Bank， 源于意大利語Banco， 原意為“長凳”， 因為西方的銀行就是從11世紀威尼斯街邊的長凳發展起來的。
威尼斯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交通， 成為中世紀歐洲的商業中心與貿易重鎮， 來自各國的商人云集于此， 市面流通著五花八門的貨幣， 這些貨幣需要兌換與鑒定， 由此便催生出以兌換與鑒定貨幣為業的金融商。 這批早期的金融家往往沒有開設鋪面， 只在街邊擺一張長凳， 坐著， 身邊放著一只裝了各種貨幣的大袋子，
由于兌換需要準備大量現金， 這些現錢如果閑置下來， 顯然很可惜。 后來， “坐板凳的兌換商”便將一部分暫時不用兌換的現錢借出來， 賺取利息。 之后， 他們又吸納存款， 市民手頭有了閑錢， 可以寄存在“坐板凳的兌換商”那里生息。 就這樣， “坐板凳的兌換商”慢慢演變成了早期的銀行家。
《銀行家和他的妻子》
隨著業務的發展， 賺到錢的銀行家又“鳥槍換炮”， 將街邊的長凳換成鋪面。 巴黎盧浮宮博物館收藏有一幅16世紀的油畫《銀行家和他的妻子》， 畫的是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普一家錢鋪的主人， 正在稱量銀子。 西方的銀行， 就是從“長凳—錢鋪”一路演進而來的。
有意思的是， 中國早期的金融兌換機構則是從“桌子”發展越來的， 因此叫做“桌子鋪”。 葉適撰寫的陳謙墓志銘提到“桌子鋪”：“慶元二年， （陳謙）以戶部為湖廣總領， 總司先造會子， 價益賤減， 省百才直五十， 命曰短錢。 相承莫能革更， 規以自利。 公集卓（卓通桌）子鋪， 日付錢為千者五百， 使以七十兌焉， 傾損無愧。 ”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 南宋慶元年間， 陳謙主政湖廣， 湖北會子貶值， 一省陌（77文）才可兌換50文錢。 陳謙每日撥給“桌子鋪”本錢500貫， 按一省陌兌70文錢的匯率供市民兌換， 借此提升湖北會子的價值。 這里的“桌子鋪”， 是南宋時期出現的提供貨幣兌換服務的金融機構。
明清時期又有錢鋪、錢莊， 除了從事貨幣兌換業務之外， 還接受存款、提供貸款。
計六奇的《明季北略》提到“錢桌”：“街衢錢桌， 有私錢一文笞， 二文徒， 三文遣， 四文外斬矣。 ”崇禎年間， 京城的“錢桌”用劣質的私制錢兌換白銀， 造成錢價大跌， 銅錢出現嚴重通脹， 所以朝廷下了禁令， 嚴禁“錢桌”使用私錢。 晚明的“錢桌”發展到清代， 成了錢鋪、鋪莊， 增加了存貸款業務， 這一演進路徑跟威尼斯的Banco是一樣的。
中國與西方的紙幣演化路徑， 也是差不多的。
可能你已經知道了， 英國最早的紙幣是17世紀出現的“金匠券”。 當時國王查理一世為籌措軍費， 征用平民黃金， 人們紛紛將黃金寄存到金匠那里， 金匠則給存戶開具存單， 存戶憑單可以隨時領出黃金。 后來， 人們又將存單用于支付、交易， 因為使用存單交易非常方便， 不用攜帶沉重的黃金實物。 于是， 慢慢的， 黃金存單便變成了具有貨幣功能的證券， 這便是“金匠券”。
中世紀金匠
金匠為了牟利， 也制作了“金匠券”投入市場， 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手持“金匠券”前來兌換黃金， 這些“金匠券”便可以像金幣那樣流通下去。 到了17世紀末， 英格蘭銀行成立， 便模仿“金匠券”發行紙幣。
南宋時， 流通范圍最大的一種紙幣——東南會子， 其前身也是類似于“金匠券”的存單， 叫做“便錢會子”。 史載， 紹興年間， “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 豪右主之”， 意思是說， 南宋杭州的富商開設了會子鋪， 市民只要在那里存入現錢， 便可領到等值的會子。 這里的會子， 具有銀行存單的性質， 同時也可作為貨幣使用。
那么， 這些發行會子的“豪右”是何許人也？宋史研究者李埏與林文勛先生的論文《論南宋東南會子的起源》提出了一個推斷：“聯系會子本又是一種票據， 再證之于四川交子最初是由成都的十六戶富商發行的這一事實， 我們認為， 這些‘豪右’當是臨安城內開設交引鋪的大商人。 據載， 在當時臨安城內天街‘自五間樓北， 至官蒼南御街， 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余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人納算請鈔引’。交引鋪商人一方面財力較大，現錢充足；另方面又長期從事買賣交引業務，對票據的發行較為熟悉，最有條件發行便錢會子。”
也就是說，李埏、林文勛兩位認為，便錢會子很可能就是金銀鋪發行的，跟英國的“金匠券”出自金匠之手多么相似。這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中西皆然。
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余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人納算請鈔引’。交引鋪商人一方面財力較大，現錢充足；另方面又長期從事買賣交引業務，對票據的發行較為熟悉，最有條件發行便錢會子。”也就是說，李埏、林文勛兩位認為，便錢會子很可能就是金銀鋪發行的，跟英國的“金匠券”出自金匠之手多么相似。這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中西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