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
松陰國體論的提出，
急速推進其侵略思想的理念化和狂熱化。
與同時代的另一位亞洲侵略主義者橋本左內相對比，
松陰的這一特點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橋本左內
左內和松陰一樣，
面對西方的衝擊，
迅速復活武士傳統意識，
產生了對外擴張的思想。
但與松陰不同的是，
他一直強調手段的合理性，
並沒有借助尊皇信仰。
在安政四年（1858）年11月28日寫給村田氏壽的信中，
左內認為當時國際局勢的基本狀況是英國和俄國兩雄不能並立，
天下將干戈不休，
直到英國或者俄國兩者之一成為盟主。
在此局面下，
左內認為：“日本甚難獨立。
欲致獨立，
不吞山丹（清朝長城附近的山丹縣）、滿洲之邊、朝鮮國，
且領亞墨利加洲或印度地內，
則甚不如所望。
”但是，
日本並無足夠的實力獲得上述領土，
因此左內認為當下應採取的基本戰略是聯俄抗英，
改革圖強；同時拉攏美國（同意其通商、設使的要求，
但是反對自由貿易，
由官府控制對外貿易），
侵略亞洲鄰國。
左內寫道：“且視亞（美國）為一東藩（日本東部的一個大名），
思西洋為我所屬，
以魯（俄國）為兄弟唇齒，
掠奪近國，
此等事為第一緊要。
”
日本武士
吉田松陰將美國視為要滅亡日本的頭號敵人而堅決拒絕其設使通商的要求，
橋本左內則敏銳地認識到俄英矛盾才是日本所處國際環境的關鍵。
在把侵略亞洲作為積蓄實力的手段上，
左內和松陰相同，
但是左內顯然比松陰對圍繞日本的國際情勢把握得更加全面，
具體的應對之策也更為合理。
造成兩人思想差距的，
除了所處政治地位不同、所獲國際情報有異之外，
松陰從安政三年（1856）8月以後開始不斷強調其天皇中心主義的“國體論”，
信仰日趨狂熱，
手段為目的服務的理性思考日趨衰退，
無疑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其亞洲侵略思想第三階段的代表作《對策一道》等，
詳細論述如何通過外交辭令讓美國暫時放棄開國要求，
實在是一廂情願的空想，
而松陰之所以堅持拒絕開港通商，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追隨孝明天皇的旨意。
吉田松陰故居
總之，
亞洲侵略思想在幕末日本武士之間甚為流行，
松陰並非唯一。
但其“國家理性”和“國體信仰”的奇異結合，
使其成為近代日本亞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
松陰在佩里來航之後逐步展開的亞洲侵略構想，
有著極強的現實可操作性，
體現了近代日本的“國家理性”。
而其“國體論”的提出，
則一方面使其侵略思想更加理念化，
具有了作為宗教信仰的狂熱意味，
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手段上升為目的的非理性傾向，
為其通往昭和時代日本的超國家主義開闢了道路。
（ 季我努學社會員 唐利國：《論吉田松陰的近代亞洲侵略思想》 本文刊載于《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