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 《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 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 圖為他的遇害現場。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 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 決定了變革的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說, 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
你殺得死記者, 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
採訪並文 / 崔瑩
編輯 / 陳默
今年4月初, 美國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IRE)公佈了2017年度IRE大獎的獲獎名單。 IRE大獎是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 與普利策獎齊名。
IRE金獎是該協會頒發的調查性報導最高榮譽。 今年獲得該獎的作品,
獲得本屆IRE“犯罪報導特別獎”的, 是BuzzFeed關於巨富斯考特·楊死亡的調查報導。 Buzzfeed用兩年時間調查此案, 揭示這與俄羅斯勢力在英國本土執行的暗殺行動有關。
IRE創建於1975年, 總部位於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 是世界上最大、創立最早的調查記者組織, 擁有5500多名會員。 從1979年開始, IRE每年都會評選優秀的調查報導作品。 不僅如此, IRE還為調查記者提供培訓、資源和社區支援, 並保護調查記者的權利。
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是IRE的執行總監。 他曾任基卜林格公共事務新聞專案總監, 以及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電訊報》調查報導主編。
IRE執行總監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
如何衡量一篇報導是否有影響力?在採訪過程中,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 他們的標準, 是它是否改變立法、懲治違法者、促進社會變革。
而點擊量, 並不在此列, 因為“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 決定了變革的方向”。
換言之, 一篇調查報導之所以有價值, 是因為它能影響真正有影響力的精英, 進而改變社會。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 把流量與記者的收入和考評掛鉤的方式, 在美國極其少見。 如果盲目追求流量, 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 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以下為採訪內容。
有影響力的報導是促進社會變革的報導
穀雨:IRE大獎和普利策獎的獲獎作品有時會有重合, 這兩個獎項存在哪些差異呢?
道格·哈迪克斯:IRE的所有獎項都和調查性報導有關, 而普利策獎包括其他種類。
在調查報導的評選上, 普利策獎遵循的某些標準和IRE獎有些類似, 但我們會更多地考慮報導的影響力。
穀雨:那麼, 你們如何衡量報導的影響力呢?
道格·哈迪克斯:影響力包括報導是否促進法律的改變, 是否讓某些人被繩之於法, 是否促進了社會變革, 等等。
穀雨:今年, IRE的一個金獎被頒給了《紐約時報》的韋恩斯坦性騷擾報導, 你認為這系列報導的可貴之處在哪裡?
道格·哈迪克斯:《紐約時報》揭露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這些報導影響了很多人, 給沉默的無權者提供了發聲的機會, 讓強權者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 在改變人們對性騷擾的態度方面, 它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為止, 這場運動影響深遠, 韋恩斯坦、美國著名訪談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以及一些政治人物, 都被揭露有性騷擾行為。
《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導。
穀雨:IRE 的另一個金獎被頒給了“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導專案”OCCRP和其合作夥伴Slidstvo.Info, 因為它們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紀錄片。 評獎時, 你們是怎麼考慮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們的評委都認為,
1976年6月, 《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 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 事件發生後, 三十多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趕來。 他們團結在一起, 決定繼續完成博爾斯的調查報導。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裡梅特遇害的記錄片。
謝裡梅特的經歷和博爾斯的經歷非常相似, 它們都表明:你殺得死記者, 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 對烏克蘭記者如此深入地調查、如此執著于將壞人繩之于法的行為, 我們非常驚歎。
報導本身比點擊量更重要
穀雨:你已經擔任IRE執行總監兩年了, 在這兩年裡, 美國調查報導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我認為是資料新聞日趨成熟。 有些記者通過編碼、軟體等複雜技術,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視覺化加工,這催生了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報導。
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亞特蘭大憲政報》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者對病人進行性侵的調查。這涉及成千上萬件案例,以及10萬多頁法庭檔。他們使用軟體來分析這些材料,總結出了共性。
今年IRE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論壇報》,他們對處方藥進行了複雜的分析,分析它們如何將患者置於危險境地。
另一個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是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他們查看了全美的破產資料,發現了種族歧視的存在——申請破產的黑人,和申請破產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在報導《對美國黑人而言,破產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兒》中使用大量資料。
還有一個獲獎者,調查的是外國人,特別是中東人在美國找房、租房時是否受歧視,它也涉及大量的資料分析。
穀雨:美國新聞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錯誤資訊和欺騙行為,不僅是調查報導記者,所有記者都面臨如何識別真偽資訊的挑戰。
2017年8月,颶風哈威登陸美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休斯頓當地機場被水淹的圖片,後來被指是假照片。
這些虛假資訊,有的來自白宮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一些報導令他們感到尷尬,或讓總統和他的政府顯得腐敗無能,他們於是故意詆毀合法的新聞媒體,將很多真實報導斷定為虛假的。特朗普政府還常把虛假消息作為宣傳工具,誤導公眾。這種現象正向地方一級政府蔓延。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與之對抗。對抗方式包括讓資訊透明、共用資料,以及說明故事來源等,以便讓讀者瞭解真相。
穀雨:在你看來,一篇優秀的調查報導應該是什麼樣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時候,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運營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為,記者要能提出質疑,揭露腐敗,挖掘真相,告知公眾。關於這些內容的報導,就是優秀的調查報導。它們關注受害者,調查污染企業和醫療事故。它們表明:某個組織依然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
穀雨:報導的點擊量與報導的品質、專業水準不一定成正比,有時甚至可能相反。在評選時,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們如何取捨?
道格·哈迪克斯:報導的點擊量是很重要,但我認為報導本身更重要。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點擊量高,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好報導。美國有很多小報和八卦雜誌,比如《世界新聞週報》《國家詢問者》,它們經常刊載虛假的故事和名人新聞,銷量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高。儘管如此,我還是寧願選擇讀者少、點擊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為,引起立法者和公眾關注並帶來改革的報導。
穀雨:美國記者的收入,是否會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掛鉤,或者在考評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係數來考慮?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國,這樣的做法極其少見。很多記者和新聞採編室會對讀者進行跟蹤調查,瞭解他們對不同報導的興趣,但記者的收入,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沒有直接聯繫。
穀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可能會給新聞業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道格·哈迪克斯:這樣的做法太不幸了,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那些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有的新聞雖然點擊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眾的新聞,比如關於政府、商業、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聞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機構
穀雨:美國的新聞機構是否會越來越多地考慮報導的性價比,考慮削減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過去10年-15年的時間裡,美國媒體的採編人員大幅減少,目前美國記者的人數是10-15年前記者人數的一半。這些削減對新聞業造成了很多傷害,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令人驚歎的調查報導陸續誕生。
我最擔心的,是這些削減對中小型媒體的影響——因為採編人數驟減,它們越來越沒有能力做調查性報導。因為調查性報導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記者採訪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參加一次政府會議就能寫出來的。
穀雨:美國調查報導記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麼範圍內?他們如果轉行,一般會去哪些領域?
道格·哈迪克斯:這取決於他們在哪裡工作。新聞界的人員削減,並不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
通常來說,記者所在的媒體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個記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調查性報導,但如果他在一家規模較小的報社工作,就不會獲得和《華盛頓郵報》記者同樣的薪水。
此外,美國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三藩市的生活成本較高,記者在那裡掙10萬美元,大概類似於在哥倫布、俄亥俄州或印弟安納波里斯這樣的地方掙5、6萬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新聞機構:有些記者去大學教書,特別是那些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他們很容易被大學聘為教授;有些記者會成為自由職業者,他們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會寫書;也有記者轉行成為公關,因為兩個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國的公關人數和記者的數量相等。
穀雨:近些年迅速發展的非營利新聞機構和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從事調查報導上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美國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非營利新聞研究所(INN)。它們在美國各地完成了很多優秀的調查報導。
很多媒體的觀念是,要竭力報導所有領域的新聞,包括社會新聞、法制新聞、娛樂新聞……而非營利新聞機構只需要選擇幾個重要的故事進行調查。不必報導某個社區的所有領域,的確是它們的優勢。
它們的劣勢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聲譽,很難獲得大量受眾。如果傳統媒體和這些非營利新聞機構合作,可以共贏。
穀雨:你認為,未來調查報導最好的運作模式應該是什麼?最好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我就會向全世界宣佈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覺得他們沒必要為新聞掏錢。他們習慣了在網上看免費新聞。對新聞機構而言,這就成了災難,因為製作新聞並非是免費的,做調查報導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來埋單,這也是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有人建議創建更多的基金會來支援調查報導,將調查報導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為大眾服務。我希望這樣的建議獲得更多的共識。
穀雨:你對調查報導的未來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道格·哈迪克斯:在國家層面,《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將會有更有力的調查報導。它們甚至增加了對調查性報導的投入,它們的調查報導會繼續存活,而且會活得更好。
但我對美國地方一級的調查性報導狀況感到擔憂。在很多社區,誰在關注當地的校董事會?誰在監督市長?誰在質疑州立法者和官員?誰在確保稅款被合理使用?最近這些年,來自社區的調查報導越來越少。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性媒體和地方媒體之間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資訊聚集在一起,聯合做調查報導,這是調查報導的希望。
穀雨:在新聞業不景氣的情況下,想進入調查報導領域的美國年輕人還多嗎?哪類人比較受歡迎?
道格·哈迪克斯:儘管報紙和地方電視臺都面臨商業模式的挑戰,依然有大量年輕人投身于新聞業,特別是那些用4年時間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本科生。優秀的年輕記者暑假會在新聞機構實習,獲得課堂之外的實踐經驗。
現在,美國新聞界對具有資料分析能力的年輕記者趨之若鶩。
穀雨:在你看來,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體,必須要堅持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對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媒體而言,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產出品質高、讀者和受眾信任的內容。如果做不到準確和堅持,任何媒體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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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記者通過編碼、軟體等複雜技術,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視覺化加工,這催生了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報導。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亞特蘭大憲政報》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者對病人進行性侵的調查。這涉及成千上萬件案例,以及10萬多頁法庭檔。他們使用軟體來分析這些材料,總結出了共性。
今年IRE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論壇報》,他們對處方藥進行了複雜的分析,分析它們如何將患者置於危險境地。
另一個資料新聞獎的獲得者是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他們查看了全美的破產資料,發現了種族歧視的存在——申請破產的黑人,和申請破產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在報導《對美國黑人而言,破產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兒》中使用大量資料。
還有一個獲獎者,調查的是外國人,特別是中東人在美國找房、租房時是否受歧視,它也涉及大量的資料分析。
穀雨:美國新聞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錯誤資訊和欺騙行為,不僅是調查報導記者,所有記者都面臨如何識別真偽資訊的挑戰。
2017年8月,颶風哈威登陸美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休斯頓當地機場被水淹的圖片,後來被指是假照片。
這些虛假資訊,有的來自白宮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一些報導令他們感到尷尬,或讓總統和他的政府顯得腐敗無能,他們於是故意詆毀合法的新聞媒體,將很多真實報導斷定為虛假的。特朗普政府還常把虛假消息作為宣傳工具,誤導公眾。這種現象正向地方一級政府蔓延。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與之對抗。對抗方式包括讓資訊透明、共用資料,以及說明故事來源等,以便讓讀者瞭解真相。
穀雨:在你看來,一篇優秀的調查報導應該是什麼樣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時候,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運營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為,記者要能提出質疑,揭露腐敗,挖掘真相,告知公眾。關於這些內容的報導,就是優秀的調查報導。它們關注受害者,調查污染企業和醫療事故。它們表明:某個組織依然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
穀雨:報導的點擊量與報導的品質、專業水準不一定成正比,有時甚至可能相反。在評選時,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們如何取捨?
道格·哈迪克斯:報導的點擊量是很重要,但我認為報導本身更重要。
有時一篇報導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導才是有影響力的報導。
點擊量高,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好報導。美國有很多小報和八卦雜誌,比如《世界新聞週報》《國家詢問者》,它們經常刊載虛假的故事和名人新聞,銷量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高。儘管如此,我還是寧願選擇讀者少、點擊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為,引起立法者和公眾關注並帶來改革的報導。
穀雨:美國記者的收入,是否會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掛鉤,或者在考評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係數來考慮?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國,這樣的做法極其少見。很多記者和新聞採編室會對讀者進行跟蹤調查,瞭解他們對不同報導的興趣,但記者的收入,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沒有直接聯繫。
穀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可能會給新聞業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道格·哈迪克斯:這樣的做法太不幸了,會導致記者都去報導那些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有的新聞雖然點擊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眾的新聞,比如關於政府、商業、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聞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機構
穀雨:美國的新聞機構是否會越來越多地考慮報導的性價比,考慮削減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過去10年-15年的時間裡,美國媒體的採編人員大幅減少,目前美國記者的人數是10-15年前記者人數的一半。這些削減對新聞業造成了很多傷害,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令人驚歎的調查報導陸續誕生。
我最擔心的,是這些削減對中小型媒體的影響——因為採編人數驟減,它們越來越沒有能力做調查性報導。因為調查性報導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記者採訪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參加一次政府會議就能寫出來的。
穀雨:美國調查報導記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麼範圍內?他們如果轉行,一般會去哪些領域?
道格·哈迪克斯:這取決於他們在哪裡工作。新聞界的人員削減,並不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
通常來說,記者所在的媒體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個記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調查性報導,但如果他在一家規模較小的報社工作,就不會獲得和《華盛頓郵報》記者同樣的薪水。
此外,美國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三藩市的生活成本較高,記者在那裡掙10萬美元,大概類似於在哥倫布、俄亥俄州或印弟安納波里斯這樣的地方掙5、6萬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新聞機構:有些記者去大學教書,特別是那些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他們很容易被大學聘為教授;有些記者會成為自由職業者,他們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會寫書;也有記者轉行成為公關,因為兩個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國的公關人數和記者的數量相等。
穀雨:近些年迅速發展的非營利新聞機構和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從事調查報導上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美國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非營利新聞研究所(INN)。它們在美國各地完成了很多優秀的調查報導。
很多媒體的觀念是,要竭力報導所有領域的新聞,包括社會新聞、法制新聞、娛樂新聞……而非營利新聞機構只需要選擇幾個重要的故事進行調查。不必報導某個社區的所有領域,的確是它們的優勢。
它們的劣勢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聲譽,很難獲得大量受眾。如果傳統媒體和這些非營利新聞機構合作,可以共贏。
穀雨:你認為,未來調查報導最好的運作模式應該是什麼?最好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我就會向全世界宣佈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覺得他們沒必要為新聞掏錢。他們習慣了在網上看免費新聞。對新聞機構而言,這就成了災難,因為製作新聞並非是免費的,做調查報導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來埋單,這也是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有人建議創建更多的基金會來支援調查報導,將調查報導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為大眾服務。我希望這樣的建議獲得更多的共識。
穀雨:你對調查報導的未來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道格·哈迪克斯:在國家層面,《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將會有更有力的調查報導。它們甚至增加了對調查性報導的投入,它們的調查報導會繼續存活,而且會活得更好。
但我對美國地方一級的調查性報導狀況感到擔憂。在很多社區,誰在關注當地的校董事會?誰在監督市長?誰在質疑州立法者和官員?誰在確保稅款被合理使用?最近這些年,來自社區的調查報導越來越少。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性媒體和地方媒體之間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資訊聚集在一起,聯合做調查報導,這是調查報導的希望。
穀雨:在新聞業不景氣的情況下,想進入調查報導領域的美國年輕人還多嗎?哪類人比較受歡迎?
道格·哈迪克斯:儘管報紙和地方電視臺都面臨商業模式的挑戰,依然有大量年輕人投身于新聞業,特別是那些用4年時間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本科生。優秀的年輕記者暑假會在新聞機構實習,獲得課堂之外的實踐經驗。
現在,美國新聞界對具有資料分析能力的年輕記者趨之若鶩。
穀雨:在你看來,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體,必須要堅持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對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媒體而言,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產出品質高、讀者和受眾信任的內容。如果做不到準確和堅持,任何媒體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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