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靜
對於宋神宗而言， 在名列“漢唐舊疆”的各地中， 尤以西夏的“收復”最為迫切。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 李繼遷時叛時降， 與遼結成掎角之勢， 共同對付宋朝， 並攻取北宋西北樞紐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 對北宋構成了很大威脅。 而王韶廷奏《平戎策》， 提出“欲取西夏， 先複河湟”深得皇帝讚賞， 王韶也被委以重任。
河湟地區是北宋自宋太宗之後， 主動進行的一次比較成功的軍事行動。 而這一勝利， 實際上也是為宋神宗、王安石君臣“調一天下， 兼制夷狄”大戰略開了一個好頭。 所謂“兼制夷狄”的物件， 就北方而言，
可惜， 在很長時期裡， 熙河路的建設與鎮壓蕃部反抗已經使北宋朝廷疲于應付。 熙寧七年（1074年）正月， 王韶奉旨入朝， 唃廝囉第三子董氈就趁熙河地區新定， 人心不穩之時， 以數萬眾進入河州、岷州， 意圖收復失地。 河州知州景思立領軍六千前往討伐， 在踏白城全軍覆沒， 景思立戰死。 這是熙河之役以來宋軍的最大敗績， 直到王韶聞訊後急馳入熙州， 帶兵繞道踏白城， 焚毀吐蕃營帳八千餘， 斬首七千餘級， 迫使木征投降才穩定了熙河地區的局勢， 這也使得北宋朝廷無法從河湟地區出兵來攻擊西夏。
但是西夏對這一如芒刺在背的威脅還是比較在意的。
這一年， 神宗發動“恢復”西夏的戰爭， 此戰的目的是 “直搗興、靈， 覆其巢穴”， “恢復漢、唐兩河之地”， 換句話說， 即是意圖一舉滅夏。 結果， 宋軍“五路出兵， 問罪夏國”， 卻在靈州（寧夏吳忠市境內）敗北，
另一方面， 對於宋朝大張旗鼓的開邊活動， 遼朝也明確感受到“（宋）若已服夏國， 當覘幽燕”的威脅。 宋朝“朝廷遣兵問罪， 與北朝不相干涉”的外交辭令自然無法取信於人， 故契丹人“引先發制人之說， 造為釁端”。 熙寧五年（1072 年）開始， 北宋駐守雄州邊境（今屬河北省保定市）的官員已多次向宋廷報告， 說契丹的兵馬多次越過作為兩國邊界線的拒馬河， 看樣子是要在拒馬河南岸安置口鋪（哨所）。 熙寧七年（1074 年）， 遼使蕭禧更進呈遼朝國書，
這次劃界事件後不久， 王安石再次罷相， 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日後反對派上臺， 劃界事件就成為他們誹謗王安石的一個口實， 王安石儼然成為“棄地七百里”的主導者。 所謂“王安石再入相， 獨言：‘將欲取之，
這實在是冤枉了王荊公， 在1074年四月到 1075年二月這段宋遼談判的關鍵時期， 王安石並沒有在朝廷為相， 如何能夠干預這段時間內的交涉。 而在王安石再相並趕回開封府的熙寧八年（1075）的九月， 他急切地見到宋神宗主張對契丹強硬， 維護國家權益。 這時候反而是宋神宗懼怕契丹， 執意妥協， “今中國未有以當契丹， 須至如此”。 即便王安石告誡神宗， “陛下非睡王（指庸主遼穆宗耶律璟）， 契丹主非柴世宗（這般英主）”， 宋神宗還是對武力抗遼沒有信心， 決意暫時對遼妥協， 以割地來換取對遼的和平， “沮中國而生外敵之氣也”。顯而易見，王安石是替宋神宗背了黑鍋。
結果，從“恢復漢唐舊疆”的目標而言，宋神宗開邊以全面失敗而告終。對契丹割地，對夏戰爭慘敗，甚至1075-1076年對交趾（李朝）的戰爭也未能達到“郡縣而治之”的預定戰略目標，遂令王韶拓邊熙河成為這一時期宋廷軍事上的唯一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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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中國而生外敵之氣也”。顯而易見，王安石是替宋神宗背了黑鍋。結果，從“恢復漢唐舊疆”的目標而言，宋神宗開邊以全面失敗而告終。對契丹割地，對夏戰爭慘敗，甚至1075-1076年對交趾（李朝）的戰爭也未能達到“郡縣而治之”的預定戰略目標，遂令王韶拓邊熙河成為這一時期宋廷軍事上的唯一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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