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香港導演陳木勝的遺作《怒火·重案》收到許多好評。 有人大聲疾呼「老港片終于回來了」， 還有人搬出早前美國電影學者大衛·波德維爾對港片的評價「盡皆過火， 盡是癲狂」來形容這部電影。 但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評價， 這部電影雖然有懷舊的港片橋段、經典的「雙雄」人物關係、酣暢淋漓的打鬥場面。 但是從主題上來說， 它超越了《員警故事》《英雄本色》《無間道》等一眾老香港警匪片的時代性， 是一部更加具有當代意義的港片。
《怒火·重案》的當代性首先在于人物。 剛看完電影， 我最大的感受是謝霆鋒真「帥」。
阿敖（謝霆鋒 飾）第一次出場， 是在一個交易[毒·品]的倉庫。 倉庫用黑白格紋地板鋪就， 室內光線暗淡， 結構複雜多層次。
影片顛覆了以往大多數舊港片專注于警對匪的向外衝突， 而是把矛盾集中在警局內部的黑白分裂。 阿敖和他的幾個弟兄都曾是警署人員。 曾經阿敖是警隊的得力新人， 即將晉升。 他與片中另一個主要人物阿邦（甄子丹 飾）之間是同事， 也是兄弟的關係。
在一次富豪被綁案件中， 兩人分頭行動。 阿敖抓住了犯罪嫌疑人之一並對其刑訊逼供。 他向上級請示， 得到的回答是繼續使用暴力， 只要能救出富豪， 一切後果由上級承擔。 阿邦趕到現場， 卻沒能阻止那名疑犯被打致死。 阿敖受到了審判， 但他沒有料到上級拒不承認做出的承諾， 同僚阿邦也無法顧及兄弟情誼， 選擇站在了程式正義的一邊。
惡徒的行為動機不是欲望， 而是憤怒， 是為不公的現實復仇。 仿佛是在黑色中加了點白， 阿敖變成了一個灰度人物。 那麼與他對決的阿邦是什麼顏色呢？
我們常說的倫理道德是一個集體的概念。 對于個體來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把道德尺規， 有時與社會主流道德觀相左， 卻不一定是絕對錯誤的。 阿邦作為一個好員警， 他的尺規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基本吻合。 從這個層面來說， 他是白的。
開場沒多久， 導演就用簡練的幾筆勾勒出他的性格。 上司和富商邀請他赴宴， 席間要求他放過襲警的富商之子， 但阿邦戲謔地扔下200塊茶錢拂袖而去。 在當天晚上的緝毒行動中，
阿邦是一個堅守正義的好員警， 我們對于這樣的正派人物是相當熟悉的。 他雖然不向權威靠攏， 遠離權力鬥爭， 也不認同警隊管理層的部分違紀行為， 但是這些都不意味著他對員警身份的認同也出現危機。 相反，他心中堅持的善惡，與警署所代表的法制和規則，員警是為民除惡的人民公僕等理念高度契合。否則也不會做出獨身入毒窩，以一敵百的冒死行徑。
阿邦獨身一人深入毒穴
但是即便剛正如他，也會犯下錯誤，他的顏色並不是純白。片中阿敖設了一個局，是對阿邦的道德考驗，也是為了讓阿邦理解他當年的兩難處境。阿敖將定時炸彈接上當年以權謀私的前領導的脈搏，逼迫前領導去阿邦妻子工作的幼稚園把手與阿邦妻子拷在一起。只有前領導的心臟停止跳動，炸彈才會停止計時，否則將殃及阿邦妻子以及周圍的老師和孩子。此時，一位員警已經做好了準備射殺前領導。在救妻子心切的危急情況下，阿邦朝那位員警所在防護盾方向開了一槍。為此他付出了或被革職的代價。在開槍的那一刻，他也變成了灰度人物。
阿邦的幸運在于同事沒有受到傷害，他可以秉持自己堅信的善惡標準繼續生活下去。可是阿敖就比較倒楣，他被牽扯進了上級利用法制偽裝，打自己算盤的局裡，釀下大錯。價值觀崩塌後，人物大轉變是非常自然的，在敘事上也是俗套的。但我認為這部電影脫俗的地方，不是輕易將鍋甩給員警制度。因為怪制度是很容易的事，怪自己卻是很難的。阿敖要如何消化這件顛覆他善惡觀的事情，如何合理化之後的轉變，才是關鍵。
面對阿邦，阿敖指著自己臉上大大小小的刀疤，告訴他這些都是被自己抓的犯人在牢裡折磨所致。這是造成阿敖轉變的重要一環。當他因為員警身份入獄，又因為員警身份被犯人復仇，產生對過去的自己極度厭惡的情感。全力拋開對法制的理想期許，反過來將暴戾合理化，才能在丟掉員警身份的同時，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即便被社會大多數認為是惡人，阿敖也不管，只要自己認為是善的就夠了。
阿敖認為善的，是懲惡復仇，是與兄弟共生死。前者大快人心，後者盪氣迴腸，這都是我們觀影的直觀感受。在阿敖憑藉敏捷的身手和縝密的理性，拼死逼近他心中的善時。我們明知道他做的不符合大眾心中對善惡的定義，但是依然會覺得是那麼的合情合理，那麼的帥。這是陳木勝刻畫人物的成功之處。
阿敖為救兄弟，去警察局「報案」
但是我們依然要清楚，阿敖不是只能變惡人，他是有選擇的。在邱禮濤的《拆彈專家2》中，拆彈專家潘乘風面臨相似的處境。因公受傷，被警方「用完即棄」，他轉變成一個恐怖分子，並研究出了炸掉全香港的計畫。在計畫即將實施前他失憶了，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潘乘風重新面對人性中的善惡，選擇憑藉本能對善的親近做回了英雄。但是阿敖沒有失憶，他沒有反思身份和立場的契機。正如他的名字「邱剛敖」一樣，一意孤行，義無反顧。
《怒火·重案》其中暗含的價值觀既不像最初的香港警匪片《員警故事》系列那樣雖然黑白界限有時也不分明，但是心中善惡是無需辯駁，沒有討論空間的。又和香港回歸前後的二代警匪片大相徑庭，這些電影以《無間道》為代表大部分暗含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其中的人物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都困在環境帶來的焦慮中，逐漸走向虛無。
《怒火·重案》裡的人物沒有了那種迷茫，無論是阿敖還是阿邦，起碼在自己的立場上都非常堅定，一個為了堅守法制拼命，一個為了蔑視法制拼命。但是他們兼具善惡兩面的灰度的原因，都殊途同歸地直指員警制度的缺陷。身為並肩作戰的同事，卻因為香港員警高層內部以權謀私、貪汙腐敗的制度失序而分裂成兩個陣營。
除了對準制度，其實這部電影也是在考驗個人。同為警司，兩人在面對有問題的制度考驗下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前路。阿敖向阿邦發問，如果那天派去抓那位疑犯的人是阿邦，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對調。
怪命運和怪制度一樣是很容易的，但是也不要忘了性格決定命運。阿邦沒有回答阿敖的問題，頭也沒回地走了，因為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做出過度執法致人死的事。可見，在面對無法憑藉個人一己之力改變的環境面前，作為自身應該如何選擇善惡，仍舊是一個需要叩問的實際問題。
二人的最終勝負是片尾一場教堂對決。但其實，輸贏在更早一場的鬧市火拼就已經定下了基調。那場戲以粗顆粒和手持攝影的畫面呈現，街道中間是兩排停滯的車隊，街道兩邊是商鋪和行走的普通市民。激烈交火極大地危害了公共安全，危及無辜市民安危。它是法制失序的極大化展現，也讓阿敖徹底失掉了觀眾的心。
阿敖的極端行徑已然超越了灰度人物可討論的空間。這場戲之後他徹底變成現代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的罪犯。影片結局站在法制勝利的一邊，也是與時代同步的選擇。當下香港的發展需要健康的法制，盡可能地彌補內部缺陷，才能共同期盼一個更繁榮的香港。
相反，他心中堅持的善惡，與警署所代表的法制和規則，員警是為民除惡的人民公僕等理念高度契合。否則也不會做出獨身入毒窩，以一敵百的冒死行徑。
阿邦獨身一人深入毒穴
但是即便剛正如他，也會犯下錯誤，他的顏色並不是純白。片中阿敖設了一個局，是對阿邦的道德考驗，也是為了讓阿邦理解他當年的兩難處境。阿敖將定時炸彈接上當年以權謀私的前領導的脈搏，逼迫前領導去阿邦妻子工作的幼稚園把手與阿邦妻子拷在一起。只有前領導的心臟停止跳動，炸彈才會停止計時，否則將殃及阿邦妻子以及周圍的老師和孩子。此時，一位員警已經做好了準備射殺前領導。在救妻子心切的危急情況下，阿邦朝那位員警所在防護盾方向開了一槍。為此他付出了或被革職的代價。在開槍的那一刻，他也變成了灰度人物。
阿邦的幸運在于同事沒有受到傷害，他可以秉持自己堅信的善惡標準繼續生活下去。可是阿敖就比較倒楣，他被牽扯進了上級利用法制偽裝，打自己算盤的局裡，釀下大錯。價值觀崩塌後，人物大轉變是非常自然的，在敘事上也是俗套的。但我認為這部電影脫俗的地方，不是輕易將鍋甩給員警制度。因為怪制度是很容易的事，怪自己卻是很難的。阿敖要如何消化這件顛覆他善惡觀的事情，如何合理化之後的轉變，才是關鍵。
面對阿邦，阿敖指著自己臉上大大小小的刀疤，告訴他這些都是被自己抓的犯人在牢裡折磨所致。這是造成阿敖轉變的重要一環。當他因為員警身份入獄，又因為員警身份被犯人復仇，產生對過去的自己極度厭惡的情感。全力拋開對法制的理想期許，反過來將暴戾合理化，才能在丟掉員警身份的同時，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即便被社會大多數認為是惡人，阿敖也不管，只要自己認為是善的就夠了。
阿敖認為善的，是懲惡復仇，是與兄弟共生死。前者大快人心，後者盪氣迴腸，這都是我們觀影的直觀感受。在阿敖憑藉敏捷的身手和縝密的理性，拼死逼近他心中的善時。我們明知道他做的不符合大眾心中對善惡的定義，但是依然會覺得是那麼的合情合理，那麼的帥。這是陳木勝刻畫人物的成功之處。
阿敖為救兄弟，去警察局「報案」
但是我們依然要清楚，阿敖不是只能變惡人，他是有選擇的。在邱禮濤的《拆彈專家2》中，拆彈專家潘乘風面臨相似的處境。因公受傷，被警方「用完即棄」，他轉變成一個恐怖分子，並研究出了炸掉全香港的計畫。在計畫即將實施前他失憶了，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潘乘風重新面對人性中的善惡，選擇憑藉本能對善的親近做回了英雄。但是阿敖沒有失憶，他沒有反思身份和立場的契機。正如他的名字「邱剛敖」一樣，一意孤行，義無反顧。
《怒火·重案》其中暗含的價值觀既不像最初的香港警匪片《員警故事》系列那樣雖然黑白界限有時也不分明，但是心中善惡是無需辯駁，沒有討論空間的。又和香港回歸前後的二代警匪片大相徑庭，這些電影以《無間道》為代表大部分暗含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其中的人物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都困在環境帶來的焦慮中，逐漸走向虛無。
《怒火·重案》裡的人物沒有了那種迷茫，無論是阿敖還是阿邦，起碼在自己的立場上都非常堅定，一個為了堅守法制拼命，一個為了蔑視法制拼命。但是他們兼具善惡兩面的灰度的原因，都殊途同歸地直指員警制度的缺陷。身為並肩作戰的同事，卻因為香港員警高層內部以權謀私、貪汙腐敗的制度失序而分裂成兩個陣營。
除了對準制度，其實這部電影也是在考驗個人。同為警司，兩人在面對有問題的制度考驗下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前路。阿敖向阿邦發問，如果那天派去抓那位疑犯的人是阿邦，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對調。
怪命運和怪制度一樣是很容易的，但是也不要忘了性格決定命運。阿邦沒有回答阿敖的問題，頭也沒回地走了，因為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做出過度執法致人死的事。可見，在面對無法憑藉個人一己之力改變的環境面前，作為自身應該如何選擇善惡，仍舊是一個需要叩問的實際問題。
二人的最終勝負是片尾一場教堂對決。但其實，輸贏在更早一場的鬧市火拼就已經定下了基調。那場戲以粗顆粒和手持攝影的畫面呈現，街道中間是兩排停滯的車隊，街道兩邊是商鋪和行走的普通市民。激烈交火極大地危害了公共安全，危及無辜市民安危。它是法制失序的極大化展現，也讓阿敖徹底失掉了觀眾的心。
阿敖的極端行徑已然超越了灰度人物可討論的空間。這場戲之後他徹底變成現代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的罪犯。影片結局站在法制勝利的一邊，也是與時代同步的選擇。當下香港的發展需要健康的法制，盡可能地彌補內部缺陷，才能共同期盼一個更繁榮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