芽籠堪稱新加坡的美食勝地。 即便到深夜依舊會有不少店鋪營業。 Sweet Hut便是這樣一家開到凌晨四點的甜品小屋。
但是這里不僅僅是美食聚集地。
新加坡的芽籠（Geylang）可能有人聽說過， 有人或許頭一次聽講， 比起日本新宿歌舞伎町， 或者是泰國曼谷的娜娜廣場（Nana Plaza）等知名紅色區， 相對來說， 不管是規模還是名氣都小上許多。 但是有趣的是， 它卻應該是目前亞洲各國， 唯一能夠“真正合法從事交易”的紅色區域。
舉個例子來說， 日本雖有明確的“風俗營業法”（即特殊行業管理辦法）， 也有規模龐大的特種營業區， 但由于在1958年日本國會訂定的《賣春防止法》（売春防止法）實施至今63年時間， 因此從法規上看， 所謂“全套”特殊交易仍然是違法的。 當然從法規實際執行上來看， 因為認定困難， 警方并不會特別取締風俗場所中的特殊交易行為。
目前亞洲多數性產業發達的國家， 也都是程度不一的“曖昧”情況：比方說在泰國、越南、韓國等地， 法律都明文規定特殊交易違法且負有刑責， 但紅色區依然游走灰色地帶實質存在， 甚至十分興盛。
在白天， 芽龍這里與新加坡CBD（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大多數地方， 并沒有太多的差異。 略顯陳舊的民房林立， 也有賓館、商鋪與寫字樓。 但每到黃昏來臨， 這里就會變成另一種面貌， 女性工作者開始三三兩兩出沒于路旁， 招攬生意。
說起新加坡的第三特殊產業， 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的時候。 據《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譯名為“阿駒與唐行小姐”）一書中描述， 由于英國殖民時期大量的勞動力從其他國家被引進到當地， 造成男女性別比例極度不平衡， 即便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一開始將特殊交易認定為非法行為。
但是在“需求驅動供給”之下，仍然存在為數不少的女性迫于生計“義無反顧”加入該行業——當然，當時其中不少人，是被拐甚至是被迫來到新加坡出賣身體，她們多半來自日本與中國。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新加坡的英國總督干脆改變策略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是“嚴禁白人女性從事特殊工作”。
根據史料記載，所有以“白人女性”為主的那種場所在1916年全部倒閉；同時，翌年也頒布禁止通過“拐賣”的方式讓婦女成為特殊工作者的政策。
在這之后，新加坡殖民政府開始規劃所謂的“紅燈區”，讓性服務逐漸特區化、制度化，并且需要取得執照。雖然此時大多數的工作者并未遵照當局的法規，不過或許基于規模經濟的效益，此時的芽籠區和周邊，已經開始聚集較多相關行業人員。
隨著時間逐步推移，二戰期間新加坡因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日本占領了。此時新加坡的特殊產業主要以服務日本帝國軍人為主，規模更是達到另一個高峰值。
這個所謂的“盛況”一直延續到了1950年初，甚至被當時的女權運動風云人物希琳．福斯達（Shirin Fozdar）指責：“整個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
這樣的負面印象，也讓二戰后在當地掌權的人民行動黨及其帶頭人李光耀，在1960年時一度宣布女性工作者違法。但在新加坡獨立后的1970年代，對于第三特殊產業的管理，又逐漸走向法制化與設立專區的政策路線。
在此之后，新加坡通過不斷地制定或修訂法律，以及完善各項條文規范，大抵成為我們現如今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紅色區樣貌：站在街角的個體女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會所”為招牌的各式特殊交易場所。
當然，并非所有的“按摩店”都提供特殊服務。只不過新加坡芽籠區大多數提供特殊服務的場所，并不會明目張膽地以“‘技’院”作為招牌，而是通過包括按摩店在內進行包裝，以較曲線的方式作為營業的門面。
另外，在“合法紅色區”內的女性工作者，未必都是“合法工作者”——由于前面所說的“黃卡”相關規范比較嚴格，紅色區內仍有部分女性工作者并沒有獲得相關資格。
根據官方統計，新加坡政府大約共發出了1000多張合法牌照給女性工作者——不過，想當然就知道，實際從事該行業的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比方說在2016年，新加坡警方大規模掃蕩非法特殊行業，陸陸續續逮捕了超過2000名沒有合法執照、且屬于外來移工身份的女性工作者。至于從事這行的工作者總數，一般估計是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這還是2017年的估測數據。
暫且撇開非法和“灰色地帶”的女性工作者不談，在新加坡，紅燈區內合法的女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權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執照、也需要納稅，同時有著十分嚴格的相關規定。
比如，不論是本地或外籍的女性工作者，必須先跟新加坡警方簽訂一份文件，保證遵守一系列嚴格規范，包含“下班之后要立刻回家”、“必須在特定區域招攬生意”、“外籍女性工作者不得服務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后，才可以獲得政府核發的工作準證，俗稱“黃卡”（yellow card），方能從事性行為交易。
黃卡
而“黃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須每個月做健康檢查之外（費用自行負擔），還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年齡在21至35歲之間；（二）不可以是穆斯林；（三）在身份證上的性別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須來自核準的國家名單（例如：馬來西亞、中國、泰國、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黃卡”，簽證資格等同于WP（申請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國工人），但2年內需要離境，且終身不得再以同樣身份進入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政府2017年的統計，絕大多數持有黃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來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國、泰國與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則除非生活所迫，否則大多不太愿意從事這類的工作。
畢竟，在傳統思維和刻板印象之下，從事特殊工作在當今新加坡社會的情境中，依然算不上一份體面的職業；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女性工作者，仍然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歧視與攻擊。
新加坡非營利組織The Project X就陸續針對特殊工作者進行調查，發現“言語騷擾”和“肢體攻擊”，為該產業從業者最常面臨的兩大問題。其中某些“語言羞辱”，甚至可能來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員。
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但比例上應該只是少數個案。根據Project X的訪談資料，大部分的相關案件，新加坡警方均會嚴肅且及時的作出處理。
而以上還是合法工作者提所供的數據，若是把樣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帶的女性從業人員，可能問題更加嚴重。
盡管在“特殊交易專區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女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會爭議。但整體而言，由于將這個經常被諸國“曖昧處理”的產業規范臺面化、法制化，相對來說也減少了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同時也較能確保合法女性工作者的權益。
同時，為數眾多的非營利機構，也紛紛進行調研、招募義工，給予特殊工作必要的幫助。包含在主要紅色區的芽蘢、德斯加路、豪杰大廈一帶免費發放安全用具，定期組織宣傳講座，并在公共健康問題、法律咨詢等方面，提供女性工作者協助等。
芽籠
最后，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新加坡特殊工作者的收入：根據南早的報道，在新加坡，最“陽春”30分鐘的特殊服務，收費大約在50新幣（約240元）左右；而結合按摩、洗浴等“復合式服務”，或是加上旅館、過夜等費用，價格另計，可能在數百到數千新幣不等。
若一周工作5天，扣除掉“機構”、“媽媽桑”大約20% -40%的抽成后，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約會落在新幣4000元左右（約19212元）——當然，在這個行業里，也有所謂的“紅牌”，她們的收入自然又會高上許多。
近年，是否成立“特殊交易專區”、并將專區內的“買賣雙方”除罪化，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少的討論。
有人認為，這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特殊產業，確實無法以所謂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訴求去完全根絕。因此與其走“表面非法、實質不處罰”的模糊地帶；
不如在立法妥善規范與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規范與市場機制，讓交易雙方資訊公開透明，也能減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種種弊端。
畢竟，雙方合意之下、有衛生保護措施的特殊服務，也就只是一種滿足欲望的產業而已，無論是服務提供方或購買方，都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惡行。
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減少法規難以觸及、保障的“灰色地帶”；以及在那些地帶中所發生的不公平交易與非法行為。
新加坡在“特殊交易專區”上的種種做法，或許不見得都適合我們，但其將產業攤在陽光下，落實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許頗值得亞洲各國參考借鑒。
但是在“需求驅動供給”之下，仍然存在為數不少的女性迫于生計“義無反顧”加入該行業——當然，當時其中不少人，是被拐甚至是被迫來到新加坡出賣身體，她們多半來自日本與中國。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新加坡的英國總督干脆改變策略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是“嚴禁白人女性從事特殊工作”。
根據史料記載，所有以“白人女性”為主的那種場所在1916年全部倒閉；同時，翌年也頒布禁止通過“拐賣”的方式讓婦女成為特殊工作者的政策。
在這之后，新加坡殖民政府開始規劃所謂的“紅燈區”，讓性服務逐漸特區化、制度化，并且需要取得執照。雖然此時大多數的工作者并未遵照當局的法規，不過或許基于規模經濟的效益，此時的芽籠區和周邊，已經開始聚集較多相關行業人員。
隨著時間逐步推移，二戰期間新加坡因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日本占領了。此時新加坡的特殊產業主要以服務日本帝國軍人為主，規模更是達到另一個高峰值。
這個所謂的“盛況”一直延續到了1950年初，甚至被當時的女權運動風云人物希琳．福斯達（Shirin Fozdar）指責：“整個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
這樣的負面印象，也讓二戰后在當地掌權的人民行動黨及其帶頭人李光耀，在1960年時一度宣布女性工作者違法。但在新加坡獨立后的1970年代，對于第三特殊產業的管理，又逐漸走向法制化與設立專區的政策路線。
在此之后，新加坡通過不斷地制定或修訂法律，以及完善各項條文規范，大抵成為我們現如今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紅色區樣貌：站在街角的個體女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會所”為招牌的各式特殊交易場所。
當然，并非所有的“按摩店”都提供特殊服務。只不過新加坡芽籠區大多數提供特殊服務的場所，并不會明目張膽地以“‘技’院”作為招牌，而是通過包括按摩店在內進行包裝，以較曲線的方式作為營業的門面。
另外，在“合法紅色區”內的女性工作者，未必都是“合法工作者”——由于前面所說的“黃卡”相關規范比較嚴格，紅色區內仍有部分女性工作者并沒有獲得相關資格。
根據官方統計，新加坡政府大約共發出了1000多張合法牌照給女性工作者——不過，想當然就知道，實際從事該行業的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比方說在2016年，新加坡警方大規模掃蕩非法特殊行業，陸陸續續逮捕了超過2000名沒有合法執照、且屬于外來移工身份的女性工作者。至于從事這行的工作者總數，一般估計是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這還是2017年的估測數據。
暫且撇開非法和“灰色地帶”的女性工作者不談，在新加坡，紅燈區內合法的女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權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執照、也需要納稅，同時有著十分嚴格的相關規定。
比如，不論是本地或外籍的女性工作者，必須先跟新加坡警方簽訂一份文件，保證遵守一系列嚴格規范，包含“下班之后要立刻回家”、“必須在特定區域招攬生意”、“外籍女性工作者不得服務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后，才可以獲得政府核發的工作準證，俗稱“黃卡”（yellow card），方能從事性行為交易。
黃卡
而“黃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須每個月做健康檢查之外（費用自行負擔），還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年齡在21至35歲之間；（二）不可以是穆斯林；（三）在身份證上的性別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須來自核準的國家名單（例如：馬來西亞、中國、泰國、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黃卡”，簽證資格等同于WP（申請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國工人），但2年內需要離境，且終身不得再以同樣身份進入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政府2017年的統計，絕大多數持有黃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來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國、泰國與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則除非生活所迫，否則大多不太愿意從事這類的工作。
畢竟，在傳統思維和刻板印象之下，從事特殊工作在當今新加坡社會的情境中，依然算不上一份體面的職業；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女性工作者，仍然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歧視與攻擊。
新加坡非營利組織The Project X就陸續針對特殊工作者進行調查，發現“言語騷擾”和“肢體攻擊”，為該產業從業者最常面臨的兩大問題。其中某些“語言羞辱”，甚至可能來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員。
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但比例上應該只是少數個案。根據Project X的訪談資料，大部分的相關案件，新加坡警方均會嚴肅且及時的作出處理。
而以上還是合法工作者提所供的數據，若是把樣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帶的女性從業人員，可能問題更加嚴重。
盡管在“特殊交易專區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女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會爭議。但整體而言，由于將這個經常被諸國“曖昧處理”的產業規范臺面化、法制化，相對來說也減少了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同時也較能確保合法女性工作者的權益。
同時，為數眾多的非營利機構，也紛紛進行調研、招募義工，給予特殊工作必要的幫助。包含在主要紅色區的芽蘢、德斯加路、豪杰大廈一帶免費發放安全用具，定期組織宣傳講座，并在公共健康問題、法律咨詢等方面，提供女性工作者協助等。
芽籠
最后，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新加坡特殊工作者的收入：根據南早的報道，在新加坡，最“陽春”30分鐘的特殊服務，收費大約在50新幣（約240元）左右；而結合按摩、洗浴等“復合式服務”，或是加上旅館、過夜等費用，價格另計，可能在數百到數千新幣不等。
若一周工作5天，扣除掉“機構”、“媽媽桑”大約20% -40%的抽成后，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約會落在新幣4000元左右（約19212元）——當然，在這個行業里，也有所謂的“紅牌”，她們的收入自然又會高上許多。
近年，是否成立“特殊交易專區”、并將專區內的“買賣雙方”除罪化，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少的討論。
有人認為，這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特殊產業，確實無法以所謂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訴求去完全根絕。因此與其走“表面非法、實質不處罰”的模糊地帶；
不如在立法妥善規范與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規范與市場機制，讓交易雙方資訊公開透明，也能減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種種弊端。
畢竟，雙方合意之下、有衛生保護措施的特殊服務，也就只是一種滿足欲望的產業而已，無論是服務提供方或購買方，都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惡行。
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減少法規難以觸及、保障的“灰色地帶”；以及在那些地帶中所發生的不公平交易與非法行為。
新加坡在“特殊交易專區”上的種種做法，或許不見得都適合我們，但其將產業攤在陽光下，落實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許頗值得亞洲各國參考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