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李健吾先生的舊文。
作於1946年「五四」紀念之際， 發表於《人民世紀》（上海）週刊第10期（署名「劉西渭」）， 後收入《切夢刀》（文生1948年版）， 《李健吾散文集》（寧夏人民1986年版）、《李健吾文集》（北嶽文藝2016年版）等。
略顯奇怪的是2017年出版的《李健吾年譜》中卻失收， 所以翻出來再讀一遍， 絲毫沒有以古喻今的想法， 只是還有些借鑒的地方， 還望諸君明查。
有一天， 和朋友們談起「五四」就要到了， 有一位是辦報的， 我問他要不要出一個特刊， 紀念一下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 他苦笑了， 說， 用什麼心情去編這個特刊呢？看起來好像只有兩個字就夠用。
他接著說， 民國八年挨學生打的三個官僚， 曹汝霖、張宗澤、陸宗輿， 其實憑良心來說， 拿當時作官的人和現在作官的人來比， 真可以說是遠壞不到哪裡去。 可是， 多少年來， 假如有人編「五四」這齣戲的話， 一定是這三個人抹白粉，
1919 年5月7 日， 五四運動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被釋放返校。
請問有耳有目的人， 今天的中國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我們是勝利的國家， 喪權辱國這四個字送給作官的人們也許太過， 可是禍國殃民這四個字又怎麼樣？北平話說個不錯，
勝利應當是一個總清算， 一個往好裡走的大轉機。 壞的應當中止， 好的應當起始。 人民顛沛流離了許多年， 如今有權利要求給自己弄到一個復蘇和休息的期間。 事實上完全是漆黑一團。 亂糟糟的， 斬不斷， 理還亂。 做漢奸的口口聲聲要「和平」， 「和平」其實就是投降出賣祖國， 可是如今老百姓得到了些什麼？他們會不會要問：大人先生們就像根本沒有存過勝利的心思。 不然的話， 明明勝利了， 老百姓過得日子怎麼就黑烏烏的一片， 不露半點陽光？敗了的國家像日本， 也在勵精圖治， 勝了的國家自然是可想而知。 單單這個華夏之邦就看不見天日， 漫漫長夜， 好像越來越長， 天上不見半點星星？是什麼雲在半空遮了這樣一個實實在在？一團一團的烏雲去了又來，
北京山東學會歡迎被捕的同學返校
可是話又說回來， 誰敢擔保「五四」時候的（大）打出手（的）不就是眼前那些高官厚祿的大人物？就算都不是吧， 難道間接上精神上他們就沒有吸到一點點「五四」的空氣？當然中間有好人，可是壞人為什麼就數不清的那樣多？經過了二十七個悠長的歲月，華夏之邦造就了數不清的官吏挨老百姓罵，挨老百姓打，「慚愧」兩個字裡面真還是噙著無限浪費的辛酸淚。
朋友把話說完了，我們陷入一陣痛苦的沉寂。我啜了一口茶，強自笑向另一位比較樂觀的朋友道：從政治的人的觀點來看「五四」，當然只有慚愧，可是從一般的觀點，特別是文化的觀點來看「五四」，中國的確有了長遠的進步。
但是那位辦報的朋友立即搶先發話道：「五四」運動由政治出發，歸結卻在一般的文化的覺醒，乃是「五四」的真正的光榮。「五四」學潮的結局是官吏認輸。人民的勝利帶給人民勇氣。老百姓開始覺得求人不如求己，就在自己睡獅一般的身架裡面，蘊藏著深厚的人性的可能性的寶藏。他們原先僅僅感到一個地方腫痛，治好了，有了求生的信心，他們這才發現自己全身都是斑斑點點的爛瘡。和自己天天活在一起的婦女成了問題，嘴裡天天說的話成了問題，筆底下天天寫的字成了問題，天天習慣了的一切社會習俗成了問題，伺候舊制度傳統的詩歌小說戲劇成了問題，沒有力量接受醫藥的東西全成了問題，有什麼不成其為問題的？思想體系成了問題，生活方式成了問題，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中眼。
趕緊找醫生開方子吃藥吧。德先生來了，賽先生來了，克鬍子來了，馬鬍子來了（後面的版本在收入本文時都刪去了這五個字），瞎眼睛的愛羅先珂來了，什麼全來了，老到不能再老的夏禹變成蟲子也來了，尊到不能再尊的孔丘換了一身素服也來了，在辛亥時候上了當的孫總理尋到牢靠的憑籍（民眾）回來了。
藥換了，病好了不少，就只一樣，身子軟軟的，說什麼也挺不起來。原來這些藥都太王道，治不了病根，小蟲子在血裡頭活動，光吃補品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什麼是這付霸道的藥，斬草除根，一絲不留呢？原來九九歸一，還是那權勢在握的政治。
政治是權力，有良心的人搶到了政治，發號施令，頭頭是道，殺他一個群魔入地無門，單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凡是在野的，民間的，渙散的，或如星星之火，或如暮螢之光，政治一下子予以集中，成為燎原之勢，成為萬道明光。但是「五四」運動是溫和的，妥協的，沒有組織，也無例可援，和歷來讀書人的作為一樣，清高自守，把腐惡表面的認輸看作真理的永久的勝利，視宦途為畏途，阿Q一樣的把官僚制度放生了。制度和它既有的習氣活了下去，生氣勃勃的人也[吸·毒]似的受了麻醉，沒有心力征服罪惡，罪惡倒過來征服了他們脆弱的人性。文化不是政治的政策，新文化和舊文化脫了輻，一個是我行我素，一個是行乞如行腳僧。看看蘇聯，政法（治）的清醒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沒有文化的政治是實際的，實際到了不容絲毫理想存在，統治者作威作福，有權有勢，生活逼著老百姓巴結，害怕，模仿，於是普天之下，莫非官僚，國家民族也就完蛋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開始，如今隔了二十七年，臨到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歸結仍在政治。因為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年來我們陷於精神上的饑餓，陷於物質上的饑餓。沒有書，沒有米，也沒有錢買書買米。因為政治不上軌道，老百姓忍苦挨餓好不容易爭到了勝利，勝利卻和老百姓無緣。這是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危機！
朋友說到這裡，眼圈兒微微有些紅了，我在他耳旁插話道：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抓到了一個翻身的機會，說什麼也不應當輕輕放過和平與民主。不然的話，就是戰亂，饑餓，暴動，死亡。單只想想就可怕。
他連忙堵住我的嘴。他掃了四下一眼。雖說在座的只是幾位相熟的朋友，報人的機警的習慣自發地引起了他的惶惑。我的好笑的表情解除了他的緊張。他也好笑了。
於是他這樣結束我的建議：和平與民主，完全對。不過做起來，怕不就那麼容易。中國人好面子，官僚階級尤其好面子。你可以搗蛋，你不可以傷面子。老百姓盼望和平與民主，那就無疑等於說，請大人先生們下臺。下臺就是丟面子，還不說那丟權力。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馬歇爾左擁美金，右抱物資，一次又二次，不也明白必須耐著性子拼著老命在等、等。
1946年3月4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在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延安。
另一個朋友頂了他一句：老百姓既無美金，又少物資，有多少日子好等？
辦報的朋友像是松了一口氣，鼓勵似的譏諷他道：你這可憐蟲，現在你也知道等不及了？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因為說到臨了，二十七年前的「五四」和二十七年後的「五四」，就政治而言，有什麼兩樣？怕是有些地方只有更糟。
我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對著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發出衷心的懺悔。
難道間接上精神上他們就沒有吸到一點點「五四」的空氣？當然中間有好人，可是壞人為什麼就數不清的那樣多？經過了二十七個悠長的歲月，華夏之邦造就了數不清的官吏挨老百姓罵，挨老百姓打，「慚愧」兩個字裡面真還是噙著無限浪費的辛酸淚。朋友把話說完了，我們陷入一陣痛苦的沉寂。我啜了一口茶，強自笑向另一位比較樂觀的朋友道：從政治的人的觀點來看「五四」，當然只有慚愧，可是從一般的觀點，特別是文化的觀點來看「五四」，中國的確有了長遠的進步。
但是那位辦報的朋友立即搶先發話道：「五四」運動由政治出發，歸結卻在一般的文化的覺醒，乃是「五四」的真正的光榮。「五四」學潮的結局是官吏認輸。人民的勝利帶給人民勇氣。老百姓開始覺得求人不如求己，就在自己睡獅一般的身架裡面，蘊藏著深厚的人性的可能性的寶藏。他們原先僅僅感到一個地方腫痛，治好了，有了求生的信心，他們這才發現自己全身都是斑斑點點的爛瘡。和自己天天活在一起的婦女成了問題，嘴裡天天說的話成了問題，筆底下天天寫的字成了問題，天天習慣了的一切社會習俗成了問題，伺候舊制度傳統的詩歌小說戲劇成了問題，沒有力量接受醫藥的東西全成了問題，有什麼不成其為問題的？思想體系成了問題，生活方式成了問題，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中眼。
趕緊找醫生開方子吃藥吧。德先生來了，賽先生來了，克鬍子來了，馬鬍子來了（後面的版本在收入本文時都刪去了這五個字），瞎眼睛的愛羅先珂來了，什麼全來了，老到不能再老的夏禹變成蟲子也來了，尊到不能再尊的孔丘換了一身素服也來了，在辛亥時候上了當的孫總理尋到牢靠的憑籍（民眾）回來了。
藥換了，病好了不少，就只一樣，身子軟軟的，說什麼也挺不起來。原來這些藥都太王道，治不了病根，小蟲子在血裡頭活動，光吃補品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什麼是這付霸道的藥，斬草除根，一絲不留呢？原來九九歸一，還是那權勢在握的政治。
政治是權力，有良心的人搶到了政治，發號施令，頭頭是道，殺他一個群魔入地無門，單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凡是在野的，民間的，渙散的，或如星星之火，或如暮螢之光，政治一下子予以集中，成為燎原之勢，成為萬道明光。但是「五四」運動是溫和的，妥協的，沒有組織，也無例可援，和歷來讀書人的作為一樣，清高自守，把腐惡表面的認輸看作真理的永久的勝利，視宦途為畏途，阿Q一樣的把官僚制度放生了。制度和它既有的習氣活了下去，生氣勃勃的人也[吸·毒]似的受了麻醉，沒有心力征服罪惡，罪惡倒過來征服了他們脆弱的人性。文化不是政治的政策，新文化和舊文化脫了輻，一個是我行我素，一個是行乞如行腳僧。看看蘇聯，政法（治）的清醒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沒有文化的政治是實際的，實際到了不容絲毫理想存在，統治者作威作福，有權有勢，生活逼著老百姓巴結，害怕，模仿，於是普天之下，莫非官僚，國家民族也就完蛋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開始，如今隔了二十七年，臨到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歸結仍在政治。因為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年來我們陷於精神上的饑餓，陷於物質上的饑餓。沒有書，沒有米，也沒有錢買書買米。因為政治不上軌道，老百姓忍苦挨餓好不容易爭到了勝利，勝利卻和老百姓無緣。這是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危機！
朋友說到這裡，眼圈兒微微有些紅了，我在他耳旁插話道：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抓到了一個翻身的機會，說什麼也不應當輕輕放過和平與民主。不然的話，就是戰亂，饑餓，暴動，死亡。單只想想就可怕。
他連忙堵住我的嘴。他掃了四下一眼。雖說在座的只是幾位相熟的朋友，報人的機警的習慣自發地引起了他的惶惑。我的好笑的表情解除了他的緊張。他也好笑了。
於是他這樣結束我的建議：和平與民主，完全對。不過做起來，怕不就那麼容易。中國人好面子，官僚階級尤其好面子。你可以搗蛋，你不可以傷面子。老百姓盼望和平與民主，那就無疑等於說，請大人先生們下臺。下臺就是丟面子，還不說那丟權力。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馬歇爾左擁美金，右抱物資，一次又二次，不也明白必須耐著性子拼著老命在等、等。
1946年3月4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在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延安。
另一個朋友頂了他一句：老百姓既無美金，又少物資，有多少日子好等？
辦報的朋友像是松了一口氣，鼓勵似的譏諷他道：你這可憐蟲，現在你也知道等不及了？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因為說到臨了，二十七年前的「五四」和二十七年後的「五四」，就政治而言，有什麼兩樣？怕是有些地方只有更糟。
我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對著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發出衷心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