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言：你終生關注這中國古建築， 而大家終日關注著你的老婆。 調侃中而有惆悵之意。 多少人心目中的徐志摩仍然只是一個風流的詩人呢？不妨看看寫過《徐志摩傳》的韓石山先生怎麼說——
不必說是天才， 更多的是一種警示
從1987年春天， 赴海甯尋訪徐志摩故居算起， 到現在， 我對徐氏的關注， 已整整三十年了。 早先還自信滿滿， 如今越來越迷惘， 不時會納悶， 對這位江南富商的兒子， 自己究竟懂得多少。
天才？
最簡便的歸攏， 也是最無奈的躲避。
朦朧間， 我有個不太確切的看法， 即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上，
中國古代， 對那些輕易取得功名與官位的人， 有個褒中帶貶的說法， 叫「拾青紫如草芥」。 對徐志摩來說， 一切他人望塵莫及的成就的取得， 幾乎都是在騰挪間， 不費氣力， 隨手撿取。 說是「拾功業如草芥」， 那是一點不假。
這也正是我所說的警示的作用。
近百年的新詩運動， 自從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 等於走上了失敗的途程。 能留下兩行詩作， 或是一個近似格言的句子的， 均堪稱優秀。 而徐志摩， 一首一首的詩作， 讓人看了還想背誦， 背誦了還想不時地吟詠， 這是不是在警戒， 非真正有天分的， 輕易別打新詩的主意。
多少文化人， 未必是質量惡劣， 或許是一時的不慎， 造成婚戀的錯亂， 便被人斥為下流， 誤了前程， 甚至誤了終生。 而徐志摩， 一生都在煙花陣裡打滾， 妻有前賢後豔， 女友有舊雨新歡， 有他心儀的美人， 也有暗戀他的佳麗， 臨到故去， 竟沒有一個對他有怨懟之言。 其前妻張幼儀， 晚年曾對同姓晚輩說：「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
張幼儀（1900-1988）
至於女友，
這是不是在警示人們， 浪漫， 輕佻， 都不是罪過， 單看你的質量， 值不值得那麼多的女人喜愛， 甚至依戀。
多少文化人， 在某一門藝術上有所建樹， 便沾沾自喜， 以為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 而徐志摩， 似乎有個金指頭， 在他沾染過的任何一個文學乃至文化的領域， 都有驕人的成就。 已然是詩人了， 而人們對他的散文的評價， 越來越高。 已然是文學家了， 轉過身又發現， 他還是最早將相對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 那樣心儀歐美的社會文明， 你以為他該是個自由主義者了，
這是不是在警示人們， 一個真正的學者， 不妨有更為博大的胸懷， 更為寬廣的視野。
此中原委， 究竟是什麼？
說白了也無甚奇妙， 不外一是時勢的機緣， 二是個人的修練。
那個時代的學者中， 少有這樣全面的學術訓練
說到徐志摩的學歷， 不可不說到他的父親徐申如先生。
現在的人， 錢多了， 怎麼花， 一說就是投資。
投資的目的， 一是讓資金取得最大的利潤， 二是讓資金取得資金以外， 不可用資金衡量的回報。
以前者而論， 徐老先生是失敗者， 以後者而論， 徐老先生是近世以來中國最成功的投資者。 他把他的兒子， 打造成了中國最有名的詩人， 最值得敬重的文化人。 徐家的門楣，永世閃動著耀眼的靈光。
小學中學不用說了，都是當地最好的學校。
且說徐的大學學歷。
1922年10月回國前，先後在國內外七所大學就學。依次是，北京大學預科——上海滬江大學（浸會學院）——北洋大學法預科——北京大學法科——美國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究生院。
在國內，在美國，念過的幾所大學，都是考上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完了碩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認為，拿個博士不費力氣，因為仰慕羅素的名望，便輕易地「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今譯伏爾泰）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
有一點，在此需作一辨正。
對在克拉克大學的學業，我在寫《徐志摩傳》時，依任憑的是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梁氏去過克拉克大學，查過徐的學歷檔案。現在看來，做事不細緻，多有疏忽。多年前，張宏文先生親赴該校，披閱存檔，終於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學就[插·入]三年級。在國內的學科成績為校方承認，充抵了兩個學年的學分。這樣，到1919年6月，即獲得一等榮譽學位。距畢業所需，僅差四個學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設在紐約的康奈爾大學夏令班，選修經濟學和英語兩科，很快便拿到四個學分，順利畢業。
在他那個時代，出國留學的，有他這樣全面的社會學科訓練的，就是學者中也沒有幾個。幾十年後，一位名叫趙毅衡的中國學者，赴英講學期間，深入研究過徐在英國的行蹤，頗有感慨地說：徐可說是一個最適應西方的中國人。
胡適的見識，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說他留學歸來，怎樣建樹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舉個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兩地奔波，時不時的，會把自己的詩作，選出一兩首，給兩地的刊物。有次過上海，上海有名的《學燈》副刊的編輯，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詩，名為《再會吧康橋》。3月12日，刊出了，是當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沒有分行。
他說這是詩，要分行。
編輯知錯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錯了。
他的這首詩，有意在中國提倡一種新的詩風，每十一字為一行。這家報紙的欄目，極有可以是每八字為一行，而每行之間有空字，這樣一來，用徐的話說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當年誰也不知道新詩該是什麼樣子，編輯又是好脾氣，那就第三次登出。這才勉強像個新詩的樣子。
徐志摩的《再會吧康橋》一詩，起初就是這樣紅起來的。
千萬別以為初創時期，只要揮舞柴刀，以劈草萊，就能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大文化人。
不會這麼簡單。
且看當年對蘇俄的態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見識，就是擱到現在，都不能說落後。
1923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讚美蘇俄公使館前的升旗儀式，對蘇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讚美有加。說那面徐徐升起的紅旗，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那時他還沒有去過蘇俄，只能從表像上作出自己的判斷。
1925年春，因為與陸小曼的異常的婚戀，響動太大了，決計去歐洲避避風頭，便取道西伯利亞去了法國。經濟上不甚寬裕，也是朋友有意資助，便應了《晨報》老總之請，沿途為報紙寫一系列的通訊文章。這樣，就有了從容觀察蘇俄的機會。
畢竟有良好的社會學訓練，又是本著如實報導的態度認真觀察，如此一來，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館門前看不到的真實的蘇俄社會。
訪歐歸來，秋天，接辦了著名的《晨報副刊》。正好這時，胡適要去倫敦開會，也是取道西伯利亞，路過莫斯科，沒有停留，只不過是利用轉車的一兩天，參加了學校等教育機構。胡適是個愛寫文章的人，這次沒有顧上寫文章，而寫了幾封信，將在俄都的見聞，寫給一位張姓朋友。這位張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對志摩說，把胡大哥的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過，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時，作為主編的徐志摩，寫了批評文章作為按語放在前面。
胡適在信中說，蘇俄雖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政策，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語專制的音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由愚民政策，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分析過種種原因之後，他說，我們很期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了統計表，去作一次實地的考察，我們急急的要知道那時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國教育有「從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對專制的胡適，為什麼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呢，志摩的說法是，胡大哥這些年從來沒出去過，「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據此可知，作為一個大變革時期的知識份子，見識是第一位的。
這裡，我要做個道歉。在我的《徐志摩傳》裡，寫到這件事，總覺得光這樣說說，似乎有頭無尾。徐志摩這樣批評了胡適，胡適會沒有反應嗎，我想，胡適是個明白人，很快會知道自己是錯了。但是，我手頭又沒有胡適認錯的資料。怎麼辦呢，便依據臆測，寫了一句：「胡適後來承認，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徐志摩傳》出版十幾年來，什麼時候拿翻到這兒，見到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謊。這些年看書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操著這個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適公開認錯的文字。終於讓我找見了。去年讀臺灣出版的《徐永昌日記》，在第十一冊，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條下，有明確記載，原文為：
「胡適之五日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會演說，曾言懺悔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信賴。」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
關於徐志摩的死，多少年來，人們總是說，他所以急著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給使館人員講建築，而搭了送郵件的飛機送命的。
前兩天晚上，無意間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電視，正播出一個關於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紀錄片，像是個講述片，說到徐志摩坐送郵件的飛機，是這樣說，當時火車票價貴，郵政飛機票價便宜，徐志摩為了省錢，便坐了郵政飛機。
真是想當然。事實是，當時中國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飛機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為了拓展業務，送給徐志摩一張免票，這張票可隨時坐航班的飛機。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電話問過機場，沒有航班，只有送郵件的飛機，無奈之下，只好坐了這架小飛機。
說徐志摩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的講座，確有動人之處，他最初愛戀的，是這個女人，如今為了捧這個女人的場，輕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過去，我也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不這樣看了。
我認為，他所以匆匆離開上海，是因為與陸小曼吵翻了，急著趕回北京，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他想有所作為。須知，從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專機，專機去南京，是送張學良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向南京方面請示處理東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說，瀋陽方面，最近有大的變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楊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個條子，這個條子，便成了志摩的絕筆。是這樣寫的：
「才到奉謁，未晤為悵。頃到湘眉處，明早飛北京，慮不獲見。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這才是他急於趕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座機，張不在機上，是送張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到南京，向中樞報告東北的局勢並請示應對方略。機上乘客只有他們兩人，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華北局勢，亦非常危險，顧不會不告訴徐。
他擔心的，正是這個。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為的，也正是這個。
可以說，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為時局擔著心，為這個老大民族擔著心。
徐家的門楣，永世閃動著耀眼的靈光。小學中學不用說了，都是當地最好的學校。
且說徐的大學學歷。
1922年10月回國前，先後在國內外七所大學就學。依次是，北京大學預科——上海滬江大學（浸會學院）——北洋大學法預科——北京大學法科——美國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究生院。
在國內，在美國，念過的幾所大學，都是考上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完了碩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認為，拿個博士不費力氣，因為仰慕羅素的名望，便輕易地「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今譯伏爾泰）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
有一點，在此需作一辨正。
對在克拉克大學的學業，我在寫《徐志摩傳》時，依任憑的是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梁氏去過克拉克大學，查過徐的學歷檔案。現在看來，做事不細緻，多有疏忽。多年前，張宏文先生親赴該校，披閱存檔，終於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學就[插·入]三年級。在國內的學科成績為校方承認，充抵了兩個學年的學分。這樣，到1919年6月，即獲得一等榮譽學位。距畢業所需，僅差四個學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設在紐約的康奈爾大學夏令班，選修經濟學和英語兩科，很快便拿到四個學分，順利畢業。
在他那個時代，出國留學的，有他這樣全面的社會學科訓練的，就是學者中也沒有幾個。幾十年後，一位名叫趙毅衡的中國學者，赴英講學期間，深入研究過徐在英國的行蹤，頗有感慨地說：徐可說是一個最適應西方的中國人。
胡適的見識，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說他留學歸來，怎樣建樹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舉個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兩地奔波，時不時的，會把自己的詩作，選出一兩首，給兩地的刊物。有次過上海，上海有名的《學燈》副刊的編輯，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詩，名為《再會吧康橋》。3月12日，刊出了，是當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沒有分行。
他說這是詩，要分行。
編輯知錯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錯了。
他的這首詩，有意在中國提倡一種新的詩風，每十一字為一行。這家報紙的欄目，極有可以是每八字為一行，而每行之間有空字，這樣一來，用徐的話說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當年誰也不知道新詩該是什麼樣子，編輯又是好脾氣，那就第三次登出。這才勉強像個新詩的樣子。
徐志摩的《再會吧康橋》一詩，起初就是這樣紅起來的。
千萬別以為初創時期，只要揮舞柴刀，以劈草萊，就能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大文化人。
不會這麼簡單。
且看當年對蘇俄的態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見識，就是擱到現在，都不能說落後。
1923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讚美蘇俄公使館前的升旗儀式，對蘇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讚美有加。說那面徐徐升起的紅旗，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那時他還沒有去過蘇俄，只能從表像上作出自己的判斷。
1925年春，因為與陸小曼的異常的婚戀，響動太大了，決計去歐洲避避風頭，便取道西伯利亞去了法國。經濟上不甚寬裕，也是朋友有意資助，便應了《晨報》老總之請，沿途為報紙寫一系列的通訊文章。這樣，就有了從容觀察蘇俄的機會。
畢竟有良好的社會學訓練，又是本著如實報導的態度認真觀察，如此一來，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館門前看不到的真實的蘇俄社會。
訪歐歸來，秋天，接辦了著名的《晨報副刊》。正好這時，胡適要去倫敦開會，也是取道西伯利亞，路過莫斯科，沒有停留，只不過是利用轉車的一兩天，參加了學校等教育機構。胡適是個愛寫文章的人，這次沒有顧上寫文章，而寫了幾封信，將在俄都的見聞，寫給一位張姓朋友。這位張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對志摩說，把胡大哥的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過，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時，作為主編的徐志摩，寫了批評文章作為按語放在前面。
胡適在信中說，蘇俄雖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政策，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語專制的音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由愚民政策，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分析過種種原因之後，他說，我們很期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了統計表，去作一次實地的考察，我們急急的要知道那時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國教育有「從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對專制的胡適，為什麼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呢，志摩的說法是，胡大哥這些年從來沒出去過，「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據此可知，作為一個大變革時期的知識份子，見識是第一位的。
這裡，我要做個道歉。在我的《徐志摩傳》裡，寫到這件事，總覺得光這樣說說，似乎有頭無尾。徐志摩這樣批評了胡適，胡適會沒有反應嗎，我想，胡適是個明白人，很快會知道自己是錯了。但是，我手頭又沒有胡適認錯的資料。怎麼辦呢，便依據臆測，寫了一句：「胡適後來承認，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徐志摩傳》出版十幾年來，什麼時候拿翻到這兒，見到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謊。這些年看書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操著這個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適公開認錯的文字。終於讓我找見了。去年讀臺灣出版的《徐永昌日記》，在第十一冊，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條下，有明確記載，原文為：
「胡適之五日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會演說，曾言懺悔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信賴。」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
關於徐志摩的死，多少年來，人們總是說，他所以急著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給使館人員講建築，而搭了送郵件的飛機送命的。
前兩天晚上，無意間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電視，正播出一個關於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紀錄片，像是個講述片，說到徐志摩坐送郵件的飛機，是這樣說，當時火車票價貴，郵政飛機票價便宜，徐志摩為了省錢，便坐了郵政飛機。
真是想當然。事實是，當時中國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飛機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為了拓展業務，送給徐志摩一張免票，這張票可隨時坐航班的飛機。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電話問過機場，沒有航班，只有送郵件的飛機，無奈之下，只好坐了這架小飛機。
說徐志摩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的講座，確有動人之處，他最初愛戀的，是這個女人，如今為了捧這個女人的場，輕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過去，我也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不這樣看了。
我認為，他所以匆匆離開上海，是因為與陸小曼吵翻了，急著趕回北京，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他想有所作為。須知，從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專機，專機去南京，是送張學良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向南京方面請示處理東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說，瀋陽方面，最近有大的變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楊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個條子，這個條子，便成了志摩的絕筆。是這樣寫的：
「才到奉謁，未晤為悵。頃到湘眉處，明早飛北京，慮不獲見。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這才是他急於趕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座機，張不在機上，是送張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到南京，向中樞報告東北的局勢並請示應對方略。機上乘客只有他們兩人，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華北局勢，亦非常危險，顧不會不告訴徐。
他擔心的，正是這個。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為的，也正是這個。
可以說，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為時局擔著心，為這個老大民族擔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