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 56歲的《申報》主人史量才在從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 遭到國民黨軍統特工有組織的狙殺。
史量才之死的多種傳聞
對於史量才致死的原因，
有記者采寫的報導《胡適批評史量才》一文引胡適的話說， 「……唯近年以來也不大安于現實，
自1932年12月起， 史量才起用年輕的黎烈文改革《申報》歷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談」， 確實發表了魯迅、茅盾及許多左翼作家的大量雜文， 國民黨當局也曾向他施加壓力， 要他換掉黎烈文， 被他頂回去了——「章依萍決不聘用， 黎烈文決不撤換。 」「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儘管如此， 黎烈文還是在1934年5月辭職離開了《申報》， 由張梓生接替， 雖然風格沒有大的變化， 繼續發表魯迅等人的雜文， 但「自由談」的雜文畢竟比較隱晦， 並不直接批評時政， 魯迅的文章也都是用筆名發表， 「自由談」不大可能成為史量才致命的主要原因。
曾在《申報》做過3個多月編輯、因被解聘對史量才不滿的報人龔德柏說：「因《申報》被共（產）黨利用， 成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鋒， 而觸怒某方面， 致史量才喪失其生命。 」他認為， 主要是《申報》激烈的抗日言論與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衝突， 史量才「聘請假日本通、真共產黨‘傀儡’陳彬龢主張抗日， 終於送掉史量才的命」。
軍統特工沈醉也說：「我所瞭解的主要是由於蔣介石得到情報， 說史當時很同情共產黨， 曾經接濟過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經費， 所以決心要殺害他， 並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報》經常有一些不滿於蔣政權黑暗統治的言論。 」
然而， 無論是《申報》被共產黨利用， 還是史量才同情共產黨、給中共地下黨提供經費， 我們迄今都沒有看到可靠的史料依據。
1931年12月，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從上海秘密抵達江西蘇區。 1932年2月中旬， 上海的報紙上出現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 「伍豪」是周恩來曾經用過的化名。 為此上海地下黨組織「聘請」《申報》法律顧問、外國律師巴和，
但這件事只能證明《申報》一定程度上堅持了自己的獨立性， 並不屈從於當局的壓力。 1934年10月5日， 也就是史量才遇害前不久， 將要去杭州休養前， 曾對俞頌華等說自己辦報， 「純以社會服務為職志， 不挾任何主義， 亦無任何政治背景」。 張梓生也有類似回憶。
史量才生前友人馮亞雄說，史的死因有三，除了副刊「自由談」得罪國民黨，聘李公樸主持流通圖書館、業餘補習學校在新文化事業「更大遭反動統治集團之忌」。還有一件事，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國民黨要人盛宴款待，席間有人故意宣傳當道的威力，說有雄兵千萬，足以安內攘外。史不以為然，嘲弄說：「我只能在報言報，約略估計，有數千萬讀報者擁護。」合座為之默然。
對於史量才的這句話，另一個不同版本來自報人徐鑄成的回憶：「我曾聽說，蔣對《申報》和史不滿，已非一日。當時也在上海地方協會掛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見蔣，企圖調和他們的‘矛盾’，談話並不融洽，蔣最後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然回答說：‘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聽說，不久就發生了滬杭公路這一血案。」
第三個版本是黃炎培的記錄，「有一天，蔣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談話甚洽。臨別，史握蔣手慷慨地說：你手握幾十萬大軍，我有申、新兩報幾十萬讀者，你我合作還有什麼問題！蔣立即變了臉色。」他記得這是1932年禁郵風波前的事。
三個版本當中，馮、徐都只是聽說，只有黃是親歷，黃的記憶應該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查黃炎培日記，在《申報》禁郵風波之前，黃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見蔣介石長談只有一次，對話應該就是發生在此時。
1931年南京召開各界領袖會合影，史量才居於正中，蔣介石在其左側。
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將17位上海報界、銀行界、實業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領袖召到南京，《申報》的報導稱：「蔣主席為徵詢民眾對和平、外交、建設各項問題意見，特派黃仁霖來滬邀各界領袖赴京。」黃炎培當天的日記中說：
「上海被邀到者連餘凡十七人，十時蔣到，談至十二時半。午餐於勵志社。……夜，蔣邀餐於其家，餐畢長談……」
被邀的人包括虞洽卿、王曉籟、張公權、劉鴻生、穆藕初、陳光甫、王雲五、黃炎培、徐新六、錢新之、林康侯等，蔣和17人合影時，站在前排中間的赫然就是史量才，與蔣並列。幾天後，黃炎培11月11日日記還記著：「夜，自甯回滬諸人會餐於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曉籟、康侯、新之、公權、光甫、鴻生、藕初等。」
槍和筆之間的這一次對話驚心動魄，手握申、新兩大報紙、負一國輿論重望的史量才，沒有理由不自信，他沒有察覺到他犯了槍桿子的大忌。
史量才遭蔣介石之忌
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權者對他與《申報》的不滿是逐漸累積起來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拒絕新聞檢查所派員進駐報館，《申報》的言論也曾「開天窗」。1931年11月29日，蔣介石暫時下野離開南京前夕，秘密下令槍決了著名的「第三黨」領袖鄧演達。二十天后，宋慶齡得知這一消息，在悲憤交加之中起草了《國民黨不再是革命集團》的宣言，指著鼻子大罵蔣介石。當晚，史量才在上海日報公會說：「這是孫夫人親自簽名要求發表的，不是報紙造謠，我們沒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報》和上海各日報（除《民國日報》外）幾乎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個宣言。加上《申報》就蔣下野發表的「歡送」時評，蔣對他的惱怒和不滿可想而知。
從1932年6月到7月，《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尖銳指出：「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7月，《申報》接連發表有關中央大學學潮的報導和評論，披露教育部長、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挪用3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被朱家驊、潘公展告發到蔣介石那裡。「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勾結上海一般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並附上剪報，蔣因此批示「申報禁止郵遞」。目的就是要逼史量才就范，但他沒有彎下腰來，經過交涉、折衝，在不損害報紙獨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協，35天后得以恢復郵遞。對於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報館這一條，他堅決拒絕了：「《申報》是自力更生的報紙，從來沒有拿過政府的津貼，倘若政府定要派員指導，寧可將《申報》停刊。」
上述這些衝突累計起來，使蔣介石對史量才的不滿日趨加深。此外，「九一八」事變以來，史量才以上海頭面人物的身份積極介入各種重大的社會事務，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銀行家、實業家們為了與南京政權博弈，而成立的壬申俱樂部，他被推為理事長。1月31日，在「一二八」事變中誕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他又被推為會長，杜月笙是副會長。6月改為上海市地方協會時，他繼續被推為會長。國民黨在上海搞臨時參議會，也指定他為會長來安撫他，或者算是對地方民意的一種尊重。可以說，他成了當時上海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影響和聲望與日俱增。這都是權力中心所難以容忍的。黃炎培就說過，史量才被推為地方維持會會長「已招蔣介石忌了。」
對於「禁郵」事件，史量才耿耿於懷。1932年12月29日，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舉辦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發言，「……嚴正抗議當年因《申報》報導‘中央大學學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郵遞達三月（引者按：應為35天）之久，不經過法律手續而採取這種卑劣手段來限制報紙在外地的發行，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為，決不能容忍！」這是《新聞報》記者陸詒的回憶。此後，陸詒在民權保障同盟的好幾次集會上遇見史量才，「每談到保衛言論自由時，他必慷慨發言，堅決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另一位親歷者、《新聞報》記者顧執中也說，「當時最令我對之產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報》主人史量才的發言」。
自從1931年底發佈宋慶齡的那篇宣言之後，特別是」一二八「事變起，史量才與宋慶齡交往頻繁，關係密切，他們一同創立傷兵醫院。《申報》駐南京記者錢芝生《史量才被暗殺案真象》在回憶史致死的原因時說，史曾應宋慶齡的要求為十九路軍捐出了鉅款，為蔣所不滿。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國民黨軍統暗殺，「蔣介石一方面要嚇唬孫夫人和另一‘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鎮壓史量才以劫奪《申報》。」史量才不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申報》又大量報導同盟的消息，在楊杏佛遇刺後有詳細的報導。他因此遭忌，加上其他的因素，終於引來了殺身之禍。
史量才先生遇害時被阻擊的防彈車
龔德柏回憶錄說，史量才被暗殺前即已知道自己處境的危險，經過疏通，他以為沒事了：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執行，並即電告在杭之執行人員，暫緩執行。但該執行人於先一晚飲酒大醉，當晚未能譯電，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國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車經過。亦未暇看電報。待其執行回來再看電報，而史已死，無法挽救了。這是一說。
又據與執行人員有關者告我，執行人員于就道時，始接電報，認為執行命令事大，看電報事小，故將來電置之衣袋內，即乘車而去。待其執行回來再行譯電時，已無法挽救了。」
史量才遭暗殺的直接原因或者說導火線到底是什麼？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但是綜合上述史料和分析，他的死因大致上已變得清晰起來。作為一個報業鉅子，無論如何，他的死為那個時代的言論空間寫下了一個鮮血淋漓的感嘆號。
史量才生前友人馮亞雄說，史的死因有三，除了副刊「自由談」得罪國民黨，聘李公樸主持流通圖書館、業餘補習學校在新文化事業「更大遭反動統治集團之忌」。還有一件事，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國民黨要人盛宴款待，席間有人故意宣傳當道的威力，說有雄兵千萬，足以安內攘外。史不以為然，嘲弄說：「我只能在報言報，約略估計，有數千萬讀報者擁護。」合座為之默然。
對於史量才的這句話，另一個不同版本來自報人徐鑄成的回憶：「我曾聽說，蔣對《申報》和史不滿，已非一日。當時也在上海地方協會掛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見蔣，企圖調和他們的‘矛盾’，談話並不融洽，蔣最後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然回答說：‘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聽說，不久就發生了滬杭公路這一血案。」
第三個版本是黃炎培的記錄，「有一天，蔣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談話甚洽。臨別，史握蔣手慷慨地說：你手握幾十萬大軍，我有申、新兩報幾十萬讀者，你我合作還有什麼問題！蔣立即變了臉色。」他記得這是1932年禁郵風波前的事。
三個版本當中，馮、徐都只是聽說，只有黃是親歷，黃的記憶應該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查黃炎培日記，在《申報》禁郵風波之前，黃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見蔣介石長談只有一次，對話應該就是發生在此時。
1931年南京召開各界領袖會合影，史量才居於正中，蔣介石在其左側。
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將17位上海報界、銀行界、實業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領袖召到南京，《申報》的報導稱：「蔣主席為徵詢民眾對和平、外交、建設各項問題意見，特派黃仁霖來滬邀各界領袖赴京。」黃炎培當天的日記中說：
「上海被邀到者連餘凡十七人，十時蔣到，談至十二時半。午餐於勵志社。……夜，蔣邀餐於其家，餐畢長談……」
被邀的人包括虞洽卿、王曉籟、張公權、劉鴻生、穆藕初、陳光甫、王雲五、黃炎培、徐新六、錢新之、林康侯等，蔣和17人合影時，站在前排中間的赫然就是史量才，與蔣並列。幾天後，黃炎培11月11日日記還記著：「夜，自甯回滬諸人會餐於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曉籟、康侯、新之、公權、光甫、鴻生、藕初等。」
槍和筆之間的這一次對話驚心動魄，手握申、新兩大報紙、負一國輿論重望的史量才，沒有理由不自信，他沒有察覺到他犯了槍桿子的大忌。
史量才遭蔣介石之忌
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權者對他與《申報》的不滿是逐漸累積起來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拒絕新聞檢查所派員進駐報館，《申報》的言論也曾「開天窗」。1931年11月29日，蔣介石暫時下野離開南京前夕，秘密下令槍決了著名的「第三黨」領袖鄧演達。二十天后，宋慶齡得知這一消息，在悲憤交加之中起草了《國民黨不再是革命集團》的宣言，指著鼻子大罵蔣介石。當晚，史量才在上海日報公會說：「這是孫夫人親自簽名要求發表的，不是報紙造謠，我們沒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報》和上海各日報（除《民國日報》外）幾乎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個宣言。加上《申報》就蔣下野發表的「歡送」時評，蔣對他的惱怒和不滿可想而知。
從1932年6月到7月，《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尖銳指出：「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7月，《申報》接連發表有關中央大學學潮的報導和評論，披露教育部長、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挪用3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被朱家驊、潘公展告發到蔣介石那裡。「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勾結上海一般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並附上剪報，蔣因此批示「申報禁止郵遞」。目的就是要逼史量才就范，但他沒有彎下腰來，經過交涉、折衝，在不損害報紙獨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協，35天后得以恢復郵遞。對於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報館這一條，他堅決拒絕了：「《申報》是自力更生的報紙，從來沒有拿過政府的津貼，倘若政府定要派員指導，寧可將《申報》停刊。」
上述這些衝突累計起來，使蔣介石對史量才的不滿日趨加深。此外，「九一八」事變以來，史量才以上海頭面人物的身份積極介入各種重大的社會事務，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銀行家、實業家們為了與南京政權博弈，而成立的壬申俱樂部，他被推為理事長。1月31日，在「一二八」事變中誕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他又被推為會長，杜月笙是副會長。6月改為上海市地方協會時，他繼續被推為會長。國民黨在上海搞臨時參議會，也指定他為會長來安撫他，或者算是對地方民意的一種尊重。可以說，他成了當時上海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影響和聲望與日俱增。這都是權力中心所難以容忍的。黃炎培就說過，史量才被推為地方維持會會長「已招蔣介石忌了。」
對於「禁郵」事件，史量才耿耿於懷。1932年12月29日，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舉辦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發言，「……嚴正抗議當年因《申報》報導‘中央大學學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郵遞達三月（引者按：應為35天）之久，不經過法律手續而採取這種卑劣手段來限制報紙在外地的發行，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為，決不能容忍！」這是《新聞報》記者陸詒的回憶。此後，陸詒在民權保障同盟的好幾次集會上遇見史量才，「每談到保衛言論自由時，他必慷慨發言，堅決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另一位親歷者、《新聞報》記者顧執中也說，「當時最令我對之產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報》主人史量才的發言」。
自從1931年底發佈宋慶齡的那篇宣言之後，特別是」一二八「事變起，史量才與宋慶齡交往頻繁，關係密切，他們一同創立傷兵醫院。《申報》駐南京記者錢芝生《史量才被暗殺案真象》在回憶史致死的原因時說，史曾應宋慶齡的要求為十九路軍捐出了鉅款，為蔣所不滿。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國民黨軍統暗殺，「蔣介石一方面要嚇唬孫夫人和另一‘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鎮壓史量才以劫奪《申報》。」史量才不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申報》又大量報導同盟的消息，在楊杏佛遇刺後有詳細的報導。他因此遭忌，加上其他的因素，終於引來了殺身之禍。
史量才先生遇害時被阻擊的防彈車
龔德柏回憶錄說，史量才被暗殺前即已知道自己處境的危險，經過疏通，他以為沒事了：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執行，並即電告在杭之執行人員，暫緩執行。但該執行人於先一晚飲酒大醉，當晚未能譯電，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國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車經過。亦未暇看電報。待其執行回來再看電報，而史已死，無法挽救了。這是一說。
又據與執行人員有關者告我，執行人員于就道時，始接電報，認為執行命令事大，看電報事小，故將來電置之衣袋內，即乘車而去。待其執行回來再行譯電時，已無法挽救了。」
史量才遭暗殺的直接原因或者說導火線到底是什麼？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但是綜合上述史料和分析，他的死因大致上已變得清晰起來。作為一個報業鉅子，無論如何，他的死為那個時代的言論空間寫下了一個鮮血淋漓的感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