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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范】半部胡適

1919年2月, 正在北京大學教書的胡適, 將他的一份講義加以整理, 出版時名曰《中國哲學史大綱》, 其將中國哲學歷史從上古時代直接切斷,

將三黃五帝等上古時代的歷史刪除, 為此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 在序文中對其大加讚譽:「以扼要的手段, 也就是‘截斷眾流, 從老子、孔子講起’。 這在當時無疑是開天闢地的。 」然《中國哲學史大綱》僅成上半部, 下半部付之闕如。 於是, 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 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 」學生不解, 問何意?黃侃回答:「監者, 太監也。 太監者, 下部沒有了也。 」學生忍俊不禁。 這段妙語的靈感, 大概源自紀曉嵐的一個掌故。 相傳某次, 紀曉嵐正有煩心, 一太監非要紀講個故事聽聽, 其被纏不過, 遂講道:「從前, 有一個太監。 」就說一句, 便不開口了。 那太監催促道:「講啊!」紀曉嵐說:「完了。 」「太監‘下麵’呢?」紀兩手一攤:「太監‘下面’,
嘿嘿, 什麼也沒有了。 」

何以「下部沒有了」呢?梁漱溟認為:「他(胡適)的缺陷是不能深入, 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卷上, 卷下就寫不出來。 因為他對佛學找不見門徑, 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 只得作一些考證;他想從佛法上研究, 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

在寺裡砍柴, 舂米, 是個賣力氣的人, 禪宗不立語言文字, 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文中也說:「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 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 ……在中國歷史上, 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 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 」胡適對此也心知肚明, 梁實秋證實:「胡先生對於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功夫, 頗有心得, 但是對於禪宗本身那一套奧義並無好感。 」

1928年6月, 胡適以《白話文學史》為名, 又出了半部著作。 此次, 胡適在前言中信誓旦旦、言之鑿鑿道:「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內繼續編成的。 」但事實是, 他又食言了。 林語堂幽默道:「胡適先生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 」「近來他米糧庫的住宅, 在星期日早上, 總是公開的了。 無論誰, 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客商、強盜乞丐, 都得進去, 也都可滿意歸來。 窮窘者, 他肯解囊相助;狂猖者, 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 他肯修書介紹;問學者, 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

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 到了夜闌人靜時, 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 但是如此, 他遂善做上卷書。 」陳衡哲則為之惋惜:「林語堂說胡適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 這話幽默而真實。 胡先生太忙了, 少去證婚, 少去受捧, 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這次的理由是「忙」。 胡適已然名士,朋友遍天下,且為人好交,又善盡主誼,有成人之美,不光做過趙元任與楊步偉、蔣夢麟與陶曾穀的證婚人,還做過徐志摩與陸小曼、沈從文與張兆和的介紹人,晚年移居臺灣,仍樂此不疲為《自由中國》同仁馬之驌做了一回證婚人。1917年他從美國回國時說過的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學術的立誓已然過去式。弘一法師說:「德勝者,其心平和,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見人皆可取者,朋友必多,胡適無疑屬前者。人有兩條路要走,一條是必須走的,一條是想要走的,就胡適而言,世事是必須走的,學術是想要走的,哪條路走得更遠,不好評判。他的現實成就,學術之外,在理校、外交、宣導新文化、堅持自由觀等方面,皆秀出班行,不同凡響,民國以來,僅此一人。胡適的歷史地位,思想超越了學術,人格超越了作為。胡適本身就是一部全書。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屬大智。胡適若只考慮數量,不論質量,下半部也好繼續,但他所持為寧缺毋濫操守,寫書考慮的是傳世。批判胡適時,沈從文曾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雖說話糙,卻也反證了胡的嚴謹。但半部書終還是遺憾,據余英時回憶,曾有大陸學術領導人訪問耶魯大學,席間談及胡氏有謂:「胡適應該一分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 動的。」餘氏則針鋒相對:「我們海外中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1962年胡適逝世,有挽聯仍念念不忘此事:「哲學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師此遺憾;語體文,力為宣導,萬邦人士有隆評。」

胡適已然名士,朋友遍天下,且為人好交,又善盡主誼,有成人之美,不光做過趙元任與楊步偉、蔣夢麟與陶曾穀的證婚人,還做過徐志摩與陸小曼、沈從文與張兆和的介紹人,晚年移居臺灣,仍樂此不疲為《自由中國》同仁馬之驌做了一回證婚人。1917年他從美國回國時說過的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學術的立誓已然過去式。弘一法師說:「德勝者,其心平和,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見人皆可取者,朋友必多,胡適無疑屬前者。人有兩條路要走,一條是必須走的,一條是想要走的,就胡適而言,世事是必須走的,學術是想要走的,哪條路走得更遠,不好評判。他的現實成就,學術之外,在理校、外交、宣導新文化、堅持自由觀等方面,皆秀出班行,不同凡響,民國以來,僅此一人。胡適的歷史地位,思想超越了學術,人格超越了作為。胡適本身就是一部全書。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屬大智。胡適若只考慮數量,不論質量,下半部也好繼續,但他所持為寧缺毋濫操守,寫書考慮的是傳世。批判胡適時,沈從文曾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雖說話糙,卻也反證了胡的嚴謹。但半部書終還是遺憾,據余英時回憶,曾有大陸學術領導人訪問耶魯大學,席間談及胡氏有謂:「胡適應該一分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 動的。」餘氏則針鋒相對:「我們海外中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1962年胡適逝世,有挽聯仍念念不忘此事:「哲學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師此遺憾;語體文,力為宣導,萬邦人士有隆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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