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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鳴丨民國的學術,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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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隨著「民國熱」的升溫, 一批「民國范兒」的故事流傳日廣, 更成為影視作品的新寵。 與此同時, 一批民國的「學術大師」如出土文物般現身, 或者被媒體重新加冕, 於是, 在公眾和年輕一代的心目中, 民國期間成了大師眾多、高峰林立的學術黃金時代。

不過, 如稍加分析, 就不難發現, 這樣的「黃金時代」的呈現並不是正常的學術史總結研究的結果或者相關學術界的共識, 大多是出於媒體、網路、公眾, 或者是非本專業的學者、沒有確切出處的「史料」、人云亦云的傳聞, 所關注的並非這些人物的學術成就, 而是他們的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社會影響甚至風流韻事。

例如, 一講到民國學術言必稱陳寅恪、錢穆的人, 大多並不知道陳寅恪究竟作過哪些方面的研究, 往往只是看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也沒有讀過《國史大綱》或錢穆的其他著作。 稱吳宓為「大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 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或對他單戀毛彥文的故事感興趣。 稱頌徐志摩、林徽因是因為看了《人間四月天》, 或知道有「太太客廳」。

在社會上出現「民國小學教材熱」時, 有記者問我:「為什麼民國時的大師會編小學教材?」

我告訴他, 那時編教材不需要哪個政府主管部門批準, 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 而出版社對編者是按印數付版稅的。 所以, 編教材的版稅收入一般遠高於學術著作,

如果能編出一種印數高、通用時間長的教材, 編者等於開發了穩定的財源, 何樂而不為?至於「大師」, 這是現在對這些編者的稱號或評介, 當初編教材時他們還不具備這麼高的身份, 甚至還只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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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民國期間的總體學術水準如何, 具體的學科或學人處於何種地位、有哪些貢獻, 還是得由相關的學術界作出評價, 並不取決於他們的社會知名度, 更不能「戲說」。 影視創作可以以民國的學術人物為物件, 戲說一下也無妨, 但他們的真實歷史和學術地位不能戲說。

那麼, 今天應該怎樣看民國期間的學術呢?

毫無疑問, 這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篇章, 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關鍵性時期, 也是現代學術體系創建的階段, 各個學科幾乎都產生了奠基者和創始人, 並造就了一批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大師。

從晚清開始, 西方的自然科學被引進中國, 在回國的早期留學生與外國學人的共同努力下, 到民國期間基本形成了學科體系,

建立了專門的教學和研究機構。 社會科學各學科也是從西方直接或間接引進並建立的。

就是人文學科和中國傳統的學問, 也是在採用了西方的學科體系、學術規范和形式後才進入現代學術體系的, 如大學的文、史、哲院、系、專業或研究所, 論著的撰寫、答辯、評鑒, 學歷、學位、職稱的系列與評聘, 學術刊物的編輯出版, 學術團體的建立和發展。

以我從事的歷史地理學為例, 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是沿革地理, 屬史學的一個分支, 主要是研究疆域的變化、政區與地名的沿革和黃河等水道的變遷, 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尚書·禹貢》。

而中國傳統的「地理」也不同于現代地理學, 只是瞭解和研究歷史的工具。 只是在現代地理學傳入中國後,

沿革地理才有了歷史地理這樣的發展目標, 才發生了量和質的進步。

上世紀30年代初, 大學開的課還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稱, 1934年創刊的《禹貢半月刊》的英文譯名還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國地理沿革), 但到1935年就改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 上世紀50年代初, 侯仁之先生提出創建歷史地理學的倡議, 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博士導師、國際歷史地理學權威達比教授的學科理論和體系的結果。

3

民國時期的學術水準如何,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是有國際標準的。儘管有少數科學家已經進入前沿,個別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準,但總的水準還是低的。

人文學科的具體人物或具體成果很難找到通用的國際標準,但如果用現代學科體系來衡量,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

如果在中國內部進行階段性比較,則除了個別傑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準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至於傑出的個人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準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歷史上出現過的學術天才,或許要經過相當長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遠不被超越,民國時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於這些特殊情況,到了今天,民國的學術往往會被高估。因為每門現代學科幾乎都是從那時發軔或成長的,今天該學科的專業人員,除了直接從國外引進的,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來、傳下來的,這些創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的地位。

解放後留在大陸、以後成為大師的學人,大多是在民國期間完成了在國內外的學業,已經嶄露頭角。儘管他們的成就大多還是在解放後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國學術水準的代表。

歷次政治運動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更加劇了這樣的高估和偏見。有的學科和學人因學術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於到了改革開放後這門學科恢復,還只是民國時期的成果獨領風騷,一些學者的代表作還是當初的博士、碩士論文。

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本來早就應該被他自己的新作或其學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於1952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科被「斷子絕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科徹底取消。等費孝通當了右派,連《江村經濟》也被當成「毒草」批判,從此消失。

由於一部分民國學人成了「戰犯」、「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走狗」、「洋奴」、「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黨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們的論著被查禁,像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更年輕的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後,才在專供教師和研究生使用的參考閱覽室中看到一些民國學術著作,而直到1985年遊學哈佛,才有比較全面地瞭解民國學術的機會。

毋庸諱言,一些人對民國學術的評價、對民國學人的頌揚是出於一種逆反心態,是以此來顯現、批判今天學術界的亂象,表達他們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對某些混跡學林的無術、無良、無恥人物的蔑視,就像讚揚民國時的小學課本編得多好,就是為了對比今天的某些課本編得多差一樣,應該促使我們反思、推動當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壓制這種另類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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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學術水準如何,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是有國際標準的。儘管有少數科學家已經進入前沿,個別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準,但總的水準還是低的。

人文學科的具體人物或具體成果很難找到通用的國際標準,但如果用現代學科體系來衡量,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

如果在中國內部進行階段性比較,則除了個別傑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準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至於傑出的個人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準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歷史上出現過的學術天才,或許要經過相當長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遠不被超越,民國時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於這些特殊情況,到了今天,民國的學術往往會被高估。因為每門現代學科幾乎都是從那時發軔或成長的,今天該學科的專業人員,除了直接從國外引進的,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來、傳下來的,這些創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的地位。

解放後留在大陸、以後成為大師的學人,大多是在民國期間完成了在國內外的學業,已經嶄露頭角。儘管他們的成就大多還是在解放後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國學術水準的代表。

歷次政治運動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更加劇了這樣的高估和偏見。有的學科和學人因學術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於到了改革開放後這門學科恢復,還只是民國時期的成果獨領風騷,一些學者的代表作還是當初的博士、碩士論文。

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本來早就應該被他自己的新作或其學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於1952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科被「斷子絕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科徹底取消。等費孝通當了右派,連《江村經濟》也被當成「毒草」批判,從此消失。

由於一部分民國學人成了「戰犯」、「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走狗」、「洋奴」、「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黨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們的論著被查禁,像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更年輕的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後,才在專供教師和研究生使用的參考閱覽室中看到一些民國學術著作,而直到1985年遊學哈佛,才有比較全面地瞭解民國學術的機會。

毋庸諱言,一些人對民國學術的評價、對民國學人的頌揚是出於一種逆反心態,是以此來顯現、批判今天學術界的亂象,表達他們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對某些混跡學林的無術、無良、無恥人物的蔑視,就像讚揚民國時的小學課本編得多好,就是為了對比今天的某些課本編得多差一樣,應該促使我們反思、推動當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壓制這種另類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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