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期間9月走馬上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今年規劃的常年經濟政策指導中鼓勵公司自由選擇4天或是5天工作周。 （路透社）
近來頻傳四天工作周在世界各地開展的消息。 在郁悶無聊的疫情“非常態”中， 四天工作周是令人心馳神往的未來生活方式， 還是難以實現的癡人夢想而已？
冰島、芬蘭、西班牙、紐西蘭、德國和日本是進入或計劃進入實驗性計劃的國家， 他們的開展和成功少不了政府的支持。
審視他們的經驗以及面對的挑戰， 對于同樣經濟高度發達的新加坡具有參考價值， 也讓我們從中檢視是否具備成熟的條件、官方和民間的意愿， 以及建設性的大環境。
到頭來新加坡人是不是能在不影響國家進步步履、經濟穩健高速發展的前提下， 也值得擁有更有品質和更有生產力的生活？
日本
先來說最靠近新加坡的日本。
日本渋谷。 （法新社）
作為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 去年疫情期間9月走馬上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今年規劃的常年經濟政策指導中鼓勵公司自由選擇4天或是5天工作周。
勞資兩方各有憂慮：
前者怕工資因此被刪減， 后者雖然也肯定更短工時有鼓舞士氣作用， 但是也擔心生產力不會因此增加，
觀察家分析， 執政黨自由民主黨在疫情年推出也是順勢所趨， 疫情帶來的健康憂患讓人更多時間待在家中防疫， 也讓四天工作日更有市場， 更容易被接受。
日本面對勞動力短缺的現實也導致日本政府借此鼓吹和實踐更多元化的工作方式， 以更靈活更短的工時為鉺， 促使工人接受新培訓， 轉業到有潛力的新興行業。
（歐新社）
去年一項日本人力部的調查顯示， 超過4000家公司當中， 有8.3%的公司開始給予員工更多的休息日， 其中互聯網公司最先響應， 例如日本雅虎公司。 專家警惕要達到員工技能轉型的目的， 政府對于培訓的投入必須和四天工作周并駕齊驅， 否則會阻力重重， 得不償失。
其實， 經常傳出過勞死的日本， 能否真的推行四天工作周， 筆者也是有些懷疑的。
冰島
和日本的“功利型”出發點相比， 歐洲只有35萬人口的小國冰島似乎更有誠意。
冰島。 （Business Insider）
冰島的實驗性計劃自2015年至2019年展開， 雖然工時縮短， 薪金保持不變。
根據研究機構指稱， 大部分工作場所的生產力沒有下降， 反而有所提升。 計劃受惠者超過2500名員工， 由市議會和政府機構聯合推出， 占人口1%， 一周工時從40小時減少到35-36小時。
令人鼓舞的是員工受詢時表示壓力因此變小， 出現的職業倦怠風險降低， 個人和工作生活取得良好平衡， 對于改善健康也大有裨益。
（華盛頓郵報）
有專家認為這耗時5年的實驗性計劃堪稱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政府部門大規模縮短工作周的大型實驗，也值得其他國家借鑒和學習。
西班牙
如果有些國家領導乃主動推出，一些國家則是因應新冠病帶來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更靈活的工作安排，例如：西班牙政府今年三月宣布實行32個小時四天工作周，歷時三年。
西班牙馬德里。（彭博社）
其實，去年西班牙軟件公司Software Delsol已成為首個實行四天工作周的公司，不但缺席率下降、生產力提高，員工也表示他們工作起來更開心。紐西蘭的大型企業也參與實驗性計劃，將工時縮減20%，薪金維持不變。
（互聯網）
自疫情暴發以來，歐美國家不但對于四天工作周更積極推動，各大權威媒體也大力撰文“煽風點火”，樂見其成，智庫和民間團體將之視為新的社會運動和目標。分析家認為，居家工作導致靈活工作安排變得可能和可行，未來走向更短工時和工作日指日可待。
新加坡
從個人而言，四天工作周令人期待。
新加坡中央商業區。（海峽時報）
新加坡很早已從六天或五天半進入五日工作周。我工作初期經歷過工作五天半和五天工作周，僅僅半天的差異就對我生活帶來很大分別，擁有整整兩天的休息日，過著更“人性“的休閑生活。
不僅如此，我后來的五天工作周又更加靈活，雖不能享有兩個周末日休息，我們必須擇其一和另一個周日作為休假日，每半年輪一次。我選擇工作三天休息一天、再工作兩天，再休息一天。這樣的安排一點也不累，真有必要兩個周末需要休假，管理層也酌情批準，非常靈活。
這樣的經歷讓我對工時的安排特別敏感，也連帶關注四天工作周在各地的發展和影響，進而對全國人民生活素質的影響。
（聯合晚報）
事實上，新加坡很多公司都根據有家庭的人士給予更大的靈活性，例如更短的工作周和靈活上班時間，只是普遍尚未把四天工作日列為社會議題而已。
然而我認為，新加坡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具備條件走向四天工作日，以換來一個更有效率、更集中精神和更快樂的工作團隊。
當然，也有人對這樣的理論不買賬，認為這樣反而會使人怠惰，沒有進取心。這樣普遍在歐洲被接受的理論還需要更多國家的數據和經驗來加強。
另外，疫情的洗禮讓我們對遠程工作安排有了更全面的體驗，提高了工作的靈活性和效率，縮短工作周有一天應該會水到渠成。
我認為政府部門應該從小規模開始進行實驗，例如從減少工時做起，并對實驗性計劃進行周密的調查和追蹤。只有被說服，我們才可能相信短工作周是否適合新加坡長遠的發展和亞洲人的國情。
烏節路上的人潮。（聯合晚報）
當然，歐洲在推出的短工作周生活實驗一時半刻，在短期內不會在本地實行，因為本地尚未熱絡掀起話題，達到對話和思考的地步。
其實，我們思考的面向不是我們可以因此更好更多的休息，更少的工作，而是新的工作安排將對我們生活的品質帶來的價值，更有效率的工作，以及對國家經濟帶來的短、中、長程影響。
不管工時長短，最終我們更在乎的是工作帶來的靈活性和“人性化“，及其透露勞資雙方之間的互信、坦誠、理性及相互理解。
只有一個良好和溫情的工作文化、乃至國家文化，我們才可能持續成為比今天更幸福的國民和國家。
對于改善健康也大有裨益。
（華盛頓郵報）
有專家認為這耗時5年的實驗性計劃堪稱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政府部門大規模縮短工作周的大型實驗，也值得其他國家借鑒和學習。
西班牙
如果有些國家領導乃主動推出，一些國家則是因應新冠病帶來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更靈活的工作安排，例如：西班牙政府今年三月宣布實行32個小時四天工作周，歷時三年。
西班牙馬德里。（彭博社）
其實，去年西班牙軟件公司Software Delsol已成為首個實行四天工作周的公司，不但缺席率下降、生產力提高，員工也表示他們工作起來更開心。紐西蘭的大型企業也參與實驗性計劃，將工時縮減20%，薪金維持不變。
（互聯網）
自疫情暴發以來，歐美國家不但對于四天工作周更積極推動，各大權威媒體也大力撰文“煽風點火”，樂見其成，智庫和民間團體將之視為新的社會運動和目標。分析家認為，居家工作導致靈活工作安排變得可能和可行，未來走向更短工時和工作日指日可待。
新加坡
從個人而言，四天工作周令人期待。
新加坡中央商業區。（海峽時報）
新加坡很早已從六天或五天半進入五日工作周。我工作初期經歷過工作五天半和五天工作周，僅僅半天的差異就對我生活帶來很大分別，擁有整整兩天的休息日，過著更“人性“的休閑生活。
不僅如此，我后來的五天工作周又更加靈活，雖不能享有兩個周末日休息，我們必須擇其一和另一個周日作為休假日，每半年輪一次。我選擇工作三天休息一天、再工作兩天，再休息一天。這樣的安排一點也不累，真有必要兩個周末需要休假，管理層也酌情批準，非常靈活。
這樣的經歷讓我對工時的安排特別敏感，也連帶關注四天工作周在各地的發展和影響，進而對全國人民生活素質的影響。
（聯合晚報）
事實上，新加坡很多公司都根據有家庭的人士給予更大的靈活性，例如更短的工作周和靈活上班時間，只是普遍尚未把四天工作日列為社會議題而已。
然而我認為，新加坡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具備條件走向四天工作日，以換來一個更有效率、更集中精神和更快樂的工作團隊。
當然，也有人對這樣的理論不買賬，認為這樣反而會使人怠惰，沒有進取心。這樣普遍在歐洲被接受的理論還需要更多國家的數據和經驗來加強。
另外，疫情的洗禮讓我們對遠程工作安排有了更全面的體驗，提高了工作的靈活性和效率，縮短工作周有一天應該會水到渠成。
我認為政府部門應該從小規模開始進行實驗，例如從減少工時做起，并對實驗性計劃進行周密的調查和追蹤。只有被說服，我們才可能相信短工作周是否適合新加坡長遠的發展和亞洲人的國情。
烏節路上的人潮。（聯合晚報）
當然，歐洲在推出的短工作周生活實驗一時半刻，在短期內不會在本地實行，因為本地尚未熱絡掀起話題，達到對話和思考的地步。
其實，我們思考的面向不是我們可以因此更好更多的休息，更少的工作，而是新的工作安排將對我們生活的品質帶來的價值，更有效率的工作，以及對國家經濟帶來的短、中、長程影響。
不管工時長短，最終我們更在乎的是工作帶來的靈活性和“人性化“，及其透露勞資雙方之間的互信、坦誠、理性及相互理解。
只有一個良好和溫情的工作文化、乃至國家文化，我們才可能持續成為比今天更幸福的國民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