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重案》：不是舊港片的回歸，而是新港片的勝利！
最近，香港導演陳木勝的遺作《怒火·重案》收到許多好評。有人大聲疾呼「老港片終于回來了」，還有人搬出早前美國電影學者大衛·波德維爾對港片的評價「盡皆過火，盡是癲狂」來形容這部電影。但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評價，這部電影雖然有懷舊的港片橋段、經典的「雙雄」人物關係、酣暢淋漓的打鬥場面。但是從主題上來說，它超越了《員警故事》《英雄本色》《無間道》等一眾老香港警匪片的時代性，是一部更加具有當代意義的港片。
《怒火·重案》的當代性首先在于人物。剛看完電影，我最大的感受是謝霆鋒真「帥」。
阿敖（謝霆鋒 飾）第一次出場，是在一個交易[毒·品]的倉庫。倉庫用黑白格紋地板鋪就，室內光線暗淡，結構複雜多層次。
影片顛覆了以往大多數舊港片專注于警對匪的向外衝突，而是把矛盾集中在警局內部的黑白分裂。阿敖和他的幾個弟兄都曾是警署人員。曾經阿敖是警隊的得力新人，即將晉升。他與片中另一個主要人物阿邦（甄子丹 飾）之間是同事，也是兄弟的關係。
在一次富豪被綁案件中，兩人分頭行動。阿敖抓住了犯罪嫌疑人之一並對其刑訊逼供。他向上級請示，得到的回答是繼續使用暴力，只要能救出富豪，一切後果由上級承擔。阿邦趕到現場，卻沒能阻止那名疑犯被打致死。阿敖受到了審判，但他沒有料到上級拒不承認做出的承諾，同僚阿邦也無法顧及兄弟情誼，選擇站在了程式正義的一邊。
惡徒的行為動機不是欲望，而是憤怒，是為不公的現實復仇。仿佛是在黑色中加了點白，阿敖變成了一個灰度人物。那麼與他對決的阿邦是什麼顏色呢？
我們常說的倫理道德是一個集體的概念。對于個體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把道德尺規，有時與社會主流道德觀相左，卻不一定是絕對錯誤的。阿邦作為一個好員警，他的尺規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基本吻合。從這個層面來說，他是白的。
開場沒多久，導演就用簡練的幾筆勾勒出他的性格。上司和富商邀請他赴宴，席間要求他放過襲警的富商之子，但阿邦戲謔地扔下200塊茶錢拂袖而去。在當天晚上的緝毒行動中，
阿邦是一個堅守正義的好員警，我們對于這樣的正派人物是相當熟悉的。他雖然不向權威靠攏，遠離權力鬥爭，也不認同警隊管理層的部分違紀行為，但是這些都不意味著他對員警身份的認同也出現危機。
阿邦獨身一人深入毒穴
但是即便剛正如他，
阿邦的幸運在于同事沒有受到傷害，他可以秉持自己堅信的善惡標準繼續生活下去。
面對阿邦，阿敖指著自己臉上大大小小的刀疤，告訴他這些都是被自己抓的犯人在牢裡折磨所致。這是造成阿敖轉變的重要一環。當他因為員警身份入獄，又因為員警身份被犯人復仇，產生對過去的自己極度厭惡的情感。全力拋開對法制的理想期許，反過來將暴戾合理化，才能在丟掉員警身份的同時，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即便被社會大多數認為是惡人，阿敖也不管，只要自己認為是善的就夠了。
阿敖認為善的，是懲惡復仇，是與兄弟共生死。前者大快人心，後者盪氣迴腸，這都是我們觀影的直觀感受。在阿敖憑藉敏捷的身手和縝密的理性，拼死逼近他心中的善時。我們明知道他做的不符合大眾心中對善惡的定義，但是依然會覺得是那麼的合情合理，那麼的帥。這是陳木勝刻畫人物的成功之處。
阿敖為救兄弟，去警察局「報案」
但是我們依然要清楚，阿敖不是只能變惡人，他是有選擇的。在邱禮濤的《拆彈專家2》中，拆彈專家潘乘風面臨相似的處境。因公受傷，被警方「用完即棄」，他轉變成一個恐怖分子，並研究出了炸掉全香港的計畫。在計畫即將實施前他失憶了，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潘乘風重新面對人性中的善惡，選擇憑藉本能對善的親近做回了英雄。但是阿敖沒有失憶，他沒有反思身份和立場的契機。正如他的名字「邱剛敖」一樣，一意孤行，義無反顧。
《怒火·重案》其中暗含的價值觀既不像最初的香港警匪片《員警故事》系列那樣雖然黑白界限有時也不分明，但是心中善惡是無需辯駁，沒有討論空間的。又和香港回歸前後的二代警匪片大相徑庭，這些電影以《無間道》為代表大部分暗含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其中的人物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都困在環境帶來的焦慮中，逐漸走向虛無。
《怒火·重案》裡的人物沒有了那種迷茫，無論是阿敖還是阿邦，起碼在自己的立場上都非常堅定，一個為了堅守法制拼命，一個為了蔑視法制拼命。但是他們兼具善惡兩面的灰度的原因，都殊途同歸地直指員警制度的缺陷。身為並肩作戰的同事，卻因為香港員警高層內部以權謀私、貪汙腐敗的制度失序而分裂成兩個陣營。
除了對準制度，其實這部電影也是在考驗個人。同為警司，兩人在面對有問題的制度考驗下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前路。阿敖向阿邦發問，如果那天派去抓那位疑犯的人是阿邦，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對調。
怪命運和怪制度一樣是很容易的，但是也不要忘了性格決定命運。阿邦沒有回答阿敖的問題，頭也沒回地走了，因為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做出過度執法致人死的事。可見，在面對無法憑藉個人一己之力改變的環境面前，作為自身應該如何選擇善惡，仍舊是一個需要叩問的實際問題。
二人的最終勝負是片尾一場教堂對決。但其實，輸贏在更早一場的鬧市火拼就已經定下了基調。那場戲以粗顆粒和手持攝影的畫面呈現，街道中間是兩排停滯的車隊，街道兩邊是商鋪和行走的普通市民。激烈交火極大地危害了公共安全，危及無辜市民安危。它是法制失序的極大化展現，也讓阿敖徹底失掉了觀眾的心。
阿敖的極端行徑已然超越了灰度人物可討論的空間。這場戲之後他徹底變成現代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的罪犯。影片結局站在法制勝利的一邊，也是與時代同步的選擇。當下香港的發展需要健康的法制，盡可能地彌補內部缺陷，才能共同期盼一個更繁榮的香港。
面對阿邦，阿敖指著自己臉上大大小小的刀疤，告訴他這些都是被自己抓的犯人在牢裡折磨所致。這是造成阿敖轉變的重要一環。當他因為員警身份入獄，又因為員警身份被犯人復仇，產生對過去的自己極度厭惡的情感。全力拋開對法制的理想期許，反過來將暴戾合理化，才能在丟掉員警身份的同時，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即便被社會大多數認為是惡人，阿敖也不管，只要自己認為是善的就夠了。
阿敖認為善的，是懲惡復仇，是與兄弟共生死。前者大快人心，後者盪氣迴腸，這都是我們觀影的直觀感受。在阿敖憑藉敏捷的身手和縝密的理性，拼死逼近他心中的善時。我們明知道他做的不符合大眾心中對善惡的定義，但是依然會覺得是那麼的合情合理，那麼的帥。這是陳木勝刻畫人物的成功之處。
阿敖為救兄弟，去警察局「報案」
但是我們依然要清楚，阿敖不是只能變惡人，他是有選擇的。在邱禮濤的《拆彈專家2》中，拆彈專家潘乘風面臨相似的處境。因公受傷，被警方「用完即棄」，他轉變成一個恐怖分子，並研究出了炸掉全香港的計畫。在計畫即將實施前他失憶了，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潘乘風重新面對人性中的善惡，選擇憑藉本能對善的親近做回了英雄。但是阿敖沒有失憶，他沒有反思身份和立場的契機。正如他的名字「邱剛敖」一樣，一意孤行，義無反顧。
《怒火·重案》其中暗含的價值觀既不像最初的香港警匪片《員警故事》系列那樣雖然黑白界限有時也不分明，但是心中善惡是無需辯駁，沒有討論空間的。又和香港回歸前後的二代警匪片大相徑庭，這些電影以《無間道》為代表大部分暗含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其中的人物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都困在環境帶來的焦慮中，逐漸走向虛無。
《怒火·重案》裡的人物沒有了那種迷茫，無論是阿敖還是阿邦，起碼在自己的立場上都非常堅定，一個為了堅守法制拼命，一個為了蔑視法制拼命。但是他們兼具善惡兩面的灰度的原因，都殊途同歸地直指員警制度的缺陷。身為並肩作戰的同事，卻因為香港員警高層內部以權謀私、貪汙腐敗的制度失序而分裂成兩個陣營。
除了對準制度，其實這部電影也是在考驗個人。同為警司，兩人在面對有問題的制度考驗下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前路。阿敖向阿邦發問，如果那天派去抓那位疑犯的人是阿邦，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對調。
怪命運和怪制度一樣是很容易的，但是也不要忘了性格決定命運。阿邦沒有回答阿敖的問題，頭也沒回地走了，因為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做出過度執法致人死的事。可見，在面對無法憑藉個人一己之力改變的環境面前，作為自身應該如何選擇善惡，仍舊是一個需要叩問的實際問題。
二人的最終勝負是片尾一場教堂對決。但其實，輸贏在更早一場的鬧市火拼就已經定下了基調。那場戲以粗顆粒和手持攝影的畫面呈現，街道中間是兩排停滯的車隊，街道兩邊是商鋪和行走的普通市民。激烈交火極大地危害了公共安全，危及無辜市民安危。它是法制失序的極大化展現，也讓阿敖徹底失掉了觀眾的心。
阿敖的極端行徑已然超越了灰度人物可討論的空間。這場戲之後他徹底變成現代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的罪犯。影片結局站在法制勝利的一邊，也是與時代同步的選擇。當下香港的發展需要健康的法制，盡可能地彌補內部缺陷，才能共同期盼一個更繁榮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