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悼「五四」
這是一篇李健吾先生的舊文。
作於1946年「五四」紀念之際,發表於《人民世紀》(上海)週刊第10期(署名「劉西渭」),後收入《切夢刀》(文生1948年版),《李健吾散文集》(寧夏人民1986年版)、《李健吾文集》(北嶽文藝2016年版)等。
略顯奇怪的是2017年出版的《李健吾年譜》中卻失收,所以翻出來再讀一遍,絲毫沒有以古喻今的想法,只是還有些借鑒的地方,還望諸君明查。
有一天,和朋友們談起「五四」就要到了,有一位是辦報的,我問他要不要出一個特刊,紀念一下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他苦笑了,說,用什麼心情去編這個特刊呢?看起來好像只有兩個字就夠用。
他接著說,民國八年挨學生打的三個官僚,曹汝霖、張宗澤、陸宗輿,其實憑良心來說,拿當時作官的人和現在作官的人來比,真可以說是遠壞不到哪裡去。可是,多少年來,假如有人編「五四」這齣戲的話,一定是這三個人抹白粉,
1919 年5月7 日,五四運動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被釋放返校。
請問有耳有目的人,今天的中國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我們是勝利的國家,喪權辱國這四個字送給作官的人們也許太過,可是禍國殃民這四個字又怎麼樣?北平話說個不錯,
勝利應當是一個總清算,一個往好裡走的大轉機。壞的應當中止,好的應當起始。人民顛沛流離了許多年,如今有權利要求給自己弄到一個復蘇和休息的期間。事實上完全是漆黑一團。亂糟糟的,斬不斷,理還亂。做漢奸的口口聲聲要「和平」,「和平」其實就是投降出賣祖國,可是如今老百姓得到了些什麼?他們會不會要問:大人先生們就像根本沒有存過勝利的心思。不然的話,明明勝利了,老百姓過得日子怎麼就黑烏烏的一片,不露半點陽光?敗了的國家像日本,也在勵精圖治,勝了的國家自然是可想而知。單單這個華夏之邦就看不見天日,漫漫長夜,好像越來越長,天上不見半點星星?是什麼雲在半空遮了這樣一個實實在在?一團一團的烏雲去了又來,
北京山東學會歡迎被捕的同學返校
可是話又說回來,誰敢擔保「五四」時候的(大)打出手(的)不就是眼前那些高官厚祿的大人物?就算都不是吧,
朋友把話說完了,我們陷入一陣痛苦的沉寂。我啜了一口茶,強自笑向另一位比較樂觀的朋友道:從政治的人的觀點來看「五四」,當然只有慚愧,可是從一般的觀點,特別是文化的觀點來看「五四」,中國的確有了長遠的進步。
但是那位辦報的朋友立即搶先發話道:「五四」運動由政治出發,歸結卻在一般的文化的覺醒,乃是「五四」的真正的光榮。
趕緊找醫生開方子吃藥吧。
藥換了,病好了不少,就只一樣,身子軟軟的,說什麼也挺不起來。原來這些藥都太王道,治不了病根,小蟲子在血裡頭活動,光吃補品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什麼是這付霸道的藥,斬草除根,一絲不留呢?原來九九歸一,還是那權勢在握的政治。
政治是權力,有良心的人搶到了政治,發號施令,頭頭是道,殺他一個群魔入地無門,單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凡是在野的,民間的,渙散的,或如星星之火,或如暮螢之光,政治一下子予以集中,成為燎原之勢,成為萬道明光。但是「五四」運動是溫和的,妥協的,沒有組織,也無例可援,和歷來讀書人的作為一樣,清高自守,把腐惡表面的認輸看作真理的永久的勝利,視宦途為畏途,阿Q一樣的把官僚制度放生了。制度和它既有的習氣活了下去,生氣勃勃的人也[吸·毒]似的受了麻醉,沒有心力征服罪惡,罪惡倒過來征服了他們脆弱的人性。文化不是政治的政策,新文化和舊文化脫了輻,一個是我行我素,一個是行乞如行腳僧。看看蘇聯,政法(治)的清醒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沒有文化的政治是實際的,實際到了不容絲毫理想存在,統治者作威作福,有權有勢,生活逼著老百姓巴結,害怕,模仿,於是普天之下,莫非官僚,國家民族也就完蛋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開始,如今隔了二十七年,臨到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歸結仍在政治。因為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年來我們陷於精神上的饑餓,陷於物質上的饑餓。沒有書,沒有米,也沒有錢買書買米。因為政治不上軌道,老百姓忍苦挨餓好不容易爭到了勝利,勝利卻和老百姓無緣。這是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危機!
朋友說到這裡,眼圈兒微微有些紅了,我在他耳旁插話道: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抓到了一個翻身的機會,說什麼也不應當輕輕放過和平與民主。不然的話,就是戰亂,饑餓,暴動,死亡。單只想想就可怕。
他連忙堵住我的嘴。他掃了四下一眼。雖說在座的只是幾位相熟的朋友,報人的機警的習慣自發地引起了他的惶惑。我的好笑的表情解除了他的緊張。他也好笑了。
於是他這樣結束我的建議:和平與民主,完全對。不過做起來,怕不就那麼容易。中國人好面子,官僚階級尤其好面子。你可以搗蛋,你不可以傷面子。老百姓盼望和平與民主,那就無疑等於說,請大人先生們下臺。下臺就是丟面子,還不說那丟權力。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馬歇爾左擁美金,右抱物資,一次又二次,不也明白必須耐著性子拼著老命在等、等。
1946年3月4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在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延安。
另一個朋友頂了他一句:老百姓既無美金,又少物資,有多少日子好等?
辦報的朋友像是松了一口氣,鼓勵似的譏諷他道:你這可憐蟲,現在你也知道等不及了?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因為說到臨了,二十七年前的「五四」和二十七年後的「五四」,就政治而言,有什麼兩樣?怕是有些地方只有更糟。
我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對著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發出衷心的懺悔。
政治是權力,有良心的人搶到了政治,發號施令,頭頭是道,殺他一個群魔入地無門,單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凡是在野的,民間的,渙散的,或如星星之火,或如暮螢之光,政治一下子予以集中,成為燎原之勢,成為萬道明光。但是「五四」運動是溫和的,妥協的,沒有組織,也無例可援,和歷來讀書人的作為一樣,清高自守,把腐惡表面的認輸看作真理的永久的勝利,視宦途為畏途,阿Q一樣的把官僚制度放生了。制度和它既有的習氣活了下去,生氣勃勃的人也[吸·毒]似的受了麻醉,沒有心力征服罪惡,罪惡倒過來征服了他們脆弱的人性。文化不是政治的政策,新文化和舊文化脫了輻,一個是我行我素,一個是行乞如行腳僧。看看蘇聯,政法(治)的清醒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沒有文化的政治是實際的,實際到了不容絲毫理想存在,統治者作威作福,有權有勢,生活逼著老百姓巴結,害怕,模仿,於是普天之下,莫非官僚,國家民族也就完蛋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開始,如今隔了二十七年,臨到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歸結仍在政治。因為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年來我們陷於精神上的饑餓,陷於物質上的饑餓。沒有書,沒有米,也沒有錢買書買米。因為政治不上軌道,老百姓忍苦挨餓好不容易爭到了勝利,勝利卻和老百姓無緣。這是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危機!
朋友說到這裡,眼圈兒微微有些紅了,我在他耳旁插話道: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抓到了一個翻身的機會,說什麼也不應當輕輕放過和平與民主。不然的話,就是戰亂,饑餓,暴動,死亡。單只想想就可怕。
他連忙堵住我的嘴。他掃了四下一眼。雖說在座的只是幾位相熟的朋友,報人的機警的習慣自發地引起了他的惶惑。我的好笑的表情解除了他的緊張。他也好笑了。
於是他這樣結束我的建議:和平與民主,完全對。不過做起來,怕不就那麼容易。中國人好面子,官僚階級尤其好面子。你可以搗蛋,你不可以傷面子。老百姓盼望和平與民主,那就無疑等於說,請大人先生們下臺。下臺就是丟面子,還不說那丟權力。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馬歇爾左擁美金,右抱物資,一次又二次,不也明白必須耐著性子拼著老命在等、等。
1946年3月4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在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延安。
另一個朋友頂了他一句:老百姓既無美金,又少物資,有多少日子好等?
辦報的朋友像是松了一口氣,鼓勵似的譏諷他道:你這可憐蟲,現在你也知道等不及了?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因為說到臨了,二十七年前的「五四」和二十七年後的「五四」,就政治而言,有什麼兩樣?怕是有些地方只有更糟。
我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對著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發出衷心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