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
有人曾言：你終生關注這中國古建築，而大家終日關注著你的老婆。調侃中而有惆悵之意。多少人心目中的徐志摩仍然只是一個風流的詩人呢？不妨看看寫過《徐志摩傳》的韓石山先生怎麼說——
不必說是天才，更多的是一種警示
從1987年春天，赴海甯尋訪徐志摩故居算起，到現在，我對徐氏的關注，已整整三十年了。早先還自信滿滿，如今越來越迷惘，不時會納悶，對這位江南富商的兒子，自己究竟懂得多少。
天才？
最簡便的歸攏，也是最無奈的躲避。
朦朧間，我有個不太確切的看法，即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上，
中國古代，對那些輕易取得功名與官位的人，有個褒中帶貶的說法，叫「拾青紫如草芥」。對徐志摩來說，一切他人望塵莫及的成就的取得，幾乎都是在騰挪間，不費氣力，隨手撿取。說是「拾功業如草芥」，那是一點不假。
這也正是我所說的警示的作用。
近百年的新詩運動，自從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等於走上了失敗的途程。能留下兩行詩作，或是一個近似格言的句子的，均堪稱優秀。而徐志摩，一首一首的詩作，讓人看了還想背誦，背誦了還想不時地吟詠，這是不是在警戒，非真正有天分的，輕易別打新詩的主意。
多少文化人，未必是質量惡劣，或許是一時的不慎，造成婚戀的錯亂，便被人斥為下流，誤了前程，甚至誤了終生。而徐志摩，一生都在煙花陣裡打滾，妻有前賢後豔，女友有舊雨新歡，有他心儀的美人，也有暗戀他的佳麗，臨到故去，竟沒有一個對他有怨懟之言。其前妻張幼儀，晚年曾對同姓晚輩說：「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
張幼儀（1900-1988）
至於女友，
這是不是在警示人們，浪漫，輕佻，都不是罪過，單看你的質量，值不值得那麼多的女人喜愛，甚至依戀。
多少文化人，在某一門藝術上有所建樹，便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而徐志摩，似乎有個金指頭，在他沾染過的任何一個文學乃至文化的領域，都有驕人的成就。已然是詩人了，而人們對他的散文的評價，越來越高。已然是文學家了，轉過身又發現，他還是最早將相對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那樣心儀歐美的社會文明，你以為他該是個自由主義者了，
這是不是在警示人們，一個真正的學者，不妨有更為博大的胸懷，更為寬廣的視野。
此中原委，究竟是什麼？
說白了也無甚奇妙，不外一是時勢的機緣，二是個人的修練。
那個時代的學者中，少有這樣全面的學術訓練
說到徐志摩的學歷，不可不說到他的父親徐申如先生。
現在的人，錢多了，怎麼花，一說就是投資。
投資的目的，一是讓資金取得最大的利潤，二是讓資金取得資金以外，不可用資金衡量的回報。
以前者而論，徐老先生是失敗者，以後者而論，徐老先生是近世以來中國最成功的投資者。他把他的兒子，打造成了中國最有名的詩人，最值得敬重的文化人。
小學中學不用說了，都是當地最好的學校。
且說徐的大學學歷。
1922年10月回國前，先後在國內外七所大學就學。依次是，北京大學預科——上海滬江大學（浸會學院）——北洋大學法預科——北京大學法科——美國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究生院。
在國內，在美國，念過的幾所大學，都是考上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完了碩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認為，拿個博士不費力氣，因為仰慕羅素的名望，便輕易地「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今譯伏爾泰）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
有一點，
對在克拉克大學的學業，我在寫《徐志摩傳》時，依任憑的是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梁氏去過克拉克大學，查過徐的學歷檔案。現在看來，做事不細緻，多有疏忽。多年前，張宏文先生親赴該校，披閱存檔，終於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學就[插·入]三年級。在國內的學科成績為校方承認，充抵了兩個學年的學分。這樣，到1919年6月，即獲得一等榮譽學位。距畢業所需，僅差四個學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設在紐約的康奈爾大學夏令班，選修經濟學和英語兩科，很快便拿到四個學分，順利畢業。
在他那個時代，出國留學的，有他這樣全面的社會學科訓練的，就是學者中也沒有幾個。幾十年後，一位名叫趙毅衡的中國學者，
胡適的見識，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說他留學歸來，怎樣建樹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舉個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兩地奔波，時不時的，會把自己的詩作，選出一兩首，給兩地的刊物。有次過上海，上海有名的《學燈》副刊的編輯，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詩，名為《再會吧康橋》。3月12日，刊出了，是當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沒有分行。
他說這是詩，要分行。
編輯知錯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錯了。
他的這首詩，有意在中國提倡一種新的詩風，每十一字為一行。這家報紙的欄目，極有可以是每八字為一行，而每行之間有空字，這樣一來，用徐的話說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當年誰也不知道新詩該是什麼樣子，編輯又是好脾氣，那就第三次登出。這才勉強像個新詩的樣子。
徐志摩的《再會吧康橋》一詩，起初就是這樣紅起來的。
千萬別以為初創時期，只要揮舞柴刀，以劈草萊，就能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大文化人。
不會這麼簡單。
且看當年對蘇俄的態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見識，就是擱到現在，都不能說落後。
1923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讚美蘇俄公使館前的升旗儀式，對蘇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讚美有加。說那面徐徐升起的紅旗，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那時他還沒有去過蘇俄，只能從表像上作出自己的判斷。
1925年春，因為與陸小曼的異常的婚戀，響動太大了，決計去歐洲避避風頭，便取道西伯利亞去了法國。經濟上不甚寬裕，也是朋友有意資助，便應了《晨報》老總之請，沿途為報紙寫一系列的通訊文章。這樣，就有了從容觀察蘇俄的機會。
畢竟有良好的社會學訓練，又是本著如實報導的態度認真觀察，如此一來，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館門前看不到的真實的蘇俄社會。
訪歐歸來，秋天，接辦了著名的《晨報副刊》。正好這時，胡適要去倫敦開會，也是取道西伯利亞，路過莫斯科，沒有停留，只不過是利用轉車的一兩天，參加了學校等教育機構。胡適是個愛寫文章的人，這次沒有顧上寫文章，而寫了幾封信，將在俄都的見聞，寫給一位張姓朋友。這位張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對志摩說，把胡大哥的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過，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時，作為主編的徐志摩，寫了批評文章作為按語放在前面。
胡適在信中說，蘇俄雖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政策，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語專制的音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由愚民政策，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分析過種種原因之後，他說，我們很期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了統計表，去作一次實地的考察，我們急急的要知道那時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國教育有「從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對專制的胡適，為什麼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呢，志摩的說法是，胡大哥這些年從來沒出去過，「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據此可知，作為一個大變革時期的知識份子，見識是第一位的。
這裡，我要做個道歉。在我的《徐志摩傳》裡，寫到這件事，總覺得光這樣說說，似乎有頭無尾。徐志摩這樣批評了胡適，胡適會沒有反應嗎，我想，胡適是個明白人，很快會知道自己是錯了。但是，我手頭又沒有胡適認錯的資料。怎麼辦呢，便依據臆測，寫了一句：「胡適後來承認，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徐志摩傳》出版十幾年來，什麼時候拿翻到這兒，見到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謊。這些年看書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操著這個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適公開認錯的文字。終於讓我找見了。去年讀臺灣出版的《徐永昌日記》，在第十一冊，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條下，有明確記載，原文為：
「胡適之五日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會演說，曾言懺悔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信賴。」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
關於徐志摩的死，多少年來，人們總是說，他所以急著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給使館人員講建築，而搭了送郵件的飛機送命的。
前兩天晚上，無意間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電視，正播出一個關於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紀錄片，像是個講述片，說到徐志摩坐送郵件的飛機，是這樣說，當時火車票價貴，郵政飛機票價便宜，徐志摩為了省錢，便坐了郵政飛機。
真是想當然。事實是，當時中國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飛機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為了拓展業務，送給徐志摩一張免票，這張票可隨時坐航班的飛機。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電話問過機場，沒有航班，只有送郵件的飛機，無奈之下，只好坐了這架小飛機。
說徐志摩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的講座，確有動人之處，他最初愛戀的，是這個女人，如今為了捧這個女人的場，輕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過去，我也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不這樣看了。
我認為，他所以匆匆離開上海，是因為與陸小曼吵翻了，急著趕回北京，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他想有所作為。須知，從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專機，專機去南京，是送張學良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向南京方面請示處理東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說，瀋陽方面，最近有大的變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楊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個條子，這個條子，便成了志摩的絕筆。是這樣寫的：
「才到奉謁，未晤為悵。頃到湘眉處，明早飛北京，慮不獲見。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這才是他急於趕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座機，張不在機上，是送張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到南京，向中樞報告東北的局勢並請示應對方略。機上乘客只有他們兩人，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華北局勢，亦非常危險，顧不會不告訴徐。
他擔心的，正是這個。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為的，也正是這個。
可以說，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為時局擔著心，為這個老大民族擔著心。
選出一兩首，給兩地的刊物。有次過上海，上海有名的《學燈》副刊的編輯，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詩，名為《再會吧康橋》。3月12日，刊出了，是當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沒有分行。他說這是詩，要分行。
編輯知錯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錯了。
他的這首詩，有意在中國提倡一種新的詩風，每十一字為一行。這家報紙的欄目，極有可以是每八字為一行，而每行之間有空字，這樣一來，用徐的話說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長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當年誰也不知道新詩該是什麼樣子，編輯又是好脾氣，那就第三次登出。這才勉強像個新詩的樣子。
徐志摩的《再會吧康橋》一詩，起初就是這樣紅起來的。
千萬別以為初創時期，只要揮舞柴刀，以劈草萊，就能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大文化人。
不會這麼簡單。
且看當年對蘇俄的態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見識，就是擱到現在，都不能說落後。
1923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讚美蘇俄公使館前的升旗儀式，對蘇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讚美有加。說那面徐徐升起的紅旗，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
那時他還沒有去過蘇俄，只能從表像上作出自己的判斷。
1925年春，因為與陸小曼的異常的婚戀，響動太大了，決計去歐洲避避風頭，便取道西伯利亞去了法國。經濟上不甚寬裕，也是朋友有意資助，便應了《晨報》老總之請，沿途為報紙寫一系列的通訊文章。這樣，就有了從容觀察蘇俄的機會。
畢竟有良好的社會學訓練，又是本著如實報導的態度認真觀察，如此一來，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館門前看不到的真實的蘇俄社會。
訪歐歸來，秋天，接辦了著名的《晨報副刊》。正好這時，胡適要去倫敦開會，也是取道西伯利亞，路過莫斯科，沒有停留，只不過是利用轉車的一兩天，參加了學校等教育機構。胡適是個愛寫文章的人，這次沒有顧上寫文章，而寫了幾封信，將在俄都的見聞，寫給一位張姓朋友。這位張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對志摩說，把胡大哥的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過，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時，作為主編的徐志摩，寫了批評文章作為按語放在前面。
胡適在信中說，蘇俄雖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政策，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語專制的音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由愚民政策，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分析過種種原因之後，他說，我們很期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了統計表，去作一次實地的考察，我們急急的要知道那時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國教育有「從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對專制的胡適，為什麼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呢，志摩的說法是，胡大哥這些年從來沒出去過，「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據此可知，作為一個大變革時期的知識份子，見識是第一位的。
這裡，我要做個道歉。在我的《徐志摩傳》裡，寫到這件事，總覺得光這樣說說，似乎有頭無尾。徐志摩這樣批評了胡適，胡適會沒有反應嗎，我想，胡適是個明白人，很快會知道自己是錯了。但是，我手頭又沒有胡適認錯的資料。怎麼辦呢，便依據臆測，寫了一句：「胡適後來承認，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徐志摩傳》出版十幾年來，什麼時候拿翻到這兒，見到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謊。這些年看書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操著這個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適公開認錯的文字。終於讓我找見了。去年讀臺灣出版的《徐永昌日記》，在第十一冊，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條下，有明確記載，原文為：
「胡適之五日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會演說，曾言懺悔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信賴。」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
關於徐志摩的死，多少年來，人們總是說，他所以急著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給使館人員講建築，而搭了送郵件的飛機送命的。
前兩天晚上，無意間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電視，正播出一個關於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紀錄片，像是個講述片，說到徐志摩坐送郵件的飛機，是這樣說，當時火車票價貴，郵政飛機票價便宜，徐志摩為了省錢，便坐了郵政飛機。
真是想當然。事實是，當時中國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飛機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為了拓展業務，送給徐志摩一張免票，這張票可隨時坐航班的飛機。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電話問過機場，沒有航班，只有送郵件的飛機，無奈之下，只好坐了這架小飛機。
說徐志摩趕回北京，是為了聽林徽因的講座，確有動人之處，他最初愛戀的，是這個女人，如今為了捧這個女人的場，輕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過去，我也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不這樣看了。
我認為，他所以匆匆離開上海，是因為與陸小曼吵翻了，急著趕回北京，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他想有所作為。須知，從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專機，專機去南京，是送張學良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向南京方面請示處理東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說，瀋陽方面，最近有大的變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楊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個條子，這個條子，便成了志摩的絕筆。是這樣寫的：
「才到奉謁，未晤為悵。頃到湘眉處，明早飛北京，慮不獲見。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聞頗恐慌，急於去看看，這才是他急於趕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張學良的座機，張不在機上，是送張的外交顧問顧維鈞到南京，向中樞報告東北的局勢並請示應對方略。機上乘客只有他們兩人，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華北局勢，亦非常危險，顧不會不告訴徐。
他擔心的，正是這個。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為的，也正是這個。
可以說，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為時局擔著心，為這個老大民族擔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