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晚間， 因反年改團體在臺北田徑場外的陳抗活動， 導致世界各國的參賽運動員無法順利進入開幕現場。 消息一傳出， 網路上輿論沸騰， 批評者無不認為這樣的陳抗行為「很丟臉」， 讓台灣在國際上蒙羞。 甚至， 有不少聲音指出， 到國際運動會場抗議的行為應該要全面禁止。
集會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但是需要「許可」？
依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人民本來就有上街遊行權利， 只是此權利， 通常會影響到他人， 所以還是需要法律來做一些限制和保障， 因此我們有一部《集會遊行法》。
然而現行的制度， 集會遊行需要主管機關「許可」， 而此許可的標準容易因政治立場而改變， 在已民主化的台灣社會更是不被允許。
因此， 經過兩次大法官釋憲後（釋字445號、718號）， 大法官認為「許可制」是合憲的， 只是要做一些區別。 如果是針對遊行的「非內容」之處， 例如遊行地點、時間、或是方式等等， 主管機關可以要求他們更改；但是如果是針對遊行的「內容」， 如陳抗的對像是年改、服貿， 主管機關不能介入幹預， 以保障人民言論與思想自由。
然而， 凡事總有例外。 一旦集會遊行的內容涉及「明顯且立即的危險」， 主管機關可以不同意。 這個概念主要是參考Holmes大法官在1919年Schenck v. UnitedStates一案首次提出， 在該案中Holmes大法官謂「……在於所提出之言論出版內容， 是否已達到足以引起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狀況，
除非集會遊行活動涉及明顯的危險，
否則主管機關不能不同意申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除非集會遊行活動涉及明顯的危險，
否則主管機關不能不同意申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可以抗爭，
但手段有界線嗎？
把鏡頭看回819反年改團體的陳抗事件。 年金改革涉及到軍公教本身的權益， 為自身的權益受損發聲沒甚麼不對， 內容本身亦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因此反年改團體的陳抗是受我國憲法所保障的， 無論是不是丟臉到國外， 他們依然有透過集會遊行表達言論的自由。
事實上， 在這樣的場合， 歷史上也不缺乏抗爭的案例。 在WTO會議經常也發生抗議， 通常都是關於反剝削、反自由貿易等訴求；而在2016年巴西裡約奧運， 也有許多抗議， 大多都是關於因為奧運迫遷貧民的議題；而2008年北京奧運， 在各國傳遞聖火時經常也發生各種阻礙的抗爭， 絕大部分都是針對中國境內的人權議題。
但， 問題必須再次聚焦到抗爭的「手段」問題上。 到底， 抗爭的界線在哪？可以阻擋選手進場嗎？施放煙霧彈與攻擊員警呢？這些問題都直指一個核心議題：不能破壞法治的底線——刑法。
在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案， 因為ETC導致許多國道收費員沒有工作， 所以他們透過佔領高速公路的方式，
而在太陽花案呢？該案涉及的刑法眾多， 我們挑選其中幾條來談。 像是對於攻擊員警涉及傷害罪， 法官認為當事人是因為要脫逃員警的控制， 而撥掉員警的帽子時出手過重， 導致員警頭部外傷， 但難以認定他是有積極攻擊的行為， 所以無罪。 另外， 涉及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但是法官認為太陽花的抗爭具有「正當性」，
以這起反年改陳抗事件來說， 相關的新聞報導指出反年改團體有成員出手攻擊員警， 有可能涉及傷害罪；丟擲煙霧彈亦然。 而最後最關鍵的在於阻擋外國選手進場， 恐將涉及刑法304條的「強制罪」——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而今天反年改的人確實影響了選手們， 讓他們無法進入會場。 然而， 值得觀察的是， 強制罪要成立， 需要正面論證要有「不法性」。 換句話說， 手段與目的間需被有效論證具有關聯， 若此， 即無不法性存在。
雖然有許多人都認為反年改和世大運沒有關係， 所以應該不具關聯性， 但是抗爭有的時後要藉由媒體曝光，
反年改團體阻擋外國選手進場，
恐將涉及刑法304條的「強制罪」。
圖／聯合報系資料...
反年改團體阻擋外國選手進場，
恐將涉及刑法304條的「強制罪」。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這種場合抗爭，
合不合適？
在《自願為奴》書中， 政大社會系教授黃厚銘在〈跋：從《自願為奴》到非暴力抗爭〉中寫到：
非暴力抗爭優先訴求的對象， 理應不是政府， 而是還在觀望、猶豫躊躇地一般人。 從這角度來看， 一旦運動的手段失控， 反而創造了反動修辭的空間， 讓尚未行動的一般人卻步。
這次反年改陣營就是確實完美詮釋這樣的形容， 即便有權利，即便沒有違反法律，但是一方面看起來沒有抗爭的效果。經由媒體大篇幅報導後，網路輿論激憤，顯見這次的抗爭行動讓自己在社會上話語權與形象更加低落與不堪——而此，無疑是對於接下來反年改運動最大的傷害。
其實運動本身並沒有對或不對，適不適合，一切都是你想要怎麼樣的效果。
不可以輕易限制集會遊行的權利
819反年改抗爭過後，公眾群情激憤，多數論者認為丟臉至極，臺北市長柯文哲甚至在記者會上批評這些反年改團體是「王八蛋」，再次助長反對陣營的氣焰，認為這樣的行為應該被禁止。
但仔細想想，這樣的想法不是很危險嗎？若今天換個議題，可能是現任領導者破壞民主程序，我們會不會也希望藉由國際曝光機會，來讓大家知道台灣發生什麼事？
對於不贊同的議題，我們千萬不能輕易剝奪他人的權利，因為判定誰能擁有權利、誰又不能擁有權利是非常危險的，縱然是大法官都肯認我們不能輕易對言論做出限制。在民主的社會裡，只要言論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只要手段沒有「無故」的破壞法制規定，就應該尊重每個人說話的權利，讓他們都有機會在言論的自由市場裡廝殺。
再者，對於已經在媒體上處於弱勢的抗議者，藉由激烈手段，也才能爭取到更多曝光到機會，哪怕我們厭惡、不贊同對方，因為，我們也有可能明天成為那樣的弱勢，不是嗎？
所以對於集會遊行，應該要採取最大的寬容和保障。如同1927年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所說：
如果在言論發表後，實際弊害發生前，仍留有時間可以用討論的方式來區辨是非，或以教育的方法來避見弊害，則吾人應採取之補救措施乃是「更多的言論」來治療言論可能帶來的弊害……
你不開心那天晚上的狀況嗎？你可以生氣，你可以怒罵，你可以批判他們的行為，製造「更多的言論」讓他們承受他們應有的代價，甚至質疑他們有違反法律的可能性，但是記住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剝奪你我憲法第 14條給予我們的權利。如此，才是台灣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度值得令我們自豪的地方。
其實運動本身並沒有對或不對，適不適合，一切都是你想要怎麼樣的效果。
不可以輕易限制集會遊行的權利
819反年改抗爭過後，公眾群情激憤，多數論者認為丟臉至極，臺北市長柯文哲甚至在記者會上批評這些反年改團體是「王八蛋」，再次助長反對陣營的氣焰，認為這樣的行為應該被禁止。
但仔細想想，這樣的想法不是很危險嗎？若今天換個議題，可能是現任領導者破壞民主程序，我們會不會也希望藉由國際曝光機會，來讓大家知道台灣發生什麼事？
對於不贊同的議題，我們千萬不能輕易剝奪他人的權利，因為判定誰能擁有權利、誰又不能擁有權利是非常危險的，縱然是大法官都肯認我們不能輕易對言論做出限制。在民主的社會裡，只要言論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只要手段沒有「無故」的破壞法制規定，就應該尊重每個人說話的權利，讓他們都有機會在言論的自由市場裡廝殺。
再者，對於已經在媒體上處於弱勢的抗議者，藉由激烈手段，也才能爭取到更多曝光到機會，哪怕我們厭惡、不贊同對方，因為，我們也有可能明天成為那樣的弱勢，不是嗎？
所以對於集會遊行，應該要採取最大的寬容和保障。如同1927年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所說：
如果在言論發表後，實際弊害發生前，仍留有時間可以用討論的方式來區辨是非，或以教育的方法來避見弊害，則吾人應採取之補救措施乃是「更多的言論」來治療言論可能帶來的弊害……
你不開心那天晚上的狀況嗎？你可以生氣，你可以怒罵，你可以批判他們的行為，製造「更多的言論」讓他們承受他們應有的代價，甚至質疑他們有違反法律的可能性，但是記住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剝奪你我憲法第 14條給予我們的權利。如此，才是台灣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度值得令我們自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