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分， 如果有稍微注意， 就能發現在檳島五條路與七條路的紅綠燈， 常有一大群的她們， 總是提著飯盒匆匆過馬路， 要趕緊回到自己的溫暖窩裡。 再不然， 每當週末或假日時， 他們就會徘徊在位於風車路的GAMA（註：檳城某家超商）前， 又或是聚集在武吉佔姆廣場前， 與自己的朋友閒聊、哈拉。
是的。 這些的他們就是我們口中的「外勞」， 又或是「移工」。
截至2014年， 在全馬， 擁有準證的移工人數大約是200萬人， 沒有準證者估計也有200萬人；而檳州則有12萬名移工， 或占了檳州人口的7或8%。
然而， 一個語言不通的「外來者」進入這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裡， 與我們看似彼此近身、實際上卻很遙遠的相處， 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衝擊與衝突、或互動、扶持呢？而移工飄洋過海來到工作， 因為語言與階級的差異無以清晰表達自己的心聲， 又在經驗著什麼樣的歷程呢？這些「失落的聲音」都是隱藏在大都市的角落，
或許， 這些「失落的聲音」， 也需有個吶喊的空間。
友善的他
來自尼泊爾的拉詹德拉今年33歲， 在北海某間工廠當組裝員， 北海不是他離開祖國後首次踏足的馬來西亞城鎮， 他之前就曾在柔佛同一家工廠工作， 只是最近被轉移至北海的工廠。
拉詹德拉可說是初到北海， 他在北海工作才剛滿6個月， 現居住在北海親善園三層樓組屋， 每天過著簡單純樸的日子。 與拉詹德拉聊天， 是在某個工作日的傍晚。 他放工後獨自坐在組屋樓梯口旁發呆， 當筆者突然挨近他時， 他略顯慌張， 爾後在筆者表明來意， 即只想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後， 就多少放下了防禦心。
筆者問拉詹德拉在這邊工作開心嗎？他聳了聳肩， 點點頭表示ok， 只是有點寂寞。
「這一帶有很多同鄉， 但是我還沒交到比較好的朋友。 」
「平時你放工後都在做什麼？」
「我都是在組屋附近走走， 用手機聽歌….然後睡覺。 」
拉詹德拉的國語相比起其他尼泊爾籍外勞， 說得還算不錯， 但始終謹限於簡單交流水平，
拉詹德拉簡單的生活可說代表了一大群居住在親善園組屋的移工， 他們大多與拉詹德拉一樣， 在結束工廠工作後， 便在組屋附近溜達， 坐在樓梯口旁按手機， 去附近的咖啡店吃宵夜， 接著回宿舍睡覺， 等待明天開始重復一樣的生活。
移工等同於問題？
親善園組屋居住著許多移工， 根據2011年的報章報道， 該區平均有30%的單位為移工居住， 本地居民只佔約40%。 身為讀者的你， 若看到這樣的數據， 腦海中會不會先聯想到：哇， 這麼多移工， 那當地治安會不會有問題呢？
如果你有這樣的觀念， 你沒有錯， 只能說你被社會既定印象框住了：「外勞多的地方，
回到治安問題， 一個居住了如此多移工的社區， 治安是否真的不好呢？據當地一名印裔居民表示， 當地治安不佳是事實， 但無關移工， 滋事者幾乎都是本地人， 受害者則是不懂國語， 生活簡單的移工。
罪案的受害者
不願具名的印裔居民說， 生活在親善園的移工以尼泊爾籍居多， 其次是孟加拉籍， 尼泊爾籍的移工幾乎不懂說國語， 他們的生活簡單無聊， 平日溜達的地方都只限於親善園。
「你以為他們（移工）人多會惹事嗎？不， 他們沒有， 反之卻是掠奪案、欺淩案的受害者。 」
他說， 當地的印裔居民多是受教育不高的一群， 他們行為舉止偏流氓式， 時常會搶奪外勞的手機與錢財， 甚至外勞外出買菜時都會被「搶」。
「這些人年齡介於20至30歲， 平時都會欺負甚至是毆打他們。 」
以前曾在該區開設雜貨店的他說， 他目睹了許多這樣的事件發生， 卻無法為移工做什麼。 「警察也不理這些事件的， 不然就是偏幫本地居民， 你說， 他們在面對這樣的事件時， 可向誰求助？」
他搖頭嘆息，移工也是人，他們離鄉背井來到大馬工作，也是為了想改善遠在另一邊的家庭生活素質，而當來到這邊被欺負了，卻求助無門，只能忍氣吞聲。他說，他時常與這些移工聊天說話，因此當地移工幾乎都認識他，他也因此更了解移工在他鄉生活的種種無奈與所遭遇的不良待遇，他只希望本地居民能做到把移工當人看待，而人類何苦為難人類。
親善園移工遭當地印裔居民「霸淩」一事，幾乎在當地不是新鮮事。無獨有偶，筆者朋友的父親也曾表示，那一帶的移工時常面對當地印裔居民搶奪財務的威脅，導致出門都不敢攜帶過多現金。
從這起單一事件上，值得延伸思考的是，當社會大眾一般上認為大量移工居住的地方總隱藏著危險氣息時，是否該轉換想法，其實，移工除了在工作上遭受資方剝削外，在生活上，他們也是弱勢的一群，社會大眾無謂總將移工與罪案率畫上等號，這，不公平。
上述問題也反映了弔詭的一面：雖然人權意識提升，但許多人在默許國家機關對移工任意使用不同層面與層度的暴力之餘，自己也去壓迫另一個更弱勢的群體。
發展主義在作祟？
在全球各個國家都開始崇拜發展主義的同時，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勞動管制或是勞工政策，而大馬自然也不例外。
在513事件後，當時候的聯盟政府便擬定了新經濟政策，而這國家政策造就了國內出現了大規模的城鄉遷移，而許多重要的州屬都慢慢開始出現了都市化。當教育水平慢慢上升了，許多人越來越趨向前往城市工作、擔任公務員後，一些原以鄉村人為主要勞工來源的職業，尤其是種植業就開始慢慢出現了勞動短缺。
勞動短缺的現象促使了政府開始介入勞工政策，甚至在80年代起就擬定了外籍勞工政策，以慢慢開始引進其他國家的勞動人力。
由於大馬與印尼兩國的地理位置臨近，且雙方外交關係連帶的貿易資本交流也是出現互惠互利的情況，所以早期大馬都是從印尼引進勞動人力。無論如何，在80年代末，大馬便取消與印尼之間的勞動協約，也基於當時候全球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度凍結引進外籍勞工，直至90年代。
直到近幾年，政府因貪圖移工的廉價和任勞任怨，所以便打開自家門戶，任由資方大量引入來自不同國籍的移工。監督與執法不力，直接導致了國內的勞動政策出現許許多多的弊端，而有心人士就藉著機會，尋找法律漏洞。
其中一個最大的弊病莫過於政府允許越來越多外包代理在無需嚴格的審核下向當局註冊，並開始為資方尋找適合的移工進入工廠工作。
負債累累
而一些與移工的新聞報道中，不乏是反映了許多移工都必須選擇負重債來支付高額的中介費，並在每月工資中扣款償還債務。一般工資介於2500至3000令吉（約新臺幣2萬至2萬3）的公眾在面對高額的債務壓力時已經喘不過氣了，更何況是一些每月只領取900至1500令吉（約新臺幣7千至1萬）的移工呢？
許多移工會離鄉背井來到大馬，除了是要逃避戰亂或饑荒，也是希望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擁有一個重新出人頭地的機會。萬萬沒想到，原以為是天堂的地方，實際上卻是一個充滿痛苦的地獄。
由於政策上的規定，移工並沒享有向本地勞工因工作福利不好而擁有移動其他環境的權利。這規定也變成了部分資方用來壓制移工的手法。如果移工在工作上出現了問題，除了會恫言扣除或扣押薪水之外，也恐嚇隨時將他們遣送回國。為了生計，有時候有再多的哭與淚也被迫往肚子裡吞，也不敢做出任何反抗。
雖然資方的做法能短暫增加移工的生產動力，但長期處在高壓工作環境的移工們也始終會爆發的一天。8月份在新山發生的移工爆發事件，就是因為資方糟糕的待遇與福利政策而激進化這些原想安安穩穩工作的移工。
可惜的是，在媒體不平衡的報道，即充斥著資方與官方的回應，讓我們無法正確了解到移工們的聲音，而媒體也間接的將他們問題化，把暴動、暴力等貶義的字眼加註在這些只想爭取更好福利的移工的身上。
政府必須介入
要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問題，除了非政府組織長期經營，政府願不願意主動介入極為關鍵。
曾任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人口販運防治法專案人員的王慧儀指出，移工要保衛自己的權益，唯有透過自行組織形成集體的力量。
「但是要如何形成組織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的確，大馬並非像其他國家如臺灣等地區擁有多個關注移工課題的組織，除了婦女力量組織（Tenaganita）、社會主義黨等，所以政府通過以人權為基礎的政策介入移工問題，是迫切需要。
政府在嚴厲管制中介代理的註冊，避免出現移工遭中介欺詐問題之餘，也必須重新檢討社會安全網的政策，其中以醫藥福利最為重要。
雖然政府於2011年推行外勞醫療保險計劃（SPIKPA），但許多移工在我國醫院進行醫療咨詢或治療時都會被徵收較高的費用，譬如在一個大馬診所，國民的基本收費是1令吉（約新臺幣7.5元），外勞則是15令吉（約新臺幣113）。
基於從事勞力工作的移工並沒辦法獲得高薪，政府有必要劃一政府醫院或診所的收費，讓移工們在有能力付醫藥費的情況下就醫，並重新檢討讓外籍人士只能從政府醫院或診所領取特定限量藥物的措施。
唯有在正視移工們背後那不公平的勞動體制下，並將他們放回公平的地位上，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困境。
後記
有人說，移工很難明白，因為跨越語言與文化差異是一道無形的牆，拉開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但我們期待，在借著記錄與文字發表，得以拉近移工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並在呈現生命張力所交錯的真實故事之餘，也能反轉社會對於移工的傳統刻板印象與歧視。
因為我們相信，「失落的聲音」，不應該消失在這篇國土上。
可向誰求助？」他搖頭嘆息，移工也是人，他們離鄉背井來到大馬工作，也是為了想改善遠在另一邊的家庭生活素質，而當來到這邊被欺負了，卻求助無門，只能忍氣吞聲。他說，他時常與這些移工聊天說話，因此當地移工幾乎都認識他，他也因此更了解移工在他鄉生活的種種無奈與所遭遇的不良待遇，他只希望本地居民能做到把移工當人看待，而人類何苦為難人類。
親善園移工遭當地印裔居民「霸淩」一事，幾乎在當地不是新鮮事。無獨有偶，筆者朋友的父親也曾表示，那一帶的移工時常面對當地印裔居民搶奪財務的威脅，導致出門都不敢攜帶過多現金。
從這起單一事件上，值得延伸思考的是，當社會大眾一般上認為大量移工居住的地方總隱藏著危險氣息時，是否該轉換想法，其實，移工除了在工作上遭受資方剝削外，在生活上，他們也是弱勢的一群，社會大眾無謂總將移工與罪案率畫上等號，這，不公平。
上述問題也反映了弔詭的一面：雖然人權意識提升，但許多人在默許國家機關對移工任意使用不同層面與層度的暴力之餘，自己也去壓迫另一個更弱勢的群體。
發展主義在作祟？
在全球各個國家都開始崇拜發展主義的同時，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勞動管制或是勞工政策，而大馬自然也不例外。
在513事件後，當時候的聯盟政府便擬定了新經濟政策，而這國家政策造就了國內出現了大規模的城鄉遷移，而許多重要的州屬都慢慢開始出現了都市化。當教育水平慢慢上升了，許多人越來越趨向前往城市工作、擔任公務員後，一些原以鄉村人為主要勞工來源的職業，尤其是種植業就開始慢慢出現了勞動短缺。
勞動短缺的現象促使了政府開始介入勞工政策，甚至在80年代起就擬定了外籍勞工政策，以慢慢開始引進其他國家的勞動人力。
由於大馬與印尼兩國的地理位置臨近，且雙方外交關係連帶的貿易資本交流也是出現互惠互利的情況，所以早期大馬都是從印尼引進勞動人力。無論如何，在80年代末，大馬便取消與印尼之間的勞動協約，也基於當時候全球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度凍結引進外籍勞工，直至90年代。
直到近幾年，政府因貪圖移工的廉價和任勞任怨，所以便打開自家門戶，任由資方大量引入來自不同國籍的移工。監督與執法不力，直接導致了國內的勞動政策出現許許多多的弊端，而有心人士就藉著機會，尋找法律漏洞。
其中一個最大的弊病莫過於政府允許越來越多外包代理在無需嚴格的審核下向當局註冊，並開始為資方尋找適合的移工進入工廠工作。
負債累累
而一些與移工的新聞報道中，不乏是反映了許多移工都必須選擇負重債來支付高額的中介費，並在每月工資中扣款償還債務。一般工資介於2500至3000令吉（約新臺幣2萬至2萬3）的公眾在面對高額的債務壓力時已經喘不過氣了，更何況是一些每月只領取900至1500令吉（約新臺幣7千至1萬）的移工呢？
許多移工會離鄉背井來到大馬，除了是要逃避戰亂或饑荒，也是希望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擁有一個重新出人頭地的機會。萬萬沒想到，原以為是天堂的地方，實際上卻是一個充滿痛苦的地獄。
由於政策上的規定，移工並沒享有向本地勞工因工作福利不好而擁有移動其他環境的權利。這規定也變成了部分資方用來壓制移工的手法。如果移工在工作上出現了問題，除了會恫言扣除或扣押薪水之外，也恐嚇隨時將他們遣送回國。為了生計，有時候有再多的哭與淚也被迫往肚子裡吞，也不敢做出任何反抗。
雖然資方的做法能短暫增加移工的生產動力，但長期處在高壓工作環境的移工們也始終會爆發的一天。8月份在新山發生的移工爆發事件，就是因為資方糟糕的待遇與福利政策而激進化這些原想安安穩穩工作的移工。
可惜的是，在媒體不平衡的報道，即充斥著資方與官方的回應，讓我們無法正確了解到移工們的聲音，而媒體也間接的將他們問題化，把暴動、暴力等貶義的字眼加註在這些只想爭取更好福利的移工的身上。
政府必須介入
要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問題，除了非政府組織長期經營，政府願不願意主動介入極為關鍵。
曾任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人口販運防治法專案人員的王慧儀指出，移工要保衛自己的權益，唯有透過自行組織形成集體的力量。
「但是要如何形成組織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的確，大馬並非像其他國家如臺灣等地區擁有多個關注移工課題的組織，除了婦女力量組織（Tenaganita）、社會主義黨等，所以政府通過以人權為基礎的政策介入移工問題，是迫切需要。
政府在嚴厲管制中介代理的註冊，避免出現移工遭中介欺詐問題之餘，也必須重新檢討社會安全網的政策，其中以醫藥福利最為重要。
雖然政府於2011年推行外勞醫療保險計劃（SPIKPA），但許多移工在我國醫院進行醫療咨詢或治療時都會被徵收較高的費用，譬如在一個大馬診所，國民的基本收費是1令吉（約新臺幣7.5元），外勞則是15令吉（約新臺幣113）。
基於從事勞力工作的移工並沒辦法獲得高薪，政府有必要劃一政府醫院或診所的收費，讓移工們在有能力付醫藥費的情況下就醫，並重新檢討讓外籍人士只能從政府醫院或診所領取特定限量藥物的措施。
唯有在正視移工們背後那不公平的勞動體制下，並將他們放回公平的地位上，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困境。
後記
有人說，移工很難明白，因為跨越語言與文化差異是一道無形的牆，拉開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但我們期待，在借著記錄與文字發表，得以拉近移工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並在呈現生命張力所交錯的真實故事之餘，也能反轉社會對於移工的傳統刻板印象與歧視。
因為我們相信，「失落的聲音」，不應該消失在這篇國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