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的最大亮点是死士谭嗣同

1898年6月11日, 臨政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 決定變法。 同年8月, 譚嗣同被光緒帝征召入京。 9月5日, 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 參與變法。

三十三歲的譚嗣同、沒有通過科舉、卻靠真才實學進入仕途, 成為四品大員。

然而, 當了大官的他, 心里盤算的不是當更大的官, 而是做更大的事。

此時康梁也加入了變法的官方陣營。 康有為出任總理衙門章京, 梁啟超負責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維新派陣營里, 人人都想大干一番, 但是, 他們遇到一個問題:實權。

這些人群里, 竟無一位是實權派。

怎么辦呢?

他們沒有坐而論道, 而是主動出擊。

里應外合, 借力發力。

里應, 拉住漢族軍帥袁世凱。

此時袁世凱經過朝鮮敗績后, 已經恢復了部分元氣。 被朝廷重新啟用, 出任直隸按察使, 主持小站練兵, 此小站之兵, 是為新軍, 即后來的北洋軍。

維新派之所以拉攏袁世凱, 一是因為袁世凱表面上也是支持變法圖強的;二則袁世凱手里有兵, 可以幫助維新派得到實權。

應該說, 這些維新派、改良精英們的想法是好的, 但卻有些脫離現實。 因為他們只聽袁世凱表面表態擁護維新, 但沒有看穿此人本質:仍是一個舊人。 已經在與日斗士中失敗的袁世凱, 可以稱得上是一代奸雄。 但絕非新人, 更非精英、政治家, 本質上他和李鴻章一樣,

沒什么政治信念, 當官是他的最大追求。 理想和信仰在他們眼里是個虛無的東西, 他絕不會為了所謂國家進步, 拿榮華富貴冒險。

所以, 這個樣子的袁世凱既不是什么改良派, 也不是保守派, 而是一個堅定的騎墻派。 見風使舵、左右逢源是他最強項。 1895年, 他慈禧親信保守派頭子榮祿打得火熱、獲得了在天津小站主持按練新兵的兵權。 而1898年變法運動起, 他又靠近維新派, 報名參加康有為等組織的“強學會”, 假裝進步。

如此一個袁世凱, 就相當迷惑了一些書生氣十足的維新人士, 年輕的光緒帝對他也寄予莫大的希望。

為了尋求支持變法的軍事力量, 光緒帝接見了袁世凱。 光緒帝問他新政是否合宜?他滿口贊揚。 并磕頭發誓, 竭力報答皇上厚恩。

于是皇帝提拔袁世凱為侍郎候補, 令其專辦練兵事務, 以此恩遇拉攏袁世凱支持變法。 袁世凱在這個時期之所以熱心支持變法, 主要還是因為當時維新派正得勢, 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都成了光緒身邊的知己。 由于變法前景尚不明朗, 袁世凱這種慣于趨炎附勢之徒不能不給自己留一手。 一旦變法大功告成, 他也不失為有功之臣。

就在維新派拉攏袁世凱之際, 形勢發生突變。

以西太后為首的實權派準備反擊。 形勢緊張, 譚嗣同自告奮勇, 冒著生命危險, 悄悄到法華寺袁世凱的住處, 坦率地說明自己來訪的目的。 動員袁世凱殺掉榮祿, 包圍頤和園, 迫使慈禧等就范, 救護光緒, 保護新政。 袁世凱當場慷慨激昂地應承。

維新派以為大功告成, 里應準備完畢, 下面是外合了。

外合, 請來伊藤博文。

1898年9月, 伊藤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 維新派對伊藤博文來訪的熱切盼望, 并請其指教。 以康有為為首的中國維新派, 對伊藤博文此次訪華成果抱有很大期望。 公開提倡以日為師, 實行新學新政。 相通的文化, 相近的位置, 人家做到的, 我們應該也能做到。

那不是簡單的勾兌, 是化學反應, 不是物理反應

而且康有為還提出一個大膽政治構想——“中日合邦”。 由康有為、伊藤博文等人挑頭, 實行專家治國, 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在康有為看來, 中日兩國因為“同文同種”, 如果像歐洲的一些國家那樣, 聯起手來, 則新生有望。

9月20日, 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會見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向光緒皇帝表示, 贊賞中國新政。 這一天非同尋常, 它是“戊戌政變”前夜, 光緒皇帝退出中國政治舞臺的“末日”。

當伊藤博文贊揚中國的變法、對光緒表示欽佩、表示他可以為中國的變法做點事情時, 光緒皇帝的答語里, 也包含了維新派請伊藤博文為“變法總顧問”的一層意思, 有點“準帝師”之意。 足見光緒皇帝與維新黨一樣, 對伊藤在中國變法的“外援”之力上, 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 背靠的東西, 畢竟是他助, 總不能取代自助。 常言道, 自助者天助, 無法自助的維新派, 自然也得不到天助。 他們機關算盡, 結果卻是一切差強人意。

首先, 是里應之力變節。

向譚嗣同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袁世凱, 連夜趕到天津, 向榮祿告密。慈溪太后發動政變,宣布自己再次臨朝訓政,下令囚禁光緒帝,抓捕維新黨。

里應倒戈,那么此時外合力量如何?

戊戌政變發生時,伊藤博文還在中國境內逗留。維新黨跑的跑逃的逃,康有為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即表態:救梁啟超等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眼見著中國政治改良功虧一簣的伊藤,不知心里做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選擇中國政變前夜訪華,是有預謀還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對中國的維新派,情有獨鐘。這當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則——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加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談得來,大概也是拉近距離的重要原因。

從他積極營救維新流亡者的態度看,他對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對光緒皇帝表白的那樣: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外臣”兩字,表露了他的真實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長莫及。中國的事情,即便維新黨想借力發力,本身也要有“內亂”的實力方可成事。

在這次政變中,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大多選擇了逃避,而譚嗣同是唯一可逃,卻不逃的重量級人物。

他和其他五位逃不掉的同仁(注: 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史稱“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游街示眾、押往菜市口斬首。罪名是——

“倡邪說,惑世誣民”“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

這幾條罪狀,哪個不是開天辟地救民水火的千古功績?

當譚嗣同這個為國分憂的新士人受刑時,百姓對他們的“罪行”義憤填膺,這幫“愛國的”家奴們爭先恐后在菜市口拿大菜梆子往他臉上扔。還有行刑的劊子手,為了增加欽犯的痛苦,故意用了一把鈍刀“鋸”譚嗣同的頭。

劇痛中的譚嗣同不知在想什么。

也許他在悔不該被舊官僚的假象迷惑,沒有看透袁世凱這個“莫逆之交”的真實嘴臉,輕信導致失敗。

而在袁世凱看來來,這個不為自己著想、只想為國作為的譚朋友實在是傻,太不可理喻了。

事變后,袁世凱因通風報信有功,受到慈禧的器重,從此攀上了西太后這棵大樹,官位一升再升,最終成了影響清政府內政外交的北洋集團首腦人物。

對比二人結果,也許有人說譚嗣同天真,贊賞袁世凱的成熟。殊不知英雄偉大作何解,不超越個人榮辱做大事,如何道“偉”?

譚嗣同就義后,他的巡撫父親也遭牽連,被連坐,削藉回家。想起兒子,這個小心翼翼的大員也不免悲憤,奮而寫詩,追悼亡子: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挽長子譚嗣同

百日維新澆滅了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最后幻想,他們想改變慈禧太后把持的政權,他們也知道,如果變法想取得成功,必須先讓光緒皇帝收回皇帝的實權,但是他們做不到。

維新派的最大亮點,不是頭領康梁,而是譚嗣同。

他思想超前,勇氣非凡。摧枯拉朽,臨死不懼。臨終幾言,永垂青史——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從嗣同始”。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思想和劍,他一樣不缺。可謂頂天立地一精英、真死士。自古書生造勢,唯舌與筆,但“一言而興邦”“一支筆可抵三千毛瑟槍”云云,卻顯夸張,除了譚嗣同敢于動刀動槍,其余維新派康有為們的造勢手段,不外乎上書、開學堂、辦報、編書,成立各種學會,這些文斗的招數,終歸殺傷力有限。

向榮祿告密。慈溪太后發動政變,宣布自己再次臨朝訓政,下令囚禁光緒帝,抓捕維新黨。

里應倒戈,那么此時外合力量如何?

戊戌政變發生時,伊藤博文還在中國境內逗留。維新黨跑的跑逃的逃,康有為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即表態:救梁啟超等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眼見著中國政治改良功虧一簣的伊藤,不知心里做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選擇中國政變前夜訪華,是有預謀還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對中國的維新派,情有獨鐘。這當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則——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加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談得來,大概也是拉近距離的重要原因。

從他積極營救維新流亡者的態度看,他對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對光緒皇帝表白的那樣: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外臣”兩字,表露了他的真實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長莫及。中國的事情,即便維新黨想借力發力,本身也要有“內亂”的實力方可成事。

在這次政變中,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大多選擇了逃避,而譚嗣同是唯一可逃,卻不逃的重量級人物。

他和其他五位逃不掉的同仁(注: 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史稱“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游街示眾、押往菜市口斬首。罪名是——

“倡邪說,惑世誣民”“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

這幾條罪狀,哪個不是開天辟地救民水火的千古功績?

當譚嗣同這個為國分憂的新士人受刑時,百姓對他們的“罪行”義憤填膺,這幫“愛國的”家奴們爭先恐后在菜市口拿大菜梆子往他臉上扔。還有行刑的劊子手,為了增加欽犯的痛苦,故意用了一把鈍刀“鋸”譚嗣同的頭。

劇痛中的譚嗣同不知在想什么。

也許他在悔不該被舊官僚的假象迷惑,沒有看透袁世凱這個“莫逆之交”的真實嘴臉,輕信導致失敗。

而在袁世凱看來來,這個不為自己著想、只想為國作為的譚朋友實在是傻,太不可理喻了。

事變后,袁世凱因通風報信有功,受到慈禧的器重,從此攀上了西太后這棵大樹,官位一升再升,最終成了影響清政府內政外交的北洋集團首腦人物。

對比二人結果,也許有人說譚嗣同天真,贊賞袁世凱的成熟。殊不知英雄偉大作何解,不超越個人榮辱做大事,如何道“偉”?

譚嗣同就義后,他的巡撫父親也遭牽連,被連坐,削藉回家。想起兒子,這個小心翼翼的大員也不免悲憤,奮而寫詩,追悼亡子: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挽長子譚嗣同

百日維新澆滅了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最后幻想,他們想改變慈禧太后把持的政權,他們也知道,如果變法想取得成功,必須先讓光緒皇帝收回皇帝的實權,但是他們做不到。

維新派的最大亮點,不是頭領康梁,而是譚嗣同。

他思想超前,勇氣非凡。摧枯拉朽,臨死不懼。臨終幾言,永垂青史——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從嗣同始”。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思想和劍,他一樣不缺。可謂頂天立地一精英、真死士。自古書生造勢,唯舌與筆,但“一言而興邦”“一支筆可抵三千毛瑟槍”云云,卻顯夸張,除了譚嗣同敢于動刀動槍,其余維新派康有為們的造勢手段,不外乎上書、開學堂、辦報、編書,成立各種學會,這些文斗的招數,終歸殺傷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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