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叔小白
與《三國演義》的描述不同， 正史中的“赤壁之戰”， 曹軍人數只有10-15萬， 而交戰的結果也并未讓曹軍傷筋動骨， 小說中83萬人馬只剩27騎的情況是從來沒有的。 但是， 既然是一場損失不大的戰爭， 那么歷史上的曹操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在戰后轉攻為守， 給了劉備孫權以發展的空間呢？這還要從曹操勢力內部的權利分配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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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膾炙人口， 如果說三國最霸氣的君主， 大多數人一定會說曹操。 陳壽的《三國志》稱曹操“非常之人， 超世之杰”， 但如果站在東漢末年的歷史背景下，
曹操的成功， 經過了不斷的對外征伐和對內斗爭。 除了他個人的雄才大略， 來自潁川集團的奧援， 也是他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曹操儼然成了國民偶像
當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 他還不能隨心所欲的大權獨攬， 更不會像影視劇中那樣， 在還沒打敗袁紹的情況下， 就大肆屠殺漢臣。
從這一時期開始， 曹操的頭上始終懸著達摩克里斯之劍。 如何處理與漢室皇權、潁川集團的關系， 決定了曹操能否在公元208年， 開啟奪權代漢的征途。
漢室借尸還魂與曹操獨孤求敗
1
天子是君， 曹操是臣， 如果君臣各守其道， 原本是能相安無事的。 然而東漢末年的皇權， 經過外戚、宦官的你爭我奪，
自李傕郭汜之亂以后， 天子一度亡命于野， 食不果腹。 而當初朝廷為了平定黃巾之亂， 解鎖了州郡自主的大權。 如今群雄并起于州郡， 脆弱的皇權對他們來說， 除了象征東漢的正統存續以外， 已經沒有任何權威。 甚至在世家領袖袁紹的眼里， 這樣的天子連爭奪的價值都沒有。
在這樣的局面下， 潁川集團的“話事人”荀彧， 力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 于是已經失去權威的漢室朝廷， 在潁川集團和曹氏軍團的努力下， 重新構建起來。 但歸根結底， 皇權勢力、潁川集團、曹氏軍團， 只是互相利用的三股勢力而已。
亂世的烽火， 暫時毀滅了兩漢以來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權政治形態，
然而漢室朝廷的物質基礎， 畢竟源自曹操軍政府的屯田政策， 因此唯有曹操才能重建漢朝的實體， 包括經濟、體制和軍事力量。 而人才濟濟的潁川集團， 又為早期曹操的發展起到了極大助力。 因此， 以天下為己任的潁川集團， 自然成了協調兩方的“萬金油”。
漢室有名分， 曹操有實力， 看似是非常和諧的組合。 但是在君主集權政治的思想慣性下， 皇帝和他身邊的人， 不希望曹操大權在握， 時刻都想著借尸還魂。 從公元196年曹操迎接天子都許， 一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 由皇權間接發起或歸因于皇權的政變，
不過， 在公元200年董承之變的時候， 曹操早就對此有所防備。 公元204年， 曹操奪取鄴城， 河北袁氏敗局已定， 此時他便著手尋求自身權力的合法性。 而他首先要面對的阻力， 卻是他的老戰友荀彧。
皇權籠罩下的理想之血
2
要分析曹操和荀彧的矛盾， 首先要厘清東漢王朝的體制特色。 東漢開國之初， 劉秀目睹了西漢末年的王莽代漢， 做了皇帝以后十分提防強臣。 于是親自掌握大權， 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 將政事都歸尚書臺管理。
尚書臺處在皇帝的宮禁之內， 因此直接聽命于天子， 使得皇權得以直接掌控朝廷。 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漢末， 到了曹操迎天子之后， 在漢室皇權、潁川集團、曹氏軍團的三方共謀之下，
荀彧出身于漢末的經學世家——潁川荀氏， 而儒家經學自董仲舒以來逐漸成為漢室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門學問， 也就是以儒學為主、綜合百家， 服務君主集權的一種思想。 到了東漢， 光武帝劉秀對這一學問進行了重大調整， 弱化了“天人感應”限制皇權的思想， 強化了“大一統”理念的“王道三綱”， 從而正式確立了經學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崇高地位。
隨后， 經學在百余年中根深蒂固， 并培養出了一批以此為進身之階的世家大族。 這些世家大族世代為官， 逐漸把持高位和輿論導向。 到了東漢后期， 皇權常由外戚宦官代言， 此時的皇權上無天意束縛， 下無強相制約， 因此成為他們滿足私欲的工具。
缺乏限制的皇權在烏煙瘴氣的欲望熏染中，肆無忌憚的劣性質變，激起了一批經學世家或名士的激烈批評。于是皇權掀起了三次“黨錮之禍”殘酷鎮壓，導致東漢末年的世家大族，早已對皇權大失所望，這也正是袁紹藐視天子的根本原因。
世家大族在東漢后期多與皇權為敵，但眼見皇權衰落后天下并未變好，于是對是否要推翻漢朝產生了疑問。荀彧和他的潁川集團，正是這種經學世家和士人的代表。
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因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沖突以后，盡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決定了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曹操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3
公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制造了矛盾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阻止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系。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公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強行兼并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表，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么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了（《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后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況，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了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表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么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么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最后一次三方媾和
4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范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了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了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盡管這兩項權力，在后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勛威望，也只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了。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語境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因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表處，由于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表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了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么“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表的政治優勢，這就等于默認了“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矛盾，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于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后，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家，曹操聰明的喂了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書法大家，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文姬歸漢也是曹操的手腕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注了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了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夠制約的了。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后終于完成了致命的一擊。
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5
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了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于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了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后出人意料的敗了。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了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只是巧合么？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了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只是前期獻上了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眾人分析了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后，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決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么？
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于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后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從赤壁之戰后到魂歸天際的十年里，曹操一直在為奪權代漢鋪路，而且是“年年都有新氣象”：
公元209年，曹操在赤壁之戰后開始經營東南防線，采取固守戰略，防備孫權北上。
公元210年，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向東漢的孝廉制度發出挑戰，這無疑是在試探世家大族的態度。同年建銅雀臺，下“述志令”，以狡黠的姿態為自己的強權打下輿論基礎。
公元211年，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進一步擴大和鞏固相權。
公元212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在禮制上與普通臣子區分。同年群下勸曹操進爵魏公，荀彧不從而死。
公元213年，進爵魏公。
公元214年，天子下詔，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公元215年，女兒曹貴人被立為皇后，曹操皇室外戚的身份更加顯赫。這意味著曹操一旦代漢，皇權的異姓轉移就演變為皇室成員的內部過渡，為代漢減少了阻力。
公元216年，進爵魏王。
公元217年，立曹丕為魏國太子。洛陽耿紀等人謀反，次年正月被平定。
此后到公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劃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于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了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后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并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強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后，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系。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四位謀士除了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強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只能靜觀其變了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后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強行東征的決定，并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家曹操，此時才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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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因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沖突以后，盡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決定了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曹操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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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制造了矛盾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阻止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系。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公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強行兼并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表，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么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了（《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后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況，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了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表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么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么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最后一次三方媾和
4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范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了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了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盡管這兩項權力，在后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勛威望，也只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了。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語境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因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表處，由于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表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了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么“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表的政治優勢，這就等于默認了“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矛盾，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于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后，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家，曹操聰明的喂了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書法大家，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文姬歸漢也是曹操的手腕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注了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了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夠制約的了。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后終于完成了致命的一擊。
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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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了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于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了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后出人意料的敗了。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了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只是巧合么？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了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只是前期獻上了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眾人分析了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后，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決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么？
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于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后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從赤壁之戰后到魂歸天際的十年里，曹操一直在為奪權代漢鋪路，而且是“年年都有新氣象”：
公元209年，曹操在赤壁之戰后開始經營東南防線，采取固守戰略，防備孫權北上。
公元210年，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向東漢的孝廉制度發出挑戰，這無疑是在試探世家大族的態度。同年建銅雀臺，下“述志令”，以狡黠的姿態為自己的強權打下輿論基礎。
公元211年，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進一步擴大和鞏固相權。
公元212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在禮制上與普通臣子區分。同年群下勸曹操進爵魏公，荀彧不從而死。
公元213年，進爵魏公。
公元214年，天子下詔，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公元215年，女兒曹貴人被立為皇后，曹操皇室外戚的身份更加顯赫。這意味著曹操一旦代漢，皇權的異姓轉移就演變為皇室成員的內部過渡，為代漢減少了阻力。
公元216年，進爵魏王。
公元217年，立曹丕為魏國太子。洛陽耿紀等人謀反，次年正月被平定。
此后到公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劃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于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了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后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并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強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后，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系。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四位謀士除了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強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只能靜觀其變了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后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強行東征的決定，并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家曹操，此時才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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