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军谋士集体发挥失常?

文/姬叔小白

與《三國演義》的描述不同, 正史中的“赤壁之戰”, 曹軍人數只有10-15萬, 而交戰的結果也并未讓曹軍傷筋動骨, 小說中83萬人馬只剩27騎的情況是從來沒有的。 但是, 既然是一場損失不大的戰爭, 那么歷史上的曹操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在戰后轉攻為守, 給了劉備孫權以發展的空間呢?這還要從曹操勢力內部的權利分配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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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膾炙人口, 如果說三國最霸氣的君主,

大多數人一定會說曹操。 陳壽的《三國志》稱曹操“非常之人, 超世之杰”, 但如果站在東漢末年的歷史背景下, 這么說就有些過譽了。

曹操的成功, 經過了不斷的對外征伐和對內斗爭。 除了他個人的雄才大略, 來自潁川集團的奧援, 也是他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曹操儼然成了國民偶像

當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 他還不能隨心所欲的大權獨攬, 更不會像影視劇中那樣,

在還沒打敗袁紹的情況下, 就大肆屠殺漢臣。

從這一時期開始, 曹操的頭上始終懸著達摩克里斯之劍。 如何處理與漢室皇權、潁川集團的關系, 決定了曹操能否在公元208年, 開啟奪權代漢的征途。

漢室借尸還魂與曹操獨孤求敗

1

天子是君, 曹操是臣, 如果君臣各守其道, 原本是能相安無事的。 然而東漢末年的皇權, 經過外戚、宦官的你爭我奪, 已經淪為敲骨吸髓的工具。 桓靈二帝本人, 更是昏聵不明荒淫無道, 以致漢室傾頹, 奸臣竊命。

自李傕郭汜之亂以后, 天子一度亡命于野, 食不果腹。 而當初朝廷為了平定黃巾之亂, 解鎖了州郡自主的大權。 如今群雄并起于州郡, 脆弱的皇權對他們來說, 除了象征東漢的正統存續以外,

已經沒有任何權威。 甚至在世家領袖袁紹的眼里, 這樣的天子連爭奪的價值都沒有。

在這樣的局面下, 潁川集團的“話事人”荀彧, 力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 于是已經失去權威的漢室朝廷, 在潁川集團和曹氏軍團的努力下, 重新構建起來。 但歸根結底, 皇權勢力、潁川集團、曹氏軍團, 只是互相利用的三股勢力而已。

亂世的烽火, 暫時毀滅了兩漢以來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權政治形態, 漢室天子的正統號召力, 無非是借著文化的慣性死而不僵, 而這種慣性恰恰在潁川集團中占據主導。

然而漢室朝廷的物質基礎, 畢竟源自曹操軍政府的屯田政策, 因此唯有曹操才能重建漢朝的實體, 包括經濟、體制和軍事力量。 而人才濟濟的潁川集團,

又為早期曹操的發展起到了極大助力。 因此, 以天下為己任的潁川集團, 自然成了協調兩方的“萬金油”。

漢室有名分, 曹操有實力, 看似是非常和諧的組合。 但是在君主集權政治的思想慣性下, 皇帝和他身邊的人, 不希望曹操大權在握, 時刻都想著借尸還魂。 從公元196年曹操迎接天子都許, 一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 由皇權間接發起或歸因于皇權的政變, 伴隨了曹操的后半生。

不過, 在公元200年董承之變的時候, 曹操早就對此有所防備。 公元204年, 曹操奪取鄴城, 河北袁氏敗局已定, 此時他便著手尋求自身權力的合法性。 而他首先要面對的阻力, 卻是他的老戰友荀彧。

皇權籠罩下的理想之血

2

要分析曹操和荀彧的矛盾,

首先要厘清東漢王朝的體制特色。 東漢開國之初, 劉秀目睹了西漢末年的王莽代漢, 做了皇帝以后十分提防強臣。 于是親自掌握大權, 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 將政事都歸尚書臺管理。

尚書臺處在皇帝的宮禁之內, 因此直接聽命于天子, 使得皇權得以直接掌控朝廷。 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漢末, 到了曹操迎天子之后, 在漢室皇權、潁川集團、曹氏軍團的三方共謀之下, 任用荀彧以侍中的身份, 守尚書令一職。

荀彧出身于漢末的經學世家——潁川荀氏, 而儒家經學自董仲舒以來逐漸成為漢室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門學問, 也就是以儒學為主、綜合百家, 服務君主集權的一種思想。 到了東漢, 光武帝劉秀對這一學問進行了重大調整,

弱化了“天人感應”限制皇權的思想, 強化了“大一統”理念的“王道三綱”, 從而正式確立了經學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崇高地位。

隨后, 經學在百余年中根深蒂固, 并培養出了一批以此為進身之階的世家大族。 這些世家大族世代為官, 逐漸把持高位和輿論導向。 到了東漢后期, 皇權常由外戚宦官代言, 此時的皇權上無天意束縛, 下無強相制約, 因此成為他們滿足私欲的工具。

缺乏限制的皇權在烏煙瘴氣的欲望熏染中, 肆無忌憚的劣性質變, 激起了一批經學世家或名士的激烈批評。 于是皇權掀起了三次“黨錮之禍”殘酷鎮壓, 導致東漢末年的世家大族, 早已對皇權大失所望, 這也正是袁紹藐視天子的根本原因。

世家大族在東漢后期多與皇權為敵, 但眼見皇權衰落后天下并未變好,于是對是否要推翻漢朝產生了疑問。荀彧和他的潁川集團,正是這種經學世家和士人的代表。


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因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沖突以后,盡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決定了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曹操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3

公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制造了矛盾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阻止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系。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公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強行兼并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表,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么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了(《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后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況,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了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表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么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么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最后一次三方媾和

4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范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了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了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盡管這兩項權力,在后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勛威望,也只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了。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語境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因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表處,由于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表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了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么“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表的政治優勢,這就等于默認了“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矛盾,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于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后,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家,曹操聰明的喂了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書法大家,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文姬歸漢也是曹操的手腕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注了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了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夠制約的了。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后終于完成了致命的一擊。

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5

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了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于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了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后出人意料的敗了。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了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只是巧合么?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了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只是前期獻上了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眾人分析了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后,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決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么?

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于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后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從赤壁之戰后到魂歸天際的十年里,曹操一直在為奪權代漢鋪路,而且是“年年都有新氣象”:

公元209年,曹操在赤壁之戰后開始經營東南防線,采取固守戰略,防備孫權北上。

公元210年,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向東漢的孝廉制度發出挑戰,這無疑是在試探世家大族的態度。同年建銅雀臺,下“述志令”,以狡黠的姿態為自己的強權打下輿論基礎。

公元211年,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進一步擴大和鞏固相權。

公元212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在禮制上與普通臣子區分。同年群下勸曹操進爵魏公,荀彧不從而死。

公元213年,進爵魏公。

公元214年,天子下詔,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公元215年,女兒曹貴人被立為皇后,曹操皇室外戚的身份更加顯赫。這意味著曹操一旦代漢,皇權的異姓轉移就演變為皇室成員的內部過渡,為代漢減少了阻力。

公元216年,進爵魏王。

公元217年,立曹丕為魏國太子。洛陽耿紀等人謀反,次年正月被平定。

此后到公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劃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于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了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后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并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強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后,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系。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四位謀士除了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強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只能靜觀其變了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后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強行東征的決定,并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家曹操,此時才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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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見皇權衰落后天下并未變好,于是對是否要推翻漢朝產生了疑問。荀彧和他的潁川集團,正是這種經學世家和士人的代表。


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因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沖突以后,盡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決定了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曹操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3

公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制造了矛盾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阻止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系。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公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強行兼并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表,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么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了(《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后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況,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了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表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么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么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最后一次三方媾和

4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范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了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了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盡管這兩項權力,在后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勛威望,也只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了。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語境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因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表處,由于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表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了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么“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表的政治優勢,這就等于默認了“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矛盾,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于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后,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家,曹操聰明的喂了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書法大家,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文姬歸漢也是曹操的手腕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注了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了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夠制約的了。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后終于完成了致命的一擊。

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5

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了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于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了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后出人意料的敗了。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了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只是巧合么?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了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只是前期獻上了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眾人分析了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后,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決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么?

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于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后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從赤壁之戰后到魂歸天際的十年里,曹操一直在為奪權代漢鋪路,而且是“年年都有新氣象”:

公元209年,曹操在赤壁之戰后開始經營東南防線,采取固守戰略,防備孫權北上。

公元210年,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向東漢的孝廉制度發出挑戰,這無疑是在試探世家大族的態度。同年建銅雀臺,下“述志令”,以狡黠的姿態為自己的強權打下輿論基礎。

公元211年,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進一步擴大和鞏固相權。

公元212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在禮制上與普通臣子區分。同年群下勸曹操進爵魏公,荀彧不從而死。

公元213年,進爵魏公。

公元214年,天子下詔,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公元215年,女兒曹貴人被立為皇后,曹操皇室外戚的身份更加顯赫。這意味著曹操一旦代漢,皇權的異姓轉移就演變為皇室成員的內部過渡,為代漢減少了阻力。

公元216年,進爵魏王。

公元217年,立曹丕為魏國太子。洛陽耿紀等人謀反,次年正月被平定。

此后到公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劃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于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了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后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并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強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后,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系。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四位謀士除了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強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只能靜觀其變了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后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強行東征的決定,并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家曹操,此時才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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