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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什么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這個問題說復雜， 會很復雜， 幾十萬字都可能說不清；說簡單其實也很簡單， 幾篇短文就能說清楚。
首先我們先搞清楚兩個概念：“原生近代化”和“應激性近代化”。
“原生近代化”其實是對一種現象的總結， 英國通過光榮革命， 經歷工業革命， 最終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化國家。 英國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一切， 比如羊吃人、圈地運動、光榮革命、克倫威爾獨裁、君主立憲、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輝煌都是英國自發形成的。
而后來的學者以及想效仿的其他國家總結英國這一路走來的過程， 然后給英國這一過程概括為“原生近代化”。
那， 什么事“應激性近代化”呢？
應激反應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對外部刺激的一個反饋， 而“應激性近代化”顧名思義， 就是這種近代化不是該國家自發形成的產物， 而是受到外部刺激后的一個反應。
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典型的“應激性近代化”， 當時日本國內并沒有非“近代化”不可的內在動力， 只是日本有識之士看到西方勢力大舉入侵東方后的為了避免日本淪為西方國家殖民地所做出的一系列改革。
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是一種“應激性近代化”， 所以不可避免的就面臨著很多“軟件”上的水土不服乃至于缺失；比如英國乃至歐洲大陸近代化過程中的“民族主義”，
但是在當時的日本， 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普通日本民眾， 其實是沒有特別清晰的“民族”概念， 更別說基于對個人只有與尊嚴訴求的民族主義了；雖然日本沒有歐洲基于個人自由的民族主義， 但是這不妨礙日本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理解和創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義， 這就是基于東亞社會儒學理論的“忠君愛國”。
同時， 又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是一種對于西方勢力入侵的應激反應， 使得日本很多精英在意識形態上并不認可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 其實明治維新時期不少日本精英對西方認識和當時清朝不少官員沒區別， 認為西方領先東方的只是器物， 思想制度還是自己的好。
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從一開始， “國粹派”在聲勢上， 在影響上就不比維新派弱多少， 而且伴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 日本“國粹派”也是水漲船高。
日元上的福澤諭吉
日本“國粹派”鼓吹日本的“獨特性”， 抬出儒家思想作為靈丹妙藥， 將天皇制國家奉為日本不可能改變的政治模式。 他們將這種“較萬國卓越”且“萬古不易”的天皇制“國體”，
這里多說一句， 之前我們也說過， 在現在人盡皆知的福澤諭吉所主張的“脫亞入歐”其實在當時根本沒幾個人知道， 甚至可以說在1960年代日本發現重新發現福澤諭吉運動之前， 日本人都不知道福澤諭吉曾經主張過“脫亞入歐”。
而在明治維新期間， 福澤諭吉真正為人所熟知的是是他提出的“和魂洋才”， 而從史料上看， 福澤諭吉的主張和后來清朝張之洞并無二致， 都是認為在思想領域自己家的東西最好，
福澤本人也是一個堅定的“國粹派”，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反儒法家”， 他認為儒家所謂“天下大同”觀念是迂腐可笑的， “如果這種學說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話, 人人都要參加政府成為統治者, 那么, 在政府下面就沒有被統治的人了。 ”
而且福澤諭吉還認為清朝之所以搞不好原因就是因為儒學讓清朝官員和精英對皇帝的命令還要有自己的思考， 而日本武士則對天皇命令絕對服從“日本武士頭腦簡單， 不愛讀書， 不懂學問， 只知道武士道效忠天皇， 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們都會無條件遵守”。
經過日本“國粹派”的努力， 1890年， 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發布了《教育敕語》， 忠君愛國被確認為教育的靈魂， “和魂洋才”成為教育的綱領。
《教育敕語》如此寫著：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為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日本右翼
敕語折射著尊皇愛國的教育靈魂，而極端國家主義的道德教育則是這一靈魂的內核。敕語趣旨的重點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愛國”，特別主張把“共同愛國”作為主義推行。而這段《教育敕語》，又是在實現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礎教育者都必須背誦，做到人人過關，個個會背的。
之所以日本日后接連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軍國主義在日本大行其道，這和日本人在小學已經被“忠君愛國”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想洗腦是分不開的。
看到這里可能有朋友要問，既然日本早在1890年就開始給國民灌輸軍國主義思想，那為什么日本要到1931年才發動九一八事變呢？為什么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處理的還算冷靜呢？
這就要說到日本教育和宣傳上的“顯宗”與“密宗”了，今天說的差不多了，明天繼續。
“和魂洋才”成為教育的綱領。《教育敕語》如此寫著：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為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日本右翼
敕語折射著尊皇愛國的教育靈魂，而極端國家主義的道德教育則是這一靈魂的內核。敕語趣旨的重點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愛國”，特別主張把“共同愛國”作為主義推行。而這段《教育敕語》，又是在實現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礎教育者都必須背誦，做到人人過關，個個會背的。
之所以日本日后接連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軍國主義在日本大行其道，這和日本人在小學已經被“忠君愛國”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想洗腦是分不開的。
看到這里可能有朋友要問，既然日本早在1890年就開始給國民灌輸軍國主義思想，那為什么日本要到1931年才發動九一八事變呢？為什么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處理的還算冷靜呢？
這就要說到日本教育和宣傳上的“顯宗”與“密宗”了，今天說的差不多了，明天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