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 中國歷史分期一般以朝代為限， 二十四部正史正是這種體例的典范， 隨著近代科學和人文理念從西方傳入， 打破王朝界限， 將西方社會科學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成為一種大勢， 形形色色的各種中國歷史分期理論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大浪淘沙， 百川歸海， 有長久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歷史分期學說畢竟是少數， 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 中外大致有兩種學說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直到今天仍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影響著著對中國歷史分期研究的深化， 一種應是郭沫若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其核心要點是戰國封建論），
二十四史
郭沫若
內藤湖南
一、“分”與“合”兩種歷史分期基本理論
郭沫若或者說大陸很長時間的主流中國歷史分期理論是從生產關系或者政治分析角度出發， 特別強調戰國變革的重要性， 認為三代即春秋為奴隸社會（上古）、戰國到秦統一后確立皇帝制度到鴉片戰爭二千年的時間為封建社會（中古）， 鴉片戰爭后中國卷入近代化旋渦， 但資本主義萌芽是從明末持續到清初（近古）， 持續二千年封建社會論是這一分期理論最大的特色， 對于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大致以唐朝統一為限， 進入80年代后， 五種社會說受到巨大挑戰，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上古不存在奴隸社會， 所謂二千年封建社會是濫用封建概念， 語亂天下， 屬于政治干預學術。
無獨有偶， 這一分期學說的影響性或者說前瞻性并不局限于大陸， 雖然是從宗教或者文化角度出發， 與郭沫若等人思考的角度并不相同， 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理論對于各軸心文明的分期（包括中國）與郭沫若的歷史分期理論有驚人相合之處。
雅斯貝爾斯將人類文明分為第一階段：在遙遠而漫長的過去， 產生了語言、工具和火的應用。 “產生文明的地區……從歐洲經過北非和小亞細亞伸展到印度和中國。 ”
第二階段：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間， 出現了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的“古代高級文明”。
中國傳統歷史觀與馬列主義歷史觀
與郭沫若的中國歷史分期學說不同， 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從文化史觀和經濟史觀出發， 對中國歷史分期做出如下論斷，從三代到東漢末為中華的上古史，從魏晉南北朝到中唐為中華的中古史，從中唐到明清為中國的近古史，內藤湖南是從文化史觀的角度出發，強調以貴族作用大小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 ，中古是貴族政治極盛的時期，中華文化擴張到頂點開始衰敗收縮劃分上古和中古，以唐宋變革貴族作用被平民取代，形成君主獨裁制為標志劃分中古和近古（即唐宋變革說），內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從經濟史觀出發完善了其師的唐宋變革說，分外強調商品經濟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宮崎市定認為上古特別是漢初是商品經濟、中古是自然經濟、近世宋朝之后是更為革命性的商品經濟，并提出了著名的景氣史觀（大致與商品經濟發展程度正相關）。這一歷史分期理論特別是理論中的六朝貴族說（魏晉后進入中古時代）與大陸魏晉南北朝研究中的魏晉封建論，即魏晉后中古進入封建社會頗有相通之處。唐宋變革說傳到歐美后被稱為內藤假說，極大的促進了歐美漢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成為海外漢學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范式，歐美歷史學界大體接受了京都學派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理論，認為宋朝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特別是上世紀），宋朝成為歐美學者最喜愛、也是最感興趣的朝代，宋史成為海外漢學研究的重鎮。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學派的中國歷史理論從時間性上分析無疑更強調中國歷史上分裂時期轉變的意義，上古與中古的時間分界線是漢帝國的崩潰，魏晉到南北朝的大分裂時期，中古與近古的分界線是安史之亂，唐朝盛世的瓦解到五代十國、中國又陷入一百多年的事實分裂時期，統一分裂與否并非京都學派考察歷史分期的關注點，此外京都學派認為中國存在文化斷裂的中世紀，并將魏晉南北朝特別是隋唐前期劃為與西方同時期一樣“黑暗”的中世紀，并不符合普遍的一般認知。東京學派戰后對其提出了鮮明的挑戰，一個重要質疑即京都學派沒有敘述清楚上古與中古中國史的斷裂體現在哪里，京都學派夸大了貴族在中古的影響力，中古的中國貴族本質是寄生官僚。與郭沫若等的歷史分期學說對立，我們不妨把京都學派的中國歷史分期理論看做一種注重中國歷史斷裂或者變革的文化史觀或者經濟史觀。
內藤湖南所著《中國史通論》
二、兩種分期理論的局限及調和
歷史分期理論本質是一種對歷史的宏觀研究，無論是大陸還是京都學派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無疑都能做到邏輯自洽，但無可否認都存在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不足以完全概括中國歷史發展的復雜線索。郭沫若等的歷史分期理論過分從統一或者延續性出發，無疑忽視了中國社會特別是在所謂封建社會兩千年時間中的發展和變遷，特別是忽視了中唐之后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遷以及漢唐與宋之后國家統治模式的巨大差異以及貴族（或者說門閥）的徹底消亡），并有高估戰國變革對貴族的打擊力度之嫌，其實早在清末，嚴復早已準確的指出：“中國之所以有今日之面貌,無論是好是壞,十之八九為宋代造成。”后一千年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模式其實是唐宋變革確立的，是對宋朝的繼承，所謂封建社會（或者宗法社會）持續兩千年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論的重復和招魂，而唐宋變革說的提出有力的回擊了這一理論，而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觀某種程度上過分模仿了西方的歷史分期論，一些方面有強行比附之嫌，中外歷史學者都注意到了中西方歷史在秦漢到隋唐這一歷史階段的某些相似性，如秦漢可對應羅馬，后都遭受了蠻族的入侵、都出現了莊園制和自然經濟的回潮，但也發現了其中的不同，正如謝和耐所言與西方中世紀相比，在中古后期南朝出現了相對發達的貨幣經濟和燦爛的文化，北朝拓跋政權重建了中央集權，與西方歷史發展并不相同，隋唐重新完成了南北的統一，而在大陸，即使在唐宋變革說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京都學派的中國存在中世紀論，六朝隋唐貴族說仍然得不到更大的認可，如果說郭沫若等人的歷史分期輪最大的局限在于過分強調合，那么京都學派的分期理論在于過分強調了中國歷史的分，這既是兩者理論的最大特色，也是弱點之所在。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外歷史學界交流的頻繁，這兩者分期理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調和，進入新世紀以來，唐宋變革說得到了大陸學界的廣泛呼應和認可，學者越來越認識到唐宋之間中國歷史存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變革，不少學者試圖糾正傳統歷史分期理論和唐宋變革論之間的矛盾，提出新的歷史分期理論，例如馮天瑜教授在堅持傳統戰國之后至清是宗法專制社會的同時，提出將秦漢至隋唐前期的社會稱為宗法專制社會一期，中唐至清是宗法專制社會二期，是更典型的宗法專制社會（馮天瑜認為：中國古代史分期應為：氏族社會、宗法封建社會（殷商西周時期）、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先秦至清代）。其中東周進入由“宗法封建”向“宗法專制”轉換期。秦以下可以中唐為界分為宗法專制一期和二期，因為中唐以前還保有較多的領主經濟、貴族政治遺跡；中唐以后地主－自耕農經濟主體地位確立，門閥貴族淡出朝政，官僚政治定型，是更完備的“宗法專制社會”。）
而在歐美漢學界，雖然大陸的傳統中國歷史分期學說未必有多大的影響，但與郭沫若歷史分期時間線暗合的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后被西方學界廣泛認可，也深刻的影響了歐美漢學界對于中國歷史分期認識的深化，戰國變革的意義得到承認，普遍將春秋戰國對應古希臘、而秦漢對應羅馬，所謂秦漢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論點也相應受到重視。如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伊佩霞的劍橋插圖中國式中也采用了這一歷史分期范式敘述中國歷史，兩種典型的中國歷史分期理論似乎不約而同的在中外出現了調和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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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歷史分期做出如下論斷，從三代到東漢末為中華的上古史，從魏晉南北朝到中唐為中華的中古史，從中唐到明清為中國的近古史，內藤湖南是從文化史觀的角度出發，強調以貴族作用大小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 ，中古是貴族政治極盛的時期，中華文化擴張到頂點開始衰敗收縮劃分上古和中古，以唐宋變革貴族作用被平民取代，形成君主獨裁制為標志劃分中古和近古（即唐宋變革說），內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從經濟史觀出發完善了其師的唐宋變革說，分外強調商品經濟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宮崎市定認為上古特別是漢初是商品經濟、中古是自然經濟、近世宋朝之后是更為革命性的商品經濟，并提出了著名的景氣史觀（大致與商品經濟發展程度正相關）。這一歷史分期理論特別是理論中的六朝貴族說（魏晉后進入中古時代）與大陸魏晉南北朝研究中的魏晉封建論，即魏晉后中古進入封建社會頗有相通之處。唐宋變革說傳到歐美后被稱為內藤假說，極大的促進了歐美漢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成為海外漢學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范式，歐美歷史學界大體接受了京都學派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理論，認為宋朝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特別是上世紀），宋朝成為歐美學者最喜愛、也是最感興趣的朝代，宋史成為海外漢學研究的重鎮。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學派的中國歷史理論從時間性上分析無疑更強調中國歷史上分裂時期轉變的意義，上古與中古的時間分界線是漢帝國的崩潰，魏晉到南北朝的大分裂時期，中古與近古的分界線是安史之亂，唐朝盛世的瓦解到五代十國、中國又陷入一百多年的事實分裂時期，統一分裂與否并非京都學派考察歷史分期的關注點，此外京都學派認為中國存在文化斷裂的中世紀，并將魏晉南北朝特別是隋唐前期劃為與西方同時期一樣“黑暗”的中世紀，并不符合普遍的一般認知。東京學派戰后對其提出了鮮明的挑戰，一個重要質疑即京都學派沒有敘述清楚上古與中古中國史的斷裂體現在哪里，京都學派夸大了貴族在中古的影響力，中古的中國貴族本質是寄生官僚。與郭沫若等的歷史分期學說對立，我們不妨把京都學派的中國歷史分期理論看做一種注重中國歷史斷裂或者變革的文化史觀或者經濟史觀。內藤湖南所著《中國史通論》
二、兩種分期理論的局限及調和
歷史分期理論本質是一種對歷史的宏觀研究，無論是大陸還是京都學派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無疑都能做到邏輯自洽，但無可否認都存在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不足以完全概括中國歷史發展的復雜線索。郭沫若等的歷史分期理論過分從統一或者延續性出發，無疑忽視了中國社會特別是在所謂封建社會兩千年時間中的發展和變遷，特別是忽視了中唐之后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遷以及漢唐與宋之后國家統治模式的巨大差異以及貴族（或者說門閥）的徹底消亡），并有高估戰國變革對貴族的打擊力度之嫌，其實早在清末，嚴復早已準確的指出：“中國之所以有今日之面貌,無論是好是壞,十之八九為宋代造成。”后一千年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模式其實是唐宋變革確立的，是對宋朝的繼承，所謂封建社會（或者宗法社會）持續兩千年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論的重復和招魂，而唐宋變革說的提出有力的回擊了這一理論，而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觀某種程度上過分模仿了西方的歷史分期論，一些方面有強行比附之嫌，中外歷史學者都注意到了中西方歷史在秦漢到隋唐這一歷史階段的某些相似性，如秦漢可對應羅馬，后都遭受了蠻族的入侵、都出現了莊園制和自然經濟的回潮，但也發現了其中的不同，正如謝和耐所言與西方中世紀相比，在中古后期南朝出現了相對發達的貨幣經濟和燦爛的文化，北朝拓跋政權重建了中央集權，與西方歷史發展并不相同，隋唐重新完成了南北的統一，而在大陸，即使在唐宋變革說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京都學派的中國存在中世紀論，六朝隋唐貴族說仍然得不到更大的認可，如果說郭沫若等人的歷史分期輪最大的局限在于過分強調合，那么京都學派的分期理論在于過分強調了中國歷史的分，這既是兩者理論的最大特色，也是弱點之所在。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外歷史學界交流的頻繁，這兩者分期理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調和，進入新世紀以來，唐宋變革說得到了大陸學界的廣泛呼應和認可，學者越來越認識到唐宋之間中國歷史存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變革，不少學者試圖糾正傳統歷史分期理論和唐宋變革論之間的矛盾，提出新的歷史分期理論，例如馮天瑜教授在堅持傳統戰國之后至清是宗法專制社會的同時，提出將秦漢至隋唐前期的社會稱為宗法專制社會一期，中唐至清是宗法專制社會二期，是更典型的宗法專制社會（馮天瑜認為：中國古代史分期應為：氏族社會、宗法封建社會（殷商西周時期）、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先秦至清代）。其中東周進入由“宗法封建”向“宗法專制”轉換期。秦以下可以中唐為界分為宗法專制一期和二期，因為中唐以前還保有較多的領主經濟、貴族政治遺跡；中唐以后地主－自耕農經濟主體地位確立，門閥貴族淡出朝政，官僚政治定型，是更完備的“宗法專制社會”。）
而在歐美漢學界，雖然大陸的傳統中國歷史分期學說未必有多大的影響，但與郭沫若歷史分期時間線暗合的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后被西方學界廣泛認可，也深刻的影響了歐美漢學界對于中國歷史分期認識的深化，戰國變革的意義得到承認，普遍將春秋戰國對應古希臘、而秦漢對應羅馬，所謂秦漢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論點也相應受到重視。如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伊佩霞的劍橋插圖中國式中也采用了這一歷史分期范式敘述中國歷史，兩種典型的中國歷史分期理論似乎不約而同的在中外出現了調和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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