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登州衛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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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恥超出當時人的想象力
1
政和五年四月， 燕輔臣于宣和殿。 先御崇政殿， 閱子弟五百余人馳射， 挽強精銳， 畢事賜坐， 出宮人列于殿下， 鳴鼓擊柝， 躍馬飛射， 翦柳枝， 射繡球， 擊丸， 據鞍開神臂弓， 妙絕無倫。 衛士皆有愧色。 上曰：“雖非婦事， 然女子能之， 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 女能騎射。 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
好一個“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這是《清波雜志·卷八·宣和騎射》記載的發生于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的一個場景：
宋徽宗在蔡京等人的陪同下去往崇政殿檢閱部隊，
然后君臣之間一唱一和， 在他們看來， 平夏滅遼已經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全國上下一片“盛世氣象”。
不像我們已經知道即將發生“靖康之恥”， 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 這個國家， 至少政府正處于經濟和軍事的雙重盛世， 經濟上的發展自不必說， 軍事上更是武功頗盛。
就在這一年， 攜七年前滅亡青唐吐蕃之威， 大宋與西夏再次開戰， 兩年后， 宋軍連續攻克仁多泉城、臧底河城， 與西夏主力會戰于席葦平， 種師道率軍取得一場斬首五千級的大勝。
此時西夏最好的兵源地已被大宋侵占，
也正如徽宗君臣預期， 四年之后宋軍全面攻占了西夏的核心區域——橫山山脈， 西夏被迫割地稱臣， 滅亡已經指日可待。 于是， 很多人沉浸在所謂“武功之盛前所未有”的喜悅之中。
宋夏戰爭中， 宋徽宗咄咄逼人
只是沒想到， 十二年后， 靖康之恥發生了。 不僅徽欽二帝被虜， 更是丟失了秦嶺淮河以北的大片國土， 半壁江山淪喪敵手， 廣大人民慘遭兵燹、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一個強盛的北宋也變成了半死不活的南宋。
或許后知后覺的我們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歷史進程， 但對當時的人們而言， 這不啻于天崩地裂， 而且那么地突如其來。
若是早已顯露敗相也就罷了，
內患不足慮， 外敵也并非不可戰勝。 后人們總只是覺得金兵不可戰勝， 卻不知金兵第一次南下是很可能全軍覆沒的， 若非投降派在資敵的同時不斷在內部搞破壞， 靖康這個年號或許會再持續三十年也未可知。
因此， 南渡之后， 很多人都試圖總結靖康之恥發生的原因。 南宋著名史學家李燾便以此為目的寫就了《續資治通鑒長編》， 只是可惜徽宗、欽宗、高宗三朝的部分在清朝中前期便已經莫名其妙地丟失了，
幸運的是， 還是有大量客觀真實的史料躲過了歷次戰亂以及文字獄， 流傳到了今天， 能夠讓我們對靖康之變的前前后后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而后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總結也一直持續到了今日， 亦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王安石變法問題在哪里
2
靖康之恥發生數百年以來， 大多時候王安石處于一種“人在墳中躺， 鍋從天上來”的狀態， 目前已知的史料中， 最早將靖康之恥責任歸咎于王安石的是成書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 這是南宋官方給此事定下了一個基調。
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到了明朝， 著名的“三言二拍”系列小說更是將王安石黑得體無完膚。
但不得不說， 變法的必要性還是客觀存在的。 大宋立國百年以來各種積弊已經嚴重到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
比如財稅體系， 或者說二次分配體系， 已經難以維系。 治平年間（1064-1067A.D.）， 大宋中央財政收入虧空已達一千余萬匹、石、貫、束、兩,以至于宋英宗的葬禮都不是太體面。
另外， 三十年前的第一次宋夏戰爭給統治階層留下了諸如“鎮戎三敗”的慘痛記憶。
三川口之戰， 陣亡六千余人， 兩位主帥劉平、石元孫被俘；好水川戰役， 陣亡六千七百余人， 主帥任福戰死；定川砦之戰， 陣亡九千四百余人，主帥葛懷敏戰死。以至于后來的宰相文彥博發出了“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的驚人之語。
于是，當有志于“富國強兵”的宋神宗遇到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王安石之時，頗有秦孝公與商鞅、劉備與諸葛亮那般的風云際遇之感。
至于變法本身，雖有爭議，很多還是可取的。比如將兵法，去除了“更戍法”的弊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軍的戰斗力，這在接下來對西夏的戰爭中有所體現，正如本文開頭所說那般，西夏的下場成功證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
免役法算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均輸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這些都算是利國利民的，也沒什么可說的；保馬法雖然實行效果不好，但也及時廢止了，沒造成太大問題。
壞主要就壞在這個青苗法上。其實青苗法也不是王安石發明的，早在唐朝中后期就被發明出來，目的也是為皇帝創收，畢竟藩鎮拿走了大部分錢，皇帝沒錢花，沒辦法也得想辦法不是，還是老百姓最淳樸，皇帝借你高利貸你敢不借？
王安石也曾在知鄞縣任上嘗試過，在常平倉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革，效果不錯。要知道當時的高利貸是極其瘋狂的，現在的P2P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春取一斗，秋倍償之，經歲不能償，則又倍之。”客觀來看，王安石制訂的20%利率可以說是良心中的良心了。
陜西轉運使李參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誰曾想推行到全國就出問題了。畢竟上面提出目標、下面層層加碼這種典型官僚主義作風從來是不會缺席的。最后，“國用”是足了，遭殃的還是老百姓，雖然沒被加賦，但加息也受不了啊。
而且，改革是否有必要如此激進也是值得商榷的。
咸平年間大宋財政收入不如此時的三分之一，依舊略有盈余，可見“三冗”的說法也不是那么夸張，司馬光“節流”的思路也可能更合適。
司馬光也是變法派
要變的法跟王安石不一樣而已
另外，所謂“鎮戎三敗”不過被夸大其辭的文官間相互攻擊的論點。實際上三川口之戰西夏在數倍優勢兵力的情況下戰損比宋軍更大，之后攻打延州毫無進展被迫撤兵，完全得不償失；打的最好的好水川戰役也不過是“殺傷相當”；而縱觀持續數年的戰爭，西夏總體上并未占據任何優勢，反而吃下不少敗仗，比如兔毛川之戰，文官張亢率軍大敗西夏主力部隊，在未控制戰場的情況下取得斬首兩千級的戰果（殺敵可能近萬）。
如果立足于防御，至少不會造成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從這一點來看，司馬光“二十年不興兵”的觀點還是支持者甚眾的。
于是問題來了，大家都不支持，王安石和宋神宗怎么應對呢？
王安石不過是宋神宗的棋子
3
歷朝歷代都有個繞不過去的東西——祖宗成法。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歷代非開國皇帝都在想辦法與祖宗成法作斗爭；在受到電視劇影響的眾人心中，祖宗成法阻礙先進生產力、頑固而強大。
然而，古代生產力發展緩慢，祖宗成法大多數時候還是管用的，只不過是對非開國皇帝不那么友好罷了，畢竟其出發點還是限制自己的繼任者們胡作非為。于是，皇權看起來是將自己關進了“籠子”里，只不過鑰匙也在自己手里。
宋真宗作為第一代守成之君，他算是貫徹了宋太祖、宋太宗打造的框架。他對于權力制衡有自己的理論：“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宋仁宗更是接近于“垂拱而治”的狀態，并且也搞了一次變法——慶歷新政，算是歷代變法中較為成功的。
但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壞了。面對重重阻力，王安石希望加強集權以推動變法，宋神宗希望通過變法加強集權，兩人有了合作的基礎。只不過最后兩人是一定會分道揚鑣的，神宗借變法過程加強君主權力后，便將王安石踢出局，最后通過“元豐改制”將集權制度予以固定。
王安石不過是宋神宗集權的工具
集權，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元豐西征。經過數年準備，元豐四年，大宋組織了五路大軍總計三十六萬人對西夏發動總攻，這種規模的軍事動員西方數百年后也未出現。
但是集權的副作用更大，一旦遇到昏君、奸臣，對國家的傷害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權力的過分集中使得皇帝更容易變成昏君。
宋徽宗繼位后，一開始還表現的像是勵精圖治的有為明君，但僅僅過了一年就墮落成聲色犬馬的昏君。面對大權在握的昏君，唯有阿諛奉承、曲意逢迎的幸進之徒才能分得權力的一杯羹，于是，整個國家從根子上就爛了，一直爛到了南宋。
很快，軍事上也受到了影響。由于向皇帝邀寵而得勢的幸進之徒往往沒有什么政治、軍事上的才能，做“投降派”、扯后腿就成為他們彰顯存在感、證明自己“價值”的唯一方式了。
宣和七年（1125A.D.）金人第一次南侵，種師道已經成功遏制金軍，然而投降派李邦彥等人不僅強迫李綱、種師道等主戰派與金人和議，并且對金人提出的條件全盤答應，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戰計劃，造成姚平仲襲擊金營失敗。
王安石激化的黨爭與北宋滅亡
4
前文提到了北宋初以來的政治平衡。雖然看起來很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感覺，但差距還是很大的，不過也非全無好處，畢竟可以將政治斗爭維持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內。
雖然第一次宋夏戰爭期間，以韓琦為代表的“激進派”和以范仲淹為代表的“穩健派”進行了激烈的斗爭，但并未影響到軍事作戰；慶歷新政也是一次經典的政治斗爭范本，最終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下臺，但新法的大部分內部得以繼續實施。而且，改革派中的富弼、歐陽修等人，后來又重新執政。
但王安石變法改變了這一切。由于改革沒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識，王安石并沒有自己的基本盤，只有一些借改革攫取利益的幸進之徒愿意加入“新黨”，他們在改革過程中把國家弄的烏煙瘴氣，并且極力打擊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
王安石毀滅了宋朝的政治生態
新黨們一時得勢，卻忘記政治的本質是妥協。待到宋神宗去世，新皇帝宋哲宗年幼，保守派太皇太后、皇太后得以執掌大權，舊黨得勢。他們不僅廢止了大部分新法，為了否定新黨的改革成果，甚至將宋神宗在位期間攻占土地歸還給西夏。于是，路線之爭演變成了意氣之爭。
宋哲宗親政后，新黨重新得勢，舊黨大多被流放遠惡邊郡。甚至，宋徽宗時新黨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元祐黨人碑”。此時，宋初四代皇帝苦心孤詣營造的政治平衡被徹底破壞了，政治斗爭變成了殘酷的清洗，對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內耗。
這種酷烈的環境，君子往往不如小人適應，也造成了嚴重的逆向淘汰，最后劣幣徹底驅逐了良幣，又大權在握，北宋走向滅亡已經是注定的事情，而金人南侵恰好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北宋巨大的國力優勢，只要正常發揮，是斷然不會敗給其他國家的，有的只是自毀長城。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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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九千四百余人，主帥葛懷敏戰死。以至于后來的宰相文彥博發出了“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的驚人之語。于是，當有志于“富國強兵”的宋神宗遇到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王安石之時，頗有秦孝公與商鞅、劉備與諸葛亮那般的風云際遇之感。
至于變法本身，雖有爭議，很多還是可取的。比如將兵法，去除了“更戍法”的弊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軍的戰斗力，這在接下來對西夏的戰爭中有所體現，正如本文開頭所說那般，西夏的下場成功證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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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也曾在知鄞縣任上嘗試過，在常平倉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革，效果不錯。要知道當時的高利貸是極其瘋狂的，現在的P2P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春取一斗，秋倍償之，經歲不能償，則又倍之。”客觀來看，王安石制訂的20%利率可以說是良心中的良心了。
陜西轉運使李參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誰曾想推行到全國就出問題了。畢竟上面提出目標、下面層層加碼這種典型官僚主義作風從來是不會缺席的。最后，“國用”是足了，遭殃的還是老百姓，雖然沒被加賦，但加息也受不了啊。
而且，改革是否有必要如此激進也是值得商榷的。
咸平年間大宋財政收入不如此時的三分之一，依舊略有盈余，可見“三冗”的說法也不是那么夸張，司馬光“節流”的思路也可能更合適。
司馬光也是變法派
要變的法跟王安石不一樣而已
另外，所謂“鎮戎三敗”不過被夸大其辭的文官間相互攻擊的論點。實際上三川口之戰西夏在數倍優勢兵力的情況下戰損比宋軍更大，之后攻打延州毫無進展被迫撤兵，完全得不償失；打的最好的好水川戰役也不過是“殺傷相當”；而縱觀持續數年的戰爭，西夏總體上并未占據任何優勢，反而吃下不少敗仗，比如兔毛川之戰，文官張亢率軍大敗西夏主力部隊，在未控制戰場的情況下取得斬首兩千級的戰果（殺敵可能近萬）。
如果立足于防御，至少不會造成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從這一點來看，司馬光“二十年不興兵”的觀點還是支持者甚眾的。
于是問題來了，大家都不支持，王安石和宋神宗怎么應對呢？
王安石不過是宋神宗的棋子
3
歷朝歷代都有個繞不過去的東西——祖宗成法。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歷代非開國皇帝都在想辦法與祖宗成法作斗爭；在受到電視劇影響的眾人心中，祖宗成法阻礙先進生產力、頑固而強大。
然而，古代生產力發展緩慢，祖宗成法大多數時候還是管用的，只不過是對非開國皇帝不那么友好罷了，畢竟其出發點還是限制自己的繼任者們胡作非為。于是，皇權看起來是將自己關進了“籠子”里，只不過鑰匙也在自己手里。
宋真宗作為第一代守成之君，他算是貫徹了宋太祖、宋太宗打造的框架。他對于權力制衡有自己的理論：“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宋仁宗更是接近于“垂拱而治”的狀態，并且也搞了一次變法——慶歷新政，算是歷代變法中較為成功的。
但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壞了。面對重重阻力，王安石希望加強集權以推動變法，宋神宗希望通過變法加強集權，兩人有了合作的基礎。只不過最后兩人是一定會分道揚鑣的，神宗借變法過程加強君主權力后，便將王安石踢出局，最后通過“元豐改制”將集權制度予以固定。
王安石不過是宋神宗集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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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集權的副作用更大，一旦遇到昏君、奸臣，對國家的傷害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權力的過分集中使得皇帝更容易變成昏君。
宋徽宗繼位后，一開始還表現的像是勵精圖治的有為明君，但僅僅過了一年就墮落成聲色犬馬的昏君。面對大權在握的昏君，唯有阿諛奉承、曲意逢迎的幸進之徒才能分得權力的一杯羹，于是，整個國家從根子上就爛了，一直爛到了南宋。
很快，軍事上也受到了影響。由于向皇帝邀寵而得勢的幸進之徒往往沒有什么政治、軍事上的才能，做“投降派”、扯后腿就成為他們彰顯存在感、證明自己“價值”的唯一方式了。
宣和七年（1125A.D.）金人第一次南侵，種師道已經成功遏制金軍，然而投降派李邦彥等人不僅強迫李綱、種師道等主戰派與金人和議，并且對金人提出的條件全盤答應，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戰計劃，造成姚平仲襲擊金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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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了北宋初以來的政治平衡。雖然看起來很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感覺，但差距還是很大的，不過也非全無好處，畢竟可以將政治斗爭維持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內。
雖然第一次宋夏戰爭期間，以韓琦為代表的“激進派”和以范仲淹為代表的“穩健派”進行了激烈的斗爭，但并未影響到軍事作戰；慶歷新政也是一次經典的政治斗爭范本，最終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下臺，但新法的大部分內部得以繼續實施。而且，改革派中的富弼、歐陽修等人，后來又重新執政。
但王安石變法改變了這一切。由于改革沒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識，王安石并沒有自己的基本盤，只有一些借改革攫取利益的幸進之徒愿意加入“新黨”，他們在改革過程中把國家弄的烏煙瘴氣，并且極力打擊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
王安石毀滅了宋朝的政治生態
新黨們一時得勢，卻忘記政治的本質是妥協。待到宋神宗去世，新皇帝宋哲宗年幼，保守派太皇太后、皇太后得以執掌大權，舊黨得勢。他們不僅廢止了大部分新法，為了否定新黨的改革成果，甚至將宋神宗在位期間攻占土地歸還給西夏。于是，路線之爭演變成了意氣之爭。
宋哲宗親政后，新黨重新得勢，舊黨大多被流放遠惡邊郡。甚至，宋徽宗時新黨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元祐黨人碑”。此時，宋初四代皇帝苦心孤詣營造的政治平衡被徹底破壞了，政治斗爭變成了殘酷的清洗，對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內耗。
這種酷烈的環境，君子往往不如小人適應，也造成了嚴重的逆向淘汰，最后劣幣徹底驅逐了良幣，又大權在握，北宋走向滅亡已經是注定的事情，而金人南侵恰好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北宋巨大的國力優勢，只要正常發揮，是斷然不會敗給其他國家的，有的只是自毀長城。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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