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前介紹過宋代的“疑案奏讞”制度。 什么是“疑案奏讞”呢？宋人說， “在法， 大辟情法相當之人， 合申提刑司詳復， 依法斷遣。 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尸不經檢、殺人無證見， 四者皆須奏裁。 ” 意思是說， 一起刑案， 如果存在法律適用的疑問；或者于情于理有可體諒之處；或者證據不足， 都屬于疑案， 必須呈報中央法司裁決。
宋人認為， “疑案奏讞”是“罪疑惟輕”的體現。 什么是“疑案奏讞”呢？就是疑罪從輕、從無。 宋人說：“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夫以天下之大， 四海之廣， 獄訟至繁， 官吏至眾， 蓋獄訟繁， 則不得無可疑可愍之情；官吏眾，
從司法權的角度來看， 疑案奏讞的制度， 可以說強化了中央的司法集權， 而弱化了地方的司法權力。 但從司法責任的角度來看， 獄疑奏讞其實也是中央法司替地方司法官承擔錯判責任， “（地方）官無失入之虞， 而吏有鬻獄之利” ， 因此， 地方法司是很樂意上奏疑案的， 即便不是疑案， 也列為疑案上奏。
也就是說， 疑獄奏讞的制度從設立開始，
朝廷想到的辦法是， 設立疑案奏讞的門檻， 處分不當奏讞的行為。 雍熙元年（984）， 宋太宗下詔：“凡上疑獄， 詳覆之而無疑狀， 官吏并同違制之坐。 ” 如果地方司法官將沒有疑難的案子當成疑案奏讞， 要追究責任。
但是， 這一門檻固然可以阻擋一部分不當奏讞而奏讞的刑案， 減輕中央法司的負擔， 卻又導致了另一個不良后果：地方司法官為避免受到“違制”的責罰， 真碰到了疑案也不敢上奏， 將疑案當一般案件處理， 輕率作出判決， 這就很容易冤枉無辜。
天圣四年（1026）， 朝廷又解除了對奏讞不當的處分。 仁宗皇帝下詔：“朕念生齒之繁，
但如此一來， 上報到中央法司的疑案很快又堆積如山。 擺面宋朝君主與執政團隊面前的， 其實是一道難題， 沒有絕對正確的解， 就看你在“奏牘滋多， 有煩朝廷處斷”與“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之間如何權衡取舍。
宋政府只能采取動態調節的辦法， 在“奏牘滋多， 有煩朝廷處斷”的時候， 往往下詔申明禁止不當奏讞；而在“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的時候， 又放寬對奏讞不當的處分。
元豐八年（1085）， 應召回朝執政的司馬光提議：“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 情理無可憫， 刑名無疑慮， 令刑部還之， 使依法處斷。
但過了三年， 元祐三年（1088）五年， 朝廷又下詔停止執行元豐八年的“奏讞大辟不當及用例破條法”， 為什么？因為立法之后， “自是州郡不復敢以疑獄為讞， 歲斷大辟加多， 天下以為非也， 故有是詔” 。
建中靖國元年（1101）， 宋徽宗進一步鼓勵疑案奏讞：“詔諸路疑獄， 當奏而不奏者科罪， 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 著為令。 ”
但到了崇寧三年（1104）， 由于“原初， 流罪以下不應奏而奏者，
宣和六年（1124）， 又有臣僚提出：“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 大理寺屢以不當'劾之。 夫情理巨蠹， 罪狀明白， 奏裁以幸寬貸， 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 一切劾之， 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 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 ”宋徽宗又不得不下詔鼓勵奏讞：“若入大辟， 刑名疑慮， 并許奏裁。 ” 也就是說， 宋政府再一次確認， 人命比司法效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