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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学家痛骂的“保守派”御史文悌,看来有些冤枉他了!

作者:金滿樓

戊戌變法中, 有位被目為“保守派”官員的御史文悌被歷史學家罵得狗血噴頭, 如據清史學者孔祥吉所言:

文悌在京師是那種“媚若九尾狐, 巧如百舌鳥”的人物。 他隨風轉舵, 巧言令色。 他先入了維新陣營, 而後又背而棄之, 且嫁禍于人。

……文悌以人品而言, 一無足稱, 他為了自己的一官半職, 不惜對維新志士栽贓陷害, 血口噴人, 實在是兩面三刀的投機者。

不過, 在同在京城為官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記中, 其對文悌卻褒獎有加, 稱其“向在戶部有聲, 閻文介深重之, 學問亦淹雅絕倫。 ”

在六月初九日(7月27日)的日記中,

唐烜再次談及文悌:

“昨晤英鶴齡, 談及文仲弓侍御(即文悌)抗疏事, 并言侍御近況, 清苦殊甚, 家中幾於不能自給。

又見鶴齡所持折扇, 皆侍御書畫, 書為近作七律二首, 閑中雅興句也。 末首結句云:明日荒廚無宿米, 料應夢不到黃粱。 窘乏之狀畢露, 而句恰風趣。

侍御因論新進事, 改官戶部撰紀恩七律四首, 都下一時傳誦, 其詞肫贄, 蘊蓄怨而不怒, 無囂張叫呶之習, 可謂今之古人哉!”

由此可見, 唐烜及其同僚朋友們對文悌的評價相當高, 在其心目中, 文悌不啻于兩袖清風的清官、有膽識有節操的忠臣、榮辱不驚的君子;

而其彈章, 唐烜的評價更高, 曰:“都中人士盛傳誦, 以為朝陽鳴鳳, 雖不見聽, 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

對這一彈章,

《清史稿》中大段照錄, 其大意有以下幾點:

一、康有為所謂托古改制, “明似推崇孔子, 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 其所謂“尊俠力, 伸民權, 興黨會, 改制度, 甚則欲去拜跪之禮儀, 廢滿漢之文字, 平君臣之尊卑, 改男女之外內”等, 以為學習外洋即可立致富強, 實則引發群爭、各便私利, 乃召亂之舉;

二、康有為“私聚數百人, 在輦轂之下, 立為保國會, 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 必亡’”, 借以煽惑人心, 更有“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的危險傾向;

三、康有為“遍結言官, 把持國事”, 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為臺諫, 公然聯名庇黨, 誣參朝廷大臣, 此風何可長也!”

最末, 文悌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伏思國家變法, 原為整頓國事, 非欲敗壞國事。 譬如屋宇年久失修,

自應招工依法改造, 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 而曰非此不能從速, 恐梁棟毀折, 且將傷人。 康有為之變法, 何以異是?”

如此看來, 文悌及唐烜等官員大體主張穩健而反對康有為式的冒進, 而從后來幾十年的歷史事實來看, 倒也并非全無可取之處。

那么, 孔祥吉先生對文悌的差評又是從何而來呢?想必是因為文悌曾參與康有為的“保國會”等活動, 但后來因為觀點分歧而又“叛出”維新陣營, 并進而攻擊康黨所致。

當然, 御史本身就有監察之責, 其上書言事系其職責所在。

在甲午戰敗、國家危亡之際, 文悌為康有為等人所吸引進而參與其活動, 也可能是一腔熱忱, 并非所謂“偽與康有為相往還, 暗中窺探維新派的言行”;

至于說康有為成立保國會是“名為保國,

實為亂國”, “保中國而不保大清”, 這卻是文悌在彈章中并未出現而是后世史家所總結的。

以情理論, 因不了解而聚合, 因了解而分道揚鑣, 這也是世間的常態, 以此認為文悌是維新派的“叛徒”乃至“奸細”, 不免失于構陷, 是不公道的。

而從唐烜的日記也可以看出, 當時京城中的一般官員大體是保守或說穩健的, 很可能多數人均以文悌為“是”而以康有為等為“非”, 大概也是一般的事實吧。

戊戌年八月二十日(10月5日), 也就是戊戌政變之后, 唐烜又一次記載了文悌的情況:“文悌仍以知府候補。 ”

據《清史稿》的記載, 慈禧太后宣布訓政后, “(文悌)旋授河南知府。 二十六年, 兩宮西狩, 文悌迎駕, 擢貴西道。 乞病歸, 卒。

二十六年即1900年,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一行人從京城逃往西安, 文悌大概在途中前往迎駕, 由此升為貴州的道員。

但是, 大概沒有多久, 文悌即因病辭官并很快去世。

按傳統的道德觀念, 文悌算不上什么大官, 但也算是一個忠臣吧。

參考資料:唐烜:《唐烜日記》;孔祥吉、村田熊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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