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00年封建王朝， 那么， 這些王朝對外稱“中國”嗎？
很遺憾， 這些朝代絕大多數時候對外交往都以朝代名號自居， 幾乎不自稱“中國”。
當然， 這也要分情況， 比如同屬于華夏文化圈的朝鮮、日本、越南， 有的時候， 我們中原王朝也會在國書里以“中國”自居， 但是這更多時候是類似于一個文化圈里的別名。 因為這個時候“中國”更多還是一個地理概念， 代指中原地區。
這就好像中國古代文人有名有字還有號， 比如蘇軾， 他字子瞻， 號東坡居士， 對于好朋友來說， 他可以自稱蘇子瞻、又比如對粉絲， 他可以自稱東坡居士；但是對于初次見面的同僚以及上級，
古代朝代對外自稱“中國”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對于同屬一個文化圈的朝鮮、日本、越南， 有時候古代王朝會以“中國”自居， 但這更多類似一個字、號， 而不是正式名字。 而當古代王朝和一些非華夏文化圈的國家交往， 尤其是比較正式和平等交往時， 往往不會稱“中國”， 而是以朝代名自稱。
比如明朝， 它在給高麗、日本這些華夏文化圈國書的時候， 經常性的“大明”和“中國”混用， 更多時候是用“中國”代指華夏；但是當明朝再和非華夏文化圈的國家打交道時一般情況都是自稱“大明”， 幾乎沒有稱“中國”的情況。
永樂八年（1401）二月， 明成祖遣都指揮白阿兒忻臺等赍敕往諭沙哈魯。
帖木兒帝國的史臣阿卜答兒·剌扎黑·撒馬兒罕地（1413-1438）在其《兩顆福星之升起》一書中收錄了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本。 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漢文詔書格式書寫， 凡遇“大明皇帝”（Daiminkpadshah-iMa’azim,波斯語， 直譯“偉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awand-iTa’ali， 波斯語， 直譯為“上天”， 出現四次）， “太祖高皇帝”（Tayzu-ipadshah-i’Ali）等詞語均另起行頂格書寫， 而在波斯文譯本中在對明朝的稱謂直接“Daimink”， 大明。
一看這種格式就可以知道， 這是明朝回回館的波斯文翻譯自己翻譯的， 因為帖木兒帝國的使臣可不知道提到“大明”、“大明高皇帝”時要另起行頂格書寫；而從明朝官方翻譯法也可以看出， 對非華夏文化圈， 對非藩屬國視之的西方國家來說，
帖木兒帝國
無獨有偶， 土耳其TopkapiSaray博物館藏有一道漢文－蒙古文雙體的敕諭， 內容是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453年1月8日）明朝頒發給失剌思南部的剌兒（拉爾）地面頭目咩力兒吉一道敕諭， 里面同樣是以“大明”代替“中國”。
當時明朝對外交往， 主要使用蒙語、波斯語， 明朝專門有翻譯機構培訓波斯語翻譯， 當時名稱叫“回回館”。 還有專門的翻譯教材， 現存教材都保存在外國大學或者博物館里， 通過對這些教材的研究， 學者們也發現， 這些波斯文翻譯教材里并沒有“中國”這個詞匯的對照翻譯， 反而對“朝廷”、“大明”、“圣旨”這些專有名詞有專門的對照翻譯， 和翻譯書寫要求。
而現存的外國使節對大明王朝和皇帝的稱謂也并非“中國”和“中國皇帝”，
甚至到了晚明， 雖然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和老百姓用“中國”代替“明朝”， 但是依然有很多明朝人習慣用“明國人”來稱呼自己。
比如這些年在網絡上非常火的袁崇煥， 他就自稱“大明國一亡命徒”；而在南明時期， 有南明士大夫反感東林黨與馬士英政爭， 也吐槽“豈有以江東一隅， 以抗中國哉？”
不過， 晚明社會確實形成了一種以“中國”代指“明朝”的風氣， 最直接體現就是晚明的傳奇小說里大量使用“中國”代指“明朝”。
在明末白話小說《遼海丹忠錄》里， 就屢次出現用“中國”代指“明朝”的現象。 “遼東總兵李成梁憐他祖父死于王事， 都收他在家， 充作家丁， 撫綏他也有恩。 這奴酋卻也乖覺， 就習得中國的語言， 知得中國的虛實， 博覽書史， 精于韜鈐， 武略過人， 弓馬純熟， 后來也得李總兵力， 襲了個建州指揮。 ”
而這種風氣當然也影響到了生活在東北的滿人， 從皇太極開始， 他們就經常性在與明朝的文書里稱呼明朝為“中國”， 而等到滿人入關后， 以“中國”代指“清朝”的現象就更加普遍了， 順治時期清朝的政府文書中已經出現了將整個清朝統治區域稱為中國的“中國”用法。
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
到康熙朝中期以后， 這種“中國”用法已隨處可見， 并迅速成為其“中國”用法的絕對主流。 比如康熙為測繪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系“中國地方”，以什么為界線，在他那里，滿洲已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東北一帶”：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
也正式因為以“中國”自稱成為一種流行方式，所以清朝在和沙俄簽署《尼布楚條約》時，破天荒的在條約里以中國皇帝自居：《尼布楚條約》稱呼清朝康熙皇帝為“中國神圣皇帝”（Dulimbaigurunienduringgehūwangdi），而在此之前，清朝對蒙古地區詔書里也是廣泛使用“Dumdaduulus”（蒙語中央之國）這個概念的。
很多人說“中國”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是在《南京條約》，那么，現在可以說這個看法是錯誤的了，“中國”最早出現的官方文件是《尼布楚條約》里。
“中國”作為一個東亞第一強國自稱出現在對外，尤其是非華夏文化圈國家的國家自稱，最早是清朝康熙皇帝在與沙俄簽署《尼布楚條約》里的。
而清朝康熙皇帝是第一個對外自稱“中國皇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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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康熙為測繪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系“中國地方”，以什么為界線，在他那里，滿洲已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東北一帶”：“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
也正式因為以“中國”自稱成為一種流行方式，所以清朝在和沙俄簽署《尼布楚條約》時，破天荒的在條約里以中國皇帝自居：《尼布楚條約》稱呼清朝康熙皇帝為“中國神圣皇帝”（Dulimbaigurunienduringgehūwangdi），而在此之前，清朝對蒙古地區詔書里也是廣泛使用“Dumdaduulus”（蒙語中央之國）這個概念的。
很多人說“中國”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是在《南京條約》，那么，現在可以說這個看法是錯誤的了，“中國”最早出現的官方文件是《尼布楚條約》里。
“中國”作為一個東亞第一強國自稱出現在對外，尤其是非華夏文化圈國家的國家自稱，最早是清朝康熙皇帝在與沙俄簽署《尼布楚條約》里的。
而清朝康熙皇帝是第一個對外自稱“中國皇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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