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 ：[英] 普里特?巴塔
譯者 ：劉任 張大衛
猶太人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被屠殺的速度與規模， 使得德國軍隊之前在波蘭的活動顯得只不過是一場前奏。 這些謀殺由許多部分組成， 部分由國防軍執行， 其他一些是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下的手， 還有許多是特別行動隊負責。
1943年夏， 一座新集中營在拉托維亞里加邊緣的梅扎帕爾克斯（Me?aparks）建立起來， 德國人稱其為凱澤瓦爾德（Kaiserwald）。 里加隔離區住民中適于工作的人大部分被轉移至此， 同時隔離區本身逐漸縮減。 留下的人大多被轉移到奧斯維辛（Auschwitz）， 在那里死去。
與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相比， 愛沙尼亞只有很少的猶太人口， 不到4000人。 這些人還利用了德國人到達愛沙尼亞比其余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晚得多的機會， 因此大約75%的人得以在國防軍到來前逃到蘇聯。 1A行動指揮部到來后立刻開始射殺留下的人。 那些活過了逮捕的人大多被帶到塔爾圖附近一座新建立的集中營， 在那里被處死。 據估計， 活過這場戰爭的愛沙尼亞猶太人不到一打。 在愛沙尼亞創建了一套22座營地的綜合設施， 瓦伊瓦拉集中營是當中最大的一座， 主要用于在戰爭早期建立的隔離區完成“清理”后， 處理來自其他國家，
通過這些根絕波羅的海猶太人的嘗試， 德國首次獲得基于大規模屠殺的“最終解決”的真實經驗， 納粹稱之為“猶太人問題”。 雖然德國和其余地區的猶太人也要面臨迫害， 甚至是無規律的殺害， 但還從沒有過大規模處死的嘗試。 實際上在波蘭， 許多德國人對待猶太人的嚴酷程度不如對波蘭人。 對于已經在德國展開的關于永久解決猶太問題的討論， 大規模槍斃的經驗起了進一步推動作用。 甚至按純粹的財政考量， 槍斃歐洲所有猶太人也是不可承受的，
此前猶太問題的三種解決方案——建立某種東歐猶太人“保留地”， 在一個像馬達加斯加那樣的島嶼上創立一個遙遠的猶太人殖民地， 或是將歐洲的猶太人口轉移至蘇聯——全都未能落實。 尋找決定性答案的努力導致了1942年1月的萬湖會議， 會上采納了使用毒瓦斯的滅絕營方案。 保安處與保安警察在立陶宛的頭目魯道夫·朗格（Rudolf Lange）便參加了此次會議。
德國人熱心確保東方被征服國家的原住民——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在納粹種族政策的執行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有幾個原因。 首先， 如果能將最初的屠殺行動表現為當地人的行動， 被征服國家的動蕩風險就會極大減小。 其次， 這樣便可以把隔離區的煽動偽裝成一種保護猶太人免于繼續遭受襲擊的措施。 這兩步合在一起便建立了一副圖景， 即那些加諸其身的攻擊在某種程度上是猶太人應得的， 并由此使得強制勞動或甚至是處決等形式的進一步處罰更為正當化。 每一個能將猶太人表現為立陶宛及拉脫維亞公民之敵的機會都被充分利用，
該政策被擴展， 遍及整個滅絕機器。 軍官們確保所有部下均參與屠殺， 以降低任何個人預備作證對他人不利的風險。 這一時期的史料對于理解不同國家針對德國占領事件的態度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有一種說法稱，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所面對的困難之一是從沙皇到斯大林時代， 它們長期受到那個東方鄰居的壓迫， 給許多人造成了一種受害者意識。因此，許多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歷史學者竭力接受他們的同胞作為壓迫者而非被壓迫者的角色。戰后數十年來，西方的立陶宛團體主張是立陶宛猶太人社區通過與蘇聯占領者合作背叛了立陶宛，而且幾乎沒有猶太人受流放政策的影響。盡管已接受的情況是一些猶太人在國防軍到來后便立即被立陶宛人殺死，但人們認為這個數字非常小，立陶宛人并未涉及1941年對猶太人的大規模滅絕。顯示立陶宛警察射殺猶太人的照片或是被當作偽造而否決，或是通過聲稱槍手實際上是身著立陶宛制服的德國人（或者也可能是波蘭人和俄國人）來解釋。無論如何，人們主張，許多立陶宛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助猶太人，由此為任何針對猶太人的罪行贖罪。那些社區最后還聲稱，在西方起訴立陶宛人的嘗試系由冷戰政治引起，猶太人在西方新聞媒體界的影響力保證了立陶宛人無法得到公正的審問。
猶太人婦女和兒童在立陶宛自衛隊押送下前往集中營
到1975年，這種專斷的觀點才開始改變。立陶宛異見人士托馬斯·文茨洛瓦（TomasVenclova）第一個寫到立陶宛人實質性地參與了屠殺行為，且有關事件的主流觀點是誤導性的。盡管自那以來，有關1941年事件的早期看法大多得到轉變，但在立陶宛內部仍然存在一種意見，認為猶太人對立陶宛的犯罪最少也和那些針對猶太人的犯罪同樣嚴重。
在拉脫維亞，對1941年歷史的描述向“平衡”觀點的轉變要更早。這部分是由于拉脫維亞人在為德國戰爭努力提供人力的事業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立陶宛人大得多，因此，對拉脫維亞在戰爭中角色的進一步調查也更早。戰后最初一二十年里，拉脫維亞歷史學者集中精力將1941 年的全部犯罪罪責歸咎于德國人和拉脫維亞的民族主義政治家。身處拉脫維亞本地的拉脫維亞人歷史學者譴責那些黨衛隊服役者的同時，流亡的拉脫維亞人卻努力將這些人描繪成愛國者，稱他們首先是為自己的祖國而戰，不是為德國人。與立陶宛一樣，波羅的海國家重新獨立提供了一個重新評價“德國時期”（拉脫維亞對德國占領時期的叫法）的機會，并且“德國人是大規模殺害猶太人以及在黨衛隊中使用拉脫維亞人的煽動者，但參與其中的拉脫維亞人也必須分擔罪責”的觀點現在也被廣泛接受。
對愛沙尼亞來說，事情則大有不同。那里只有一小群猶太人口，其中大多數選擇支持蘇聯占領行動，并且許多人在德軍到來前逃走，因此當地人沒有那么多機會參與屠殺。但許多愛沙尼亞人在德國人設立的勞工營中工作，并且如同在其余波羅的海國家那樣，人們曾經不愿承認他們為那些營地中發生的事情擔有罪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同一批人中，有許多在1945年后的抵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摘自《巨人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羅的海戰事》
給許多人造成了一種受害者意識。因此，許多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歷史學者竭力接受他們的同胞作為壓迫者而非被壓迫者的角色。戰后數十年來，西方的立陶宛團體主張是立陶宛猶太人社區通過與蘇聯占領者合作背叛了立陶宛，而且幾乎沒有猶太人受流放政策的影響。盡管已接受的情況是一些猶太人在國防軍到來后便立即被立陶宛人殺死，但人們認為這個數字非常小，立陶宛人并未涉及1941年對猶太人的大規模滅絕。顯示立陶宛警察射殺猶太人的照片或是被當作偽造而否決，或是通過聲稱槍手實際上是身著立陶宛制服的德國人（或者也可能是波蘭人和俄國人）來解釋。無論如何，人們主張，許多立陶宛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助猶太人，由此為任何針對猶太人的罪行贖罪。那些社區最后還聲稱，在西方起訴立陶宛人的嘗試系由冷戰政治引起，猶太人在西方新聞媒體界的影響力保證了立陶宛人無法得到公正的審問。猶太人婦女和兒童在立陶宛自衛隊押送下前往集中營
到1975年，這種專斷的觀點才開始改變。立陶宛異見人士托馬斯·文茨洛瓦（TomasVenclova）第一個寫到立陶宛人實質性地參與了屠殺行為，且有關事件的主流觀點是誤導性的。盡管自那以來，有關1941年事件的早期看法大多得到轉變，但在立陶宛內部仍然存在一種意見，認為猶太人對立陶宛的犯罪最少也和那些針對猶太人的犯罪同樣嚴重。
在拉脫維亞，對1941年歷史的描述向“平衡”觀點的轉變要更早。這部分是由于拉脫維亞人在為德國戰爭努力提供人力的事業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立陶宛人大得多，因此，對拉脫維亞在戰爭中角色的進一步調查也更早。戰后最初一二十年里，拉脫維亞歷史學者集中精力將1941 年的全部犯罪罪責歸咎于德國人和拉脫維亞的民族主義政治家。身處拉脫維亞本地的拉脫維亞人歷史學者譴責那些黨衛隊服役者的同時，流亡的拉脫維亞人卻努力將這些人描繪成愛國者，稱他們首先是為自己的祖國而戰，不是為德國人。與立陶宛一樣，波羅的海國家重新獨立提供了一個重新評價“德國時期”（拉脫維亞對德國占領時期的叫法）的機會，并且“德國人是大規模殺害猶太人以及在黨衛隊中使用拉脫維亞人的煽動者，但參與其中的拉脫維亞人也必須分擔罪責”的觀點現在也被廣泛接受。
對愛沙尼亞來說，事情則大有不同。那里只有一小群猶太人口，其中大多數選擇支持蘇聯占領行動，并且許多人在德軍到來前逃走，因此當地人沒有那么多機會參與屠殺。但許多愛沙尼亞人在德國人設立的勞工營中工作，并且如同在其余波羅的海國家那樣，人們曾經不愿承認他們為那些營地中發生的事情擔有罪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同一批人中，有許多在1945年后的抵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摘自《巨人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羅的海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