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清朝，哪一个王朝更加闭关锁国？

明王朝與清王朝， 都過有海禁， 哪一個王朝的海禁更加嚴厲呢？或者干脆點說， 哪一個王朝更加閉關鎖國呢？

1、先來比較海禁的形式。

明朝的海禁形式是“太祖定制， 片板不許下海”；清朝的海禁形式是“無許片帆入海， 違者立置重典”。 一樣一樣的。

除了嚴禁片板、片帆下海， 明朝還將沿海海船“悉改為平頭船”， 因為平頭船無法作遠洋航海。 又禁民間制造雙桅、三桅大船， “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 清代也有類似的禁令：“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只出海者， 不論官兵民人， 俱發邊衛充軍。 ”

為徹底杜絕漁民與海商出海，

清王朝還在順治十八年（1661）推行更嚴酷的“遷海令”， 強制沿海居民遷離故土， 禁毀海邊房屋與船只， 沿海岸線制造出一個漫長的無人區。 這一招比朱元璋還要狠。

比較下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王朝更嚴酷、劇烈。

2、再來比較海禁的目的。

明初實行海禁的目的， 是為了防范東南沿海張士誠、陳友諒的殘余勢力， 后來據說又是為了打擊倭寇， 但明代的倭寇， 實際上多是沿海走私團伙， 是海禁逼出來的。 用禁海來對付倭寇， 大明君臣的智商需要先充充值。 清初施行海禁， 是為了防范以鄭成功為首的反清勢力。 總而言之， 明初與清初， 海禁的目的是差不多的。 有一些明粉喜歡出來洗地：大明的海禁是防倭寇， 清王朝的海禁是閉關鎖國。

這么洗非常無恥， 連基本事實都不顧。

3、接下來比較海禁的時間。

清代的海禁從順治十二年（1655）開始， 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結束。 大約是30年時間。 明王朝的海禁至遲在洪武四年（1371）開始， 至隆慶元年（1567）結束， 時間大約是200年。 這期間， 禁令當然時松時緊， 走私活動也是屢禁不止， 但禁海令是一直存在的。 不要用走私的存在來否定海禁的存在。

有人反問：明朝不是有鄭和下西洋呢？怎么禁海了？是的， 鄭和下西洋之時， 明王朝仍然禁海。 請注意， 鄭和下西洋是官方活動， 民間的航海與外貿是受到嚴禁的， 朱棣即位之初， 便下禁令：“緣海軍民人等， 近年以來， 往往私自下番， 交通外國， 今后不許， 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永樂五年（1407）， 鄭和首次航海未久，

朱棣又下詔強調：“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 私自下海販鬻番貨， 依律治罪。 ”可謂“只準鄭和出海， 不準百姓放洋”。

4、最后比較放開海禁之后的情況。

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 清廷結束海禁， 宣布開海：但出海的商船規格與船員規模均受限制：“商賈船許用雙桅（換言之， 即不準用雙桅以上）， 其梁頭不得過一丈八尺， 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 不得過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頭者， 不得過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頭者， 不得過十四名。 ”

放開海禁次年， 清廷又在廈門設閩海關， 寧波設浙海關， 廣州設粵海關， 上海設江海關（一說江海關初設于連云港的云臺山， 后才遷至上海）， 管理海外貿易， 史稱“四口通商”。 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

清廷又將“四口通商”改為“一口通商”， 只準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 直到晚清鴉片戰爭之后， 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通商口岸， “一口通商”才變成“五口通商”。

總的來說， 清王朝放過海禁之后， 既談不上閉關鎖國， 也談不上門戶開放， 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 然后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迫著打開門戶， 這個過程非常屈辱。

那么明王朝呢？

隆慶元年（1567）， 明王朝終于采納福建地方官員的建議， 宣布開禁， “準販東西二洋”， 允許海商前往呂宋、蘇祿等東洋諸國與交址、占城、暹羅等西洋諸國貿易。 史稱“隆慶開關”。

不過， “隆慶開關”也是有限度的， 完全不可跟宋元時期的開放格局相提并論。

首先， 開禁的港口只有福建的一個月港， 其他港口并未開放；其次， 即便在月港， 也只是準許海商出海， 而不準蕃船住舶， 當年的荷蘭商人留下記載：“假如我們要尋求貿易機會， 就只能前往廣州。 因為中國皇帝頒令， 漳州可發舶前往各國， 但不準外國人前去。 與此相反， 外國人可到廣州， 但不許華船從廣州前往外國， 違者處以重刑。 ” 明朝的官員也說， “粵與閩、浙同一防倭也， 而浙未嘗與夷市， 閩市有往無來， ……粵則與諸夷互市。 ”

“粵與諸夷互市”指的是什么呢？原來， 嘉靖三十二年（1553）， 葡萄牙商人經廣東海道同意， 獲準在澳門居留、曬藏商貨。 此后， 澳門漸漸發展成市舶貿易的中轉站， “番舶每歲乘南風而來， 七八月到澳”；廣州府提前一個月貼出告示， 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番舶一到澳門，“抽分官（稅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完稅后，番舶即可與持有“澳票”的中國商人自由交易。

大約也是從嘉靖朝后期開始，葡萄牙商人又獲準每年兩次進入廣州城，參加集市。“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只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 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在這里，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

明王朝的對外貿易格局大概就是這個模樣。總的來說，明代也是談不上閉關鎖國，談不上門戶開放，也是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開放的程度還不如清王朝。

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番舶一到澳門，“抽分官（稅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完稅后，番舶即可與持有“澳票”的中國商人自由交易。

大約也是從嘉靖朝后期開始，葡萄牙商人又獲準每年兩次進入廣州城，參加集市。“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只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 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在這里，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

明王朝的對外貿易格局大概就是這個模樣。總的來說，明代也是談不上閉關鎖國，談不上門戶開放，也是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開放的程度還不如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