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 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 鄭和率領的龐大艦隊， 官兵與船員數量多達二三萬人， 曾在海外大敗馬六甲海盜， 干預爪哇國政， 生擒錫蘭國王。 耀兵異域， 確實威風。 但是， 我前面的文章說過， 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 并不是鄭和下西洋， 而是出現在宋代。
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 宋朝的商船不但直達南洋群島， 而且穿過馬六甲海峽， 駛入孟加拉灣；不但在印度半島住舶交易， 而且橫渡印度洋， 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不但與阿拉伯諸國貿易，
這一航海的熱情一直保持到元朝。 所不同者， 元朝出現了“官本船”制度：官府“造船給本， 令人商販， 官有其利七， 商有其三。 禁私泛海者， 拘其先所蓄寶貨”。 通過“官本船”制度， 元朝政府壟斷了市舶之利， 中小海商則解決了從事販海業的成本問題。 盡管元代時有“禁私泛海”之舉， 不過每一次海禁的時間都不過二三年， 旋禁旋開， 總的來說， 元王朝的海外貿易還是非常繁華的， 元人說， 當時“中國之往復商販于殊庭異域之中者， 如東西州焉”， 并不是夸大之詞。
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 卻對市舶之利毫無興趣。 從明初至隆慶元年（1567）， 這200年間， 明朝施行的海外貿易制度繞不過兩個關鍵詞：“海禁”與“貢舶”。
“海禁”針對的是中國海商。 至遲在洪武四年（1371）， 明王朝還已實施海禁：“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三十一年（1398）， 朱元璋臨終前， 還不忘記重申海禁， 令沿海衛所嚴查私自下海的商民：“今后不問軍民， 但私自下海的人， 問他往何外國買賣、通透消息， 若拿有實跡可驗的， 就全家解來， 賞原拿人大銀兩個， 鈔一百錠。 ”
為釜底抽薪禁絕海商出海之路， 明政府還禁止民間制造雙桅三桅大船。 弘治十三年（1500）圣旨：“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賣”之人， “正犯處以極刑， 全家發邊衛充軍”；嘉靖四年（1522）圣旨：“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 如有仍前撐駕者， 即便擒拿”；嘉靖三十三年（1554）圣旨：“有將雙桅三桅大船下海，
在鄭和下西洋之時， 民間的航海活動與海外貿易仍然被明王朝嚴厲禁絕。 朱棣即位之初， 便下禁令：“緣海軍民人等， 近年以來， 往往私自下番， 交通外國， 今后不許， 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永樂二年（1404）， 又“禁民間海船， 原有海船者， 悉改為平頭船（平頭船無法作遠洋航行）， 所在有司， 防其出入”。 真可謂“只準鄭和出海， 不準百姓放洋”。
“貢舶”則針對來華貿易的蕃船。 按明制， “凡外夷貢者， 皆設市舶司領之， 許帶他物， 官設牙行， 與民貿易， 謂之互市。 是有貢舶即有互市， 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市舶必須在朝貢的架構下進行， 故稱“貢舶”。
中原王朝與諸蕃國的貿易，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 貢舶+海禁制度之下， 明王朝的民間海外貿易， 該是多么的寂寥、冷清。
朝廷派遣鄭和下西洋， 目的也是招徠朝貢， 恢復萬國來朝的榮耀， 清人修《明史》， 看得很清楚：“自成祖以武定天下， 欲威制萬方， 遣使四出招徠。 由是西域大小諸國， 莫不稽顙稱臣，
但貢舶的制度注定是不可持久的， 因為財政無法維持這種虧本的買賣。 按慣例， 蕃國入貢的物品， 一般分為“正貢”和“附搭貨物”， 對正貢， 朝廷要按“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豐厚回賜。 我們已多次說過， 經濟上這是得不償失的。
對附搭貨物， 朝廷則按一定比例抽解、抽買， 然后準許在京師同文館與地方市舶司與中國商民交易。 抽解即抽稅。 但明前期對貢舶稅收并不怎么在乎， 時常免除抽解之稅， 比如洪武四年， 朱元璋下諭旨：“占城海舶貨物， 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永樂初年，西洋刺泥國入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
朱棣這段話，也透露了明朝財稅體系的設計思路：國家財稅以農業稅為本，且以實物形式征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運轉，不需要依賴市場、商業與貨幣。之所以征收商稅，意不在財政擴張，更不表示對商業的器重，而是為了抵制良民從商逐利。
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永樂初年，西洋刺泥國入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朱棣這段話，也透露了明朝財稅體系的設計思路：國家財稅以農業稅為本，且以實物形式征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運轉，不需要依賴市場、商業與貨幣。之所以征收商稅，意不在財政擴張，更不表示對商業的器重，而是為了抵制良民從商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