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司法是有罪必罰， 無罪則放， 不枉不縱， 既不放過一名壞人， 又不冤枉一名好人。 然而， 基于種種原因， 司法不可能都這么完美， 而是會有疑案。 現代司法對疑案采取“疑罪從無”的原則， 古人呢？古人有“疑獄奏讞”的司法機制， 即出現疑案時， 要呈報中央法司， 由中央法司來裁決， 這就是“奏讞”。 “奏讞”的結果， 通常都是從輕發落， 赦減刑罰。 換言之， 古人對疑案的司法原則是“罪疑惟輕”。
“疑獄奏讞”的司法制度發端于漢、成熟于唐、興盛于宋， 但在明清時期， 已不再保留“疑獄奏讞”的正式司法制度。
所謂“疑獄奏讞”， 得先有“疑獄”，
但明清時期的法律， 是不承認“疑罪”的。 《大明律》專取法于《唐律疏議》， 卻刪了“疑罪”名目。 法律既然不承認“疑罪”， 自然也就不會有“疑獄奏讞”制度。 薛允升評論說， “明律并無疑罪專條， 設有實在難明之事， 即無辦法。 ” 那怎么辦？成化十四年（1478）， 朝廷不得不補充規定：“果有可矜可疑， 或應合再與勘問”的案子，
清王朝同樣不承認“疑罪”。 不獨《大清律》沿襲《大明律》不立“疑罪”條款， 而且在司法奏報程序中取消了疑案的分類。 依清制， 各省每年都要將死罪人犯分為情實、緩決、可矜、可疑四項， 呈報刑部， 但雍正年間， “可疑”這一項被劃掉。 對此， 薛允升亦有評論：“實、緩、可矜之外， 尚有可疑一項， 即罪疑惟輕之疑， 凡有罪名已定而情節可疑者， 均歸列于內， 亦慎重刑獄之意。 后將此項刪去， 一遇疑獄， 便難措手。 ”
承不承認“疑罪”、“疑案”、“疑獄”可以結案， 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司法哲學。 不承認疑案可結案的司法思路， 根植于一種理想主義的預設：只要司法官根究到底，
承認疑案可結案的司法思路， 則體現了一種現實主義的預設：由于證據湮滅、刑偵技術不足、人之理性有限等原因， 有一些案子可能是永遠也不會真相大白的， “圣人不敢矜其明， 以天下固自有不可明之事也。 有殺人之情， 無殺人之跡， 則疑；有殺人之跡， 無殺人之情， 則疑；有所仇而殺之， 有所圖而殺之， 有所猜嫌忌妒而殺之， 皆情也， 而未嘗實見其殺之， 則疑。 ……至于遠年之案， 證據盡亡， 遠省之案， 形勢莫測，
承不承認“疑罪”、“疑案”、“疑獄”可以結案， 也帶來了不同的司法后果。 疑案不可結案， 意味著司法機關必須盡力去查清案情；如果允許疑案結案， 司法官查明真相的動力可能就不那么大。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 疑案顯然是客觀存在的， 不會因為法律不承認就消失， 如果不允許以疑案結案， 那么迫于壓力， 司法官吏難免會傾向于將疑案做實， 將疑犯定罪。 有研究清代司法的學者發現：清朝《刑案匯覽》記載的很多案例， 在原審中都沒有疑問， 但送刑部復核時， 就會被指出很多疑點。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地方審理的信讞實際上是通過剪裁證據及口供制造出來的， 因此經不起上級司法機構的審查。 這正好應了晚清官員裕謙的憂慮：“疑者，
而允許疑案結案， 盡管可能也會導致不良后果， 比如司法官將原本可以查清的案子也當成疑案結案， 但另一方面， 它迫使人們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處理疑案才可以將傷害降至最低？經過權衡取舍， 先賢發現“罪疑惟輕”就是最不壞的選擇， “故圣人特著之于經曰：罪疑惟輕” ；宋人才說“五刑之屬三千， 一言以蔽， 曰罪疑惟輕” 。
現代法治社會普遍采用的“疑罪從無”司法原則， 同樣是基于對不完美現實的承認， 基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衡取舍。 若堅信“每一起案子都可以審出實情， 每一個犯人都逃不掉法律制裁”， 則不可能發展出“疑罪從無”的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