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戲是傳統戲曲文藝中最為流行的劇目之一， 據說南宋的南戲中已有包公戲， 但由于戲文佚失， 我們已不知道具體劇情為何。 可以確定的是， 包公戲是在元朝興盛起來的， 傳世的元雜劇至少有11個包公戲劇目：《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陳州糶米》、《包龍圖智勘后庭花》、《神奴兒大鬧開封府》、《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叮叮當當盆兒鬼》、《鯁直張千替殺妻》。
有文本流傳下來的明清傳奇之中， 也有不少包公戲， 如《胭脂記》、《桃符記》、《觀音魚籃記》、《袁文正還魂記》、《高文舉珍珠記》、《雙釘案》、《乾坤嘯》、《正昭陽》。
坦率地說， 站在一名宋史研究者的立場上， 我非常不喜歡包公戲， 所有的包公戲。 因為民間草根文人創作的包公戲， 對宋朝歷史的歪曲太嚴重了。 我曾半開玩笑說過：“在所有的包公戲中， 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假的。 ”
我舉幾個例子。
不管在京劇里， 還是地方戲里， 包公的臉譜都是黑色的。 電視劇《包青天》中的包拯相貌雖然不像舞臺上的那么夸張，
小說《三俠五義》以及據此改編的包公戲， 都提到包公坐鎮的開封府有“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三道鍘刀， 龍頭鍘專殺貴族， 虎頭鍘專殺官吏， 狗頭鍘專殺平民。 歷史上的開封府當然不可能有三道鍘刀， 這其實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
看過電視劇《包青天》《少年包青天》之類的朋友都知道， 包青天身邊有一個得力助手、幕僚， 叫做公孫策。 這個公孫策最早出自《三俠五義》， 也是民間說書人幻想出來的， 更準確地說， 是文人根據清代刑名師爺角色塑造出來的文學人物， 歷史上并不存在這一號人。 別說公孫策這個人， 就是公孫策所代表的師爺這一角色， 宋朝也是沒有的。 當然， 包公的另一名得力助手展昭， 以及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名衙役， 通通都是虛構出來的人物。
你看， 包公戲里的包公容貌、身邊工作人員、刑具， 全都是假的嘛。 前面我說過， 包公戲里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假的。 其實我這說法還是太保守了， 因為包公戲連包公的名字也會造假，
包公戲里的包公還常常被稱為“包大人”， 但宋朝百姓見官， 或者下屬見上司， 并無當面稱對方為“大人”的習慣， 宋人若稱包拯為“包大人”， 是會被人取笑的， 因為按宋人用語習慣， “大人”只用來稱呼父親。 見官稱“大人”之風， 是從元朝開始的， 明清相沿。
這些文藝性的編造或者說虛構， 還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文藝作品不是歷史， 虛構是免不了的。 但包公戲與公案小說對宋代司法制度的歪曲， 卻著實令我惱火， 不能不站出來澄清。
包公戲、以包公為主角的公案小說， 通常講的都是包公審案、斷案的故事，
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京劇《赤桑鎮》、《鍘包勉》講了這么一個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 為蕭山縣令，因貪贓枉法被人檢舉，奉旨出巡的包拯親審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鍘死親侄子。編寫劇本的文人大概是想用這個故事來表現包青天的執法如山、大義滅親。而今天的法學家一看，這很不對勁啊，包公親審侄兒，這不正是傳統司法缺乏回避制、“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過程的正當性——程序正義”的體現嗎？但文人與法學家都弄錯了。因為宋代司法有著非常嚴格的回避制，法律絕不允許法官與原告、被告之間存在親嫌關系，假如包公接到包勉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請回避，而不是親審侄兒、大義滅親。
第二個例子：元雜劇《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有一個細節：罪人王慶等被帶到開封府審問，眾人跪下，王慶卻不跪，包公喝道：“王慶，兀那廝你怎么不跪？”王慶說：“我無罪過。”包公說：“你無罪過，來俺這開封府里做甚么？”王慶說：“我跪下便了也。”遂跪了下來。法律史研究者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那么一名宋朝的平民被傳喚到公庭審訊，真的必須下跪叩首嗎？恰好我考據過這個問題，發現宋代其實并無要求訟者下跪的制度，原告、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審訊時，通常都是站著。跪著受審的制度，是在元朝之后才形成的。編寫“包公戲”的文人顯然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我們常說，貧窮限制了想象力。知識上的貧乏，更會限制想象力。河南墜子《關公辭曹》中有一段唱詞：“曹孟德在馬上一聲大叫：關二弟聽我說你且慢逃。在許都我待你哪點兒不好，頓頓飯包餃子又炸油條。你曹大嫂親自下廚燒鍋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熱汗不消。白面饃夾臘肉你吃膩了，又給你蒸一鍋馬齒菜包。搬蒜臼還把蒜汁搗，蘿卜絲拌香油調了一瓢。”編寫戲文的底層文人囿于閱歷與眼界，所能想象到的王侯將相的奢華生活，無非是頓頓吃餃子油條、白面饃夾臘肉。他們對宋朝司法制度的想象，也是如此。
為蕭山縣令，因貪贓枉法被人檢舉，奉旨出巡的包拯親審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鍘死親侄子。編寫劇本的文人大概是想用這個故事來表現包青天的執法如山、大義滅親。而今天的法學家一看，這很不對勁啊，包公親審侄兒，這不正是傳統司法缺乏回避制、“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過程的正當性——程序正義”的體現嗎？但文人與法學家都弄錯了。因為宋代司法有著非常嚴格的回避制，法律絕不允許法官與原告、被告之間存在親嫌關系，假如包公接到包勉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請回避，而不是親審侄兒、大義滅親。第二個例子：元雜劇《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有一個細節：罪人王慶等被帶到開封府審問，眾人跪下，王慶卻不跪，包公喝道：“王慶，兀那廝你怎么不跪？”王慶說：“我無罪過。”包公說：“你無罪過，來俺這開封府里做甚么？”王慶說：“我跪下便了也。”遂跪了下來。法律史研究者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那么一名宋朝的平民被傳喚到公庭審訊，真的必須下跪叩首嗎？恰好我考據過這個問題，發現宋代其實并無要求訟者下跪的制度，原告、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審訊時，通常都是站著。跪著受審的制度，是在元朝之后才形成的。編寫“包公戲”的文人顯然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我們常說，貧窮限制了想象力。知識上的貧乏，更會限制想象力。河南墜子《關公辭曹》中有一段唱詞：“曹孟德在馬上一聲大叫：關二弟聽我說你且慢逃。在許都我待你哪點兒不好，頓頓飯包餃子又炸油條。你曹大嫂親自下廚燒鍋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熱汗不消。白面饃夾臘肉你吃膩了，又給你蒸一鍋馬齒菜包。搬蒜臼還把蒜汁搗，蘿卜絲拌香油調了一瓢。”編寫戲文的底層文人囿于閱歷與眼界，所能想象到的王侯將相的奢華生活，無非是頓頓吃餃子油條、白面饃夾臘肉。他們對宋朝司法制度的想象，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