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紹興三年（1133）的宣州（今安徽宣城）旁聽一起刑案的審判。 當地有一個叫做葉全三的盜賊， 入室盜竊了財主檀偕的窖藏錢， 不想被檀家發現。 檀偕也是心狠手辣之人， 竟然叫來租佃他家田地的耕夫阮授、阮捷等人， 將葉全三一家五口捉住， 捆縛起來， 往死里打， 結果將五人都打死了， 又毀尸滅跡， 將葉全三等人的尸體沉入河中。
案發后， 官府逮捕到檀偕、阮授、阮捷等兇手， 審明案情， 犯人也認供畫押， 只是被害人尸體已為河水沖走， 打撈不到， 所以無法進行尸檢。 宣州便以“疑案”上報中央法司， 奏請圣裁。
按宋朝疑獄奏裁的一般程序，
這里我們不要以為“決之人主”就是由皇帝充任法官， 這么說只是表明疑案的定讞以天子的名義作出。 一般來說， 不管是大理寺的終審、兩制官的議法， 還是君主的定讞， 都會遵循“罪疑惟輕”的原則。
我們知道， 宋朝皇帝的敕命須經中書舍人“書行”、給事中“書讀”， 方得生效。 那份關于宣州殺人案終審判決的敕命在送中書舍人“書行”時， 被當天值日的中書舍人孫近擋了下來， 封駁回去。
孫近當過法官， 是一位具有深厚法學造詣的士大夫。 他說：宣州檀偕殺葉全三一家五人， 雖然被害人尸體未經檢驗， 但證人證言、其他物證、犯人供詞俱在， “證佐明白， 別無可疑”，
在刑部重新詳斷之時， 大理寺出來辯解說， 孫近以前提點浙東刑獄， 當年紹興府發生一起類似的案子：弓手（相當于后世的捕快）俞富緝拿劫盜， 盜賊拒捕， 雙方打了起來， 打斗過程中， 俞富殺掉盜賊及其妻子。 提刑官孫近以俞富“與盜別無私仇， 情實可憫”為由奏裁， 詔貸死。 大理寺正是援引這一判例對宣州案作出判決。
孫近反駁說， 俞富是“執本縣判狀捕捉劫盜， 殺拒捕之人并及其妻女”；檀偕卻是“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 所犯不同”， 豈可援例而判？
此時， 刑部也提出裁決意見：大理寺不久前裁斷過一個奏讞的案子：“孫昱殺一家七人，
但大理寺“堅執不移”， 堅持維持原判。 宋高宗又詔， 將宣州案送御史臺“看詳定奪”。 宋代的御史臺擁有一部分司法職能， 發揮著類似“憲法法院”的作用， 有權定奪刑名。 御史臺經過議法， 認為檀偕系故意殺人， “眾證分明， 不應奏裁”。
“不應奏裁”的定性， 即意味著：第一， 檀偕殺人案屬于沒有疑問的故殺罪， 案子駁回地方法司， 依法處斷；第二， 宣州法官奏裁失當。
那么要不要對宣州相關官員提起問責呢？朝廷也出現了爭議。
宰相朱勝非說， “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 法不論罪。 ”但中書舍人孫近認為，
紹興四年三月， 皇帝下詔， 對宣州奏讞案宣布最終裁決：檀偕、阮授、阮捷故意殺人， “論如律”；宣州奏裁不當， 免于追究責任；大理寺與刑部對本案的判決與復核存在失誤， 當職的大理寺丞、評事、刑部郎官， “皆贖金有差”。
至此， 宣州案結案。 （我的新書《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已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歡迎關注、閱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