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昱微
視覺設計：大西
一組名為“中國當代周扒皮”的微信聊天截圖在網絡上熱議， 它呈現了一個令現代人“倍感親切”的壓榨故事。
與之相聯的是前不久的新聞數據：相比70后平均4年換工作的頻率， 90后的頻率已驟減到19個月， 而95后更是只有7個月。
然而不同的是， 如今牢牢占據網絡發聲口的年輕人們唯恐繼續被貼上“自私”、“無法吃苦”的標簽， 紛紛留言指責企業的剝削。
沒想到， 70、80后們不再一味批評， 反而心生羨慕。 畢竟要還房貸、車貸， 還要養孩子的他們已經無法草率辭職， 但90后、00后的抗議說不定還能改善企業的瘋狂壓榨。
有趣的是， 在“販賣焦慮”遭到群嘲之前， 主流輿論還是屬于成功學的。 對成功學的崇拜模糊了企業的壓榨本質， 令大多人信奉“生存壓力大， 不擠時間干活兒就要被淘汰”的理論， 在默默忍受“996”工時、加班無酬的同時還熱衷將這些經歷分享出來， 轉化為“成功的必經之路”。
于是上網課、考證成為風尚， 知識付費盛行， “你窮是因為你懶”的吊詭理論深入人心。
在此般語境下， 談“懶”定會遭到嘲諷， 但生活壓力又確實大， 網友們便只好拐個彎兒， 用做表情包、小視頻的方式自我調侃， 比如葛優躺。 “懶”成為了病毒傳播的常見話題。
最近在真人秀中引起爭議的“李誕懶”、“陳建斌懶”也值得玩味。 網友一方面斥責他們在集體活動中不承擔責任的行為，
這些爭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懶”已成為現代人想做卻不敢承認的事。 除了90后、00后外， 確實很少有人捍衛懶惰權。 而即使反抗， 人們對“懶”的認知也不大一樣。
事實上， 早在一個世紀之前， 便有思想家捍衛懶惰權， 但當時的“懶”和現在并不同。
人類對“懶”的強烈渴望源于資本制度的壓榨。 馬克思指出， 在資本制度中， 工人不僅無法享受勞動的創造性， 還被工資制捆綁， 而不得不忍受剝削， 并逐漸異化。
他這樣解釋：工人的勞動時間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 所謂必要勞動時間， 指的是一個人能滿足基本生存需求所需的勞動時間， 技術進步后， 所需時間逐漸縮短，
1884年10月， 美國和加拿大的八個國際性和全國性工人團體， 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一個集會， 決定于1886年5月1日舉行總罷工， 迫使資本家實施八小時工作制
舉個例子， 假設工人原本需要每天工作8小時， 引進技術后， 工作時間縮短為5小時， 照常來說剩下的3小時可用來自由支配， 比如休息， 或者繼續工作以獲得更多的報酬。 但在資本家的剝削下， 額外的3小時不僅不能獲得工資， 還成為了為非勞動者創造更多的閑與錢的工具。 這就是資本家對剩余勞動時間的剝削。
但由于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邊界十分模糊， 工人難以意識到剝削的本質。 同時資本家會繼續通過降低勞動成本、增加勞動時長的手段完成資本積累，
而為了讓工人們心安理得地干活， 資本家還利用宗教、哲學等手段宣揚“勞動道德論”， 讓工人們“甘心做奴隸”。
比如， 在19世紀的英國， 工人的平均勞動時間為15小時， 兒童通常是13小時。 一旦有人質疑， 上層階級便宣稱：工作可以不讓成年人喝酒， 不讓孩子們調皮搗蛋。
法國總統梯也爾曾在一次秘密會議上說：我想使牧師的影響無所不在， 因為我要靠這種影響來宣揚好的哲學， 即教育人了解他們來到世間事為了吃苦，
| 同為1886年芝加哥工人運動
馬克思學說的捍衛者拉法格批評道：“奇怪的狂行抓住了那些資本主義的文明統治著的國家的工人階級， 而正是它， 這種狂行， 產生出一切兩世紀以來折磨著人類的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 這種狂行就是對勞動的愛， 對勞動的瘋狂的酷嗜耗竭人們及其后裔的生命力。 ”
類似的“勞動道德”和近年流行的成功學、速成論如出一轍。 部分精英、中產為了捍衛自己的地位， 在宣揚“勤奮致富”、“窮是因為懶”的同時傳授片面的成功、速成經驗。 這不僅是一種利用個人成長概念進一步模糊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界限的方式， 還巧妙地掩蓋了割韭菜的本質， 也掩蓋了“速成”才是真懶的事實。
在馬克思指出資本壓榨和工人物化的現象后，一波思想家主張“捍衛懶惰權”，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他在1880年于《平等報》上發表了《懶惰權》，號召工人用懶惰對抗資本，將剩余勞動轉化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在文章中，拉法格開門見山地抨擊工人“熱愛勞動”的錯覺，并指出工人階級的困難處境：貧困、伙食極壞、空氣污染、長途步行往返。在此般現狀下，工人對“勞動道德”的盲目信奉實際上是默認了自己的奴隸地位，“我們的時代被稱之為勞動世紀，實際是痛苦、悲慘、腐朽的世紀。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一直在吟詠令人作嘔的進步上帝贊歌。”
與拉法格類似的是羅素的《懶惰頌》。盡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羅素的主張卻與拉法格如出一轍，他認為“勞動道德就是奴隸道德，而現代社會不需要奴隸”。
他同樣諷刺道：“在許多時代，富人和他們的食客寫了許多贊揚‘誠實的苦工’的話，贊揚生活簡樸，宣講窮人比富人更能進天堂的教義，并且試圖使體力勞動者相信變換空間里的物質位置具有特殊的高貴性，正如男人要女人相信她們從性奴役中能得到某種特殊的高貴性一樣。”
羅素指出縮短工作時長的可行性。“在現在技術的支持下，工人只需要很少的勞動量就能滿足生活需求……這在戰時是很明顯的。部隊里所有的人，以及從事軍火生產的男男女女，從事間諜，戰爭宣傳，或與戰爭有關的政府工作的男男女女都從崗位上撤下來了，盡管如此，協約國方面的非熟練工資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卻比前此還要高。”
在二人的影響下，爭取自由支配時間的思想不斷涌現。自60年代起，經常有“將工時縮短至3-5小時”的聲音出現。90年代，英國工黨上臺時提出爭取充分就業，一位婦女立即成立“有閑黨”以反對。到1998年時，加拿大女作家斯萬森與“有閑黨”合作開設了“創造取代工資奴隸制的讓人生活的途徑“網站，打出“不求充分就業，但求充分生活”的口號。
這些主張與其說是爭取“懶惰”，不如說是爭取閑適權，以便有空從事非機械化、商品化的活動，比如哲學、藝術等。
“在一個無人被迫一天工作4小時以上的世界，每一個懷有科學好奇心的人都能縱情享受它，每一個畫家都能繪畫而不致挨餓。青年作家不會被迫以刺激人的粗制濫造作品引人注意……在業務工作中對經濟學或政治學某一方面感興趣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思想……首要的是，除了神經緊張、令人厭煩、消化不良外，人生還有幸福和快樂。（羅素《懶惰頌》）”
| 羅素
對“懶惰”的捍衛與人的全面發展聯系到一起。1990年時，聯合國編發《人類發展報告》，其中指出 “人的發展比國民收入涉及的方面多得多。它是要創造一種環境，使人能按照他們的需要和興趣，發展他們的全部潛力。因此，發展是要在人過他們所珍視的生活中擴大選擇。”
但縮短工時的努力始終是失敗的。信息時代來臨后，企業對網絡的利用更模糊了勞動與非勞動的邊界，畢竟只要有了微信群，哪里都可以開會。
可悲的是，如今提到“縮短工時”，不乏出現這樣的質疑聲：如果只工作4個小時，剩下的時間根本不知道如何打發。于是我們總能看到一些自由職業者重新回歸企業，而當打工者們終于贏得休假時，卻只愿攤在床上刷劇、逛淘寶，直到哭著喊著重新回去工作。這也是人們對綜藝中陳建斌、李誕的“懶”產生爭議的原因之一。
被資本壓榨而無法享受勞動成果的打工者們逐漸感覺到工作的空虛，與此同時，又因閑暇稀少而無法發展興趣愛好。于是難以享受無用之美的人們只好在放假的日子里重復與創造無關的娛樂，卻難以得到真正的滿足。久而久之，無論在工作還是自我認知上，人們總有種異化感。
如今網絡上頻繁出現的“懶”，更多是這種異化后的“懶”，而非源于古希臘的閑適哲學，更非拉法格、羅素等人捍衛的“懶惰權”，于是人們才對它倍感親切又羞于啟齒。
而可怕的地方在于，不曾享受閑適之美卻又心生渴望的打工者們又進一步被剝削。如今，對閑適的渴望又被包裝成新的資本邏輯，鼓吹者將讀書、旅行等閑適性愛好轉化為“利用興趣賺錢”的幸福人生理論，在換湯不換藥的焦慮販賣下，令急功近利的人們再難享受讀書、旅行的美。
所以最后剩下的只有對躺在床上刷劇、逛淘寶的渴望了。
參考資料：
《民閑論》陳魯直著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也掩蓋了“速成”才是真懶的事實。在馬克思指出資本壓榨和工人物化的現象后，一波思想家主張“捍衛懶惰權”，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他在1880年于《平等報》上發表了《懶惰權》，號召工人用懶惰對抗資本，將剩余勞動轉化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在文章中，拉法格開門見山地抨擊工人“熱愛勞動”的錯覺，并指出工人階級的困難處境：貧困、伙食極壞、空氣污染、長途步行往返。在此般現狀下，工人對“勞動道德”的盲目信奉實際上是默認了自己的奴隸地位，“我們的時代被稱之為勞動世紀，實際是痛苦、悲慘、腐朽的世紀。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一直在吟詠令人作嘔的進步上帝贊歌。”
與拉法格類似的是羅素的《懶惰頌》。盡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羅素的主張卻與拉法格如出一轍，他認為“勞動道德就是奴隸道德，而現代社會不需要奴隸”。
他同樣諷刺道：“在許多時代，富人和他們的食客寫了許多贊揚‘誠實的苦工’的話，贊揚生活簡樸，宣講窮人比富人更能進天堂的教義，并且試圖使體力勞動者相信變換空間里的物質位置具有特殊的高貴性，正如男人要女人相信她們從性奴役中能得到某種特殊的高貴性一樣。”
羅素指出縮短工作時長的可行性。“在現在技術的支持下，工人只需要很少的勞動量就能滿足生活需求……這在戰時是很明顯的。部隊里所有的人，以及從事軍火生產的男男女女，從事間諜，戰爭宣傳，或與戰爭有關的政府工作的男男女女都從崗位上撤下來了，盡管如此，協約國方面的非熟練工資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卻比前此還要高。”
在二人的影響下，爭取自由支配時間的思想不斷涌現。自60年代起，經常有“將工時縮短至3-5小時”的聲音出現。90年代，英國工黨上臺時提出爭取充分就業，一位婦女立即成立“有閑黨”以反對。到1998年時，加拿大女作家斯萬森與“有閑黨”合作開設了“創造取代工資奴隸制的讓人生活的途徑“網站，打出“不求充分就業，但求充分生活”的口號。
這些主張與其說是爭取“懶惰”，不如說是爭取閑適權，以便有空從事非機械化、商品化的活動，比如哲學、藝術等。
“在一個無人被迫一天工作4小時以上的世界，每一個懷有科學好奇心的人都能縱情享受它，每一個畫家都能繪畫而不致挨餓。青年作家不會被迫以刺激人的粗制濫造作品引人注意……在業務工作中對經濟學或政治學某一方面感興趣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思想……首要的是，除了神經緊張、令人厭煩、消化不良外，人生還有幸福和快樂。（羅素《懶惰頌》）”
| 羅素
對“懶惰”的捍衛與人的全面發展聯系到一起。1990年時，聯合國編發《人類發展報告》，其中指出 “人的發展比國民收入涉及的方面多得多。它是要創造一種環境，使人能按照他們的需要和興趣，發展他們的全部潛力。因此，發展是要在人過他們所珍視的生活中擴大選擇。”
但縮短工時的努力始終是失敗的。信息時代來臨后，企業對網絡的利用更模糊了勞動與非勞動的邊界，畢竟只要有了微信群，哪里都可以開會。
可悲的是，如今提到“縮短工時”，不乏出現這樣的質疑聲：如果只工作4個小時，剩下的時間根本不知道如何打發。于是我們總能看到一些自由職業者重新回歸企業，而當打工者們終于贏得休假時，卻只愿攤在床上刷劇、逛淘寶，直到哭著喊著重新回去工作。這也是人們對綜藝中陳建斌、李誕的“懶”產生爭議的原因之一。
被資本壓榨而無法享受勞動成果的打工者們逐漸感覺到工作的空虛，與此同時，又因閑暇稀少而無法發展興趣愛好。于是難以享受無用之美的人們只好在放假的日子里重復與創造無關的娛樂，卻難以得到真正的滿足。久而久之，無論在工作還是自我認知上，人們總有種異化感。
如今網絡上頻繁出現的“懶”，更多是這種異化后的“懶”，而非源于古希臘的閑適哲學，更非拉法格、羅素等人捍衛的“懶惰權”，于是人們才對它倍感親切又羞于啟齒。
而可怕的地方在于，不曾享受閑適之美卻又心生渴望的打工者們又進一步被剝削。如今，對閑適的渴望又被包裝成新的資本邏輯，鼓吹者將讀書、旅行等閑適性愛好轉化為“利用興趣賺錢”的幸福人生理論，在換湯不換藥的焦慮販賣下，令急功近利的人們再難享受讀書、旅行的美。
所以最后剩下的只有對躺在床上刷劇、逛淘寶的渴望了。
參考資料：
《民閑論》陳魯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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