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論中經常出現這么一句話, “唐亡于藩鎮, 宋亡于外敵, 明亡于黨爭”, 意思是這幾個王朝滅亡的原因各不相同, 其中宋朝是亡于外敵, 而明朝亡于黨爭。
所謂的“黨爭”, 就是當時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各自集團利益, 互相攻擊傾軋, 完全不顧國家利益, 所以當內憂外患出現之時, 朝廷不能夠形成合力, 對于國家大事無能為力。
就比如說明朝, 除了皇帝和皇室之外, 朝廷上大體上分為文官集團, 武將集團和宦官集團, 而這些集團內部也分為各個小集團, 彼此為了利益紛爭不已, 極大的消耗了國力, 因此導致明朝不能夠消除內患,
其實宋朝雖然說最終是亡于外敵, 但是它內部的“黨爭”不亞于明朝。
早在宋仁宗年間, 有所謂的“慶歷諸賢”, 包括范仲淹, 歐陽修, 韓琦等, 因為政治主張一致, 所以被政治對手稱為朋黨, 為此歐陽修還寫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 將朋黨分為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 由此可見當時的黨爭就很厲害。
等到了宋神宗年間, 由于王安石主持變法, 遭到了守舊勢力的反對, 因此形成了新黨和舊黨的對立, 黨爭愈發激烈。
而所謂的新黨和舊黨, 也不是鐵板一塊, 新黨之中雖然以王安石為首, 但是呂惠卿、曾布、蔡京、章惇等人各樹一幟;
而舊黨之中, 成分更加復雜, 有以蘇軾為首的蜀黨,
由于政治主張不同, 新黨在位時掌握人事權力, 安插贊同新法的人, 排擠舊黨;而舊黨則暗中使壞, 阻撓和破壞新法的推行。
等到舊黨掌權, 取消新法, 排擠新黨;而新黨則暗中使壞, 伺機翻盤。
同時, 新黨和舊黨內部之間的矛盾也持續不斷。
這種黨爭, 到了宋徽宗年間達到高潮。 當時原屬新黨的蔡京掌握大權, 竟然在京城的端禮門, 將所有反對新法的官員的名字, 無論生死, 都刻于石碑之上, 稱為奸黨, 這塊石碑就叫做“黨人碑”。
這石碑上, 包括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程頤等120人, 后來蔡京又命令各個郡縣抄錄黨人碑, 也在各個郡縣刻石立碑, 其用意是要徹底搞臭所謂的舊黨。
不只是對付舊黨, 在新黨內部, 蔡京和曾布、張商英, 還有蔡卞先后發生矛盾, 斗爭異常激烈。
在這種黨爭激烈的政治環境之下, 個人和團體的利益被置于國家利益之上, 再加上宋徽宗并不是所謂的明君, 所以宋朝的朝政日益混亂, 最終導致外患來臨時無力抵抗, 只能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