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之謎
費行簡（1871， 一作1872——1954）， 字敬仲， 筆名沃丘仲子， 或作沃邱仲子。 江蘇武進人（一說為浙江湖州人）， 少時居于四川成都， 為晚清文豪王闿運的弟子， 曾任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民國初年黎元洪主政時期， 他曾被四川省推為省代表；1925年任北京臨時參政院參政；解放后曾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 1954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 著有《慈禧傳信錄》《近代名人小傳》《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觀堂先生別傳》《當代名人小傳》《清代貴州名賢像傳》《清宮秘史》《段祺瑞》等多種歷史著作。
這是一般近現代資料上能夠能看到的關于費行簡先生的介紹。
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官網， 上面有簡略、明確的記載：“費行簡， 別名敬仲， 四川閬中人。 1925年曾任北京臨時參政院參政。 曾任上海倉圣大學教務長。 出版有 《慈禧傳信錄》、《徐世昌》、《段祺瑞》、《當代名人小傳》等。 ”
這是費行簡先生在工作單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如實申報， 提到自己為“四川閬中人”， 并未說明祖籍。 我征詢過閬中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他們也毫無不知情。 我估計是費行簡父親在閬中一地為官期間， 費行簡出生， 以自己的出生地為籍， 也是一種慣例。
費行簡其父為四川總督駱秉章的幕僚。 他后來根據其父的口述回憶，
歷史學家、治印大家鄧之誠(1887—1960）的情況與費行簡有些類似。 其父名拭， 字小竹， 為清末舉人出身， 歷官四川、云南。 鄧之誠于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887年11月20日）出生于成都，
除了創作大量的歷史人物、掌故筆記之外， 費行簡也是當時通俗言情小說的干將之一。 其俠義短篇小說《通江二俠傳》載《小說季報》第二集；胡儀邧、劉鐵冷選輯《說叢——四十名家小說合刻》（民國十三年再版， 精裝本， 上海崇文書局出版）， 頭條即是沃邱仲子的小說《乾老人》；《名家小說合刊說叢》4卷，
南社作家劉鐵冷（1881—1961）曾寫有《民初之文壇》一文， 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發表于上海《永安月刊》總第93期（本年2月號）雜志。 主要內容是回憶近20年前清末民初時節， 所經歷的文壇風云和他脫離文壇后昔日老友的一些情況。 尤其涉及以徐枕亞為鼻祖的“鴛鴦蝴蝶派”， 這一流派并非代表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主流， 但以豐富多彩的情愛視角， 創造了流布甚廣的通俗讀物， 也是通俗文學史值得銘記的一頁。 文章涉及到大名鼎鼎的費行簡身世：
沃丘仲子， 為余社著《慈禧傳信錄》， 及《近代名人小傳》、《當代名人小傳》，
這段文字非常重要，在于劉鐵冷與費行簡較為熟悉。文章首次提到了費行簡為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這是迄今為止的孤證，未見諸任何別的文章。文中提到楊庶勘，乃巴蜀辛亥聞人。
文中提到了楊庶勘先生。楊庶堪（1881—1942），字滄白，晚號邠齋，四川巴縣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勛、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孫中山革命事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中國同盟會重慶支部（中國同盟會全國設五大支部，重慶占一席）創立，楊庶堪為負責人。此后楊庶堪成為四川的革命派領導人之一，投身革命思想宣傳及組織武裝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楊庶堪、張培爵、朱之洪一起領導了重慶辛亥起義。此后參加了護國、護法斗爭，先后任四川省省長、中國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廣東省省長、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等要職。
文章稱贊費行簡不附逆汪精衛，靠賣古玩字畫度日，為“有節之士”。這一結論，我從鄧之誠先生的晚年日記里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五石齋文史札記》為鄧之誠遺作，由哲嗣鄧瑞整理發布，1952年二月初七日——1952年八月十二日這一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錄：“五月十三日。六月五日，星四，晴。閱震鈞《天咫偶聞》，無甚考證，體例復雜，訛誤不少，非佳書也。繆子受來，言費閏生在上海文物局掛名，月得八十單位，約四十萬元，有飯吃矣！”（《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53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繆子受是刻印名師繆荃孫之子，子承父業，早已聞名于印壇。這字里行間，暗示了費行簡長期困頓的生活，似乎迎來了一絲轉機。見此，鄧之誠不能不為老友由衷高興。
再往下看，情況逐漸變得微妙起來：“七月初五日，星期日。八月二十四日。陰雨。下午晴，晚涼，夜需棉被。為孫錚點定七律四首，又以《八聲甘州》一闋呈閱，居然成章，可喜也。繆子受來取《藝風遺文》（六月二十八日繆先生拿來者——鄧瑞注）去，告以錯落太多，如發刻，尚須潤飾。子受言：尹石公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頗攬事。予則知其素性招搖而已。費閏生月得四、五十萬，或即其招搖之力。”（《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最后一句，是對六月五日記載的重復。因為繆子受的一番話，提到別人的“素性招搖”，鄧之誠立即聯想到費行簡的獲利，“或”，也是緣自“招搖之力”。
再往下看，逐漸有了揭短的意味，似乎越來越濃了：這一條記錄尤其重要：“七月初十日，星期五。八月二十九日。陰。下午晴。孫錚來，言十余年前，夏閏枝所藏《杜子良請脈記》 ，尚在其子緯明處，可以借閱，為之喜甚，因囑其再蹤跡閏枝所鈔曹禾《未庵初集》 四卷，得隴望蜀， 斯之謂矣！繆子受來，言：費（ 閏生）君與陳毅認保寧（今四川閬中）同鄉，陳（ 毅）饋之百萬。此君善能作此狡獪。”（《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666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看起來，費行簡突兀、孤懸的閬中籍貫問題，終于得到了解答。設立于成都一心橋的大田坎小學就在我的住宅附近，在清末即已辦學，原名“聚星學堂”，民國時改名“華陽縣得勝鄉高等小學堂”，陳毅于1913年就讀于此；1916年陳毅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陳毅的原籍樂至縣，與閬中也并不接壤。
也許，真是到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地步，為了飯碗問題，費行簡不能不“暫把他鄉認故鄉”，這是一種“變通”之能，不值得厚非。陳毅元帥性情豪爽，具有四川人典型的幽默，早年喜歡開玩笑。看起來，費行簡受到感染，也對籍貫開了一次玩笑。哈哈哈。
其實，費行簡早年申明過自己的籍貫，就是江蘇歸安縣。982元（北宋太宗太平興國7年），為慶祝錢氏吳越國的歸順，將湖州府烏程縣東南15鄉分出，新置歸安縣。歸安費姓家族本為大族，綿延至今。
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校長姬覺彌（1887年-1964年，又名姬佛佗，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高作鎮南潘莊人，未發跡時人稱潘小孬），于1937年五十大壽時作玄珠筆陳自序長卷，多位社會名流紛紛題款，予以慶賀。姬覺彌早年為猶太富豪歐司愛?哈同聽差，后提充為哈同洋行大班，被哈同之婦羅迦陵招進哈同花園后，又成為大總管、哈同洋行經理，倉圣明智大學校長等，并填補了羅迦陵的床榻。身為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的費行簡對校長的書法長卷大肆贊美。題詞：“歸安費行簡。”并鈐印：“臣費行簡”。這一鈐印之“臣”，倒是引人聯想，似乎讓人對他的城府驚鴻一瞥。
姬覺彌《玄珠筆陳》印制精美，極致奢華。此書函套、書骨、書簽、用紙、刷印、裝訂無一不講究，內收姬覺彌大師用手、腕、肘、以筆、枝、葉等120幅書法照片集，為各種異書之大成。費行簡先生題寫書名，并為每部書手工鈐蓋自已的印章，書口記“愛儷園文海閣藏本”、“廣倉學宭印行”。
沃丘仲子與冒名者
1918年，費行簡與王國維同在倉圣明智大學任教，閑暇時皆相聚論學。費行簡曾撰海寧先生別傳，敘述自己1918年在上海與王國維共同在英人哈同所立倉圣明智大學教學，經常質證藝文，劇談為樂。 費行簡少治三禮與《公羊春秋》 ，時常與王氏交流彼此觀點。 “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岢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群經，誠后賢之蔽，不為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 。 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
從王國維論說中，費行簡的一些疑慮逐漸得以申暢。“而君議論明墑不幾超于戴憑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 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于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 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 這一段學術交往，費行簡引以為傲。
最早為鄭孝胥做傳的沃丘仲子，在《當代名人小傳》中將鄭孝胥歸為“清室遺臣”，對于鄭孝胥在辛亥以前的相關活動給予肯定，并陳述了其交往活動，由于該書最早出版于1922年，偽滿洲國還未建立，因而作者稱贊鄭“晚節高尚”，對于研究早期的鄭孝胥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由于費行簡筆涉政壇，橫議名流秘聞甚多，雖也有失誤，但得罪一些人是主要的。費氏在自敘里闡明了寫作“小傳”的特殊性：“是皆無書史考證，徒恃臆記。地名與歲月蓋不免小誤，大端庶或不謬爾。”這些所言，是頗有分寸的。
2016年，我征詢四川大學學者李曉宇關于費行簡的情況，他回信指出：“ 費行簡著述多為道聽途說、行文草率，前人早有詬病，不可引為信史，只可當做一般的參考資料。例如，《近代名人小傳》‘胡從簡’條說：‘張之洞督學時，試《周禮社制考》，拔第一，選為尊經書院上舍生。’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言，張之洞的繼任譚宗浚所編《蜀秀集》中，根本沒有胡從簡的名字，所謂《周禮社制考》即《社祭時制考》（見《尊經書院初集》卷三），是王闿運掌教時的一篇課藝，當時胡從簡僅是一名附生。如果張之洞督學時已拔第一，選為上舍生，而《蜀秀集》不載其名，十年后王闿運編《尊經初集》，他尚為附生，焉有此理？”《近現代名人小傳》涉及890人，錯訛在所難免，似苛求古人了。
費行簡在《近代名家小傳》對駱一生貶辭甚多，說他“當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但也承認，駱秉章“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應該說，還是持平之論，一碗水端平。
《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處。1919年7月，日記中亦提到“審言云，見新出《當代名人小傳》，文頗可觀，乃孫姓所作。葉蒲孫言，其人嘗為知縣；考哈同所征文社，蒲孫閱卷，取為第一。”
“作《名人小傳》者，葉蒲孫識之，為貴州孫仲約，乃王壬秋門人，今在哈同所開學堂中為教習。葉云，孫自言嘗在錫清帥幕中見余。”
葉蒲孫名玉麟，與鄭孝胥為姻親。這位自稱曾在錫良幕府中見過鄭孝胥、又自承是沃丘仲子的孫君，因之得以介見鄭氏而一登海藏樓，鄭氏亦頗假以辭色。
如果這一結論可靠，那么問題就來了：誰是孫仲約？濟平先生就據此認為，1918年由崇文書局出版的《近代名人小傳》和《當代名人小傳》的作者沃丘仲子，認為作者的真實姓名是費行簡是錯誤的，而應該是貴州遵義人孫壽昌（仲約）。
經過反復分析，我無法同意這一結論。至今貴州遵義的文史資料里，尚無一字涉及此人，此事。費氏作品近十幾年中華書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版較多，均沒有出現沃丘仲子與費行簡的張冠李戴。
對于這一同名、冒名者，文史大家谷林在《兩種名人小傳》里認為：“《三閑集》里有一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文中說：‘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兩事頗為相類，是很可令人發笑的鬧劇，卻又同是一出社會的悲劇。”（《讀書》1990年5期）”
反過來看，掌故大家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里，也記有這樣一則：“沃丘仲子費行簡輯《近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黃克強、宋教仁、陳英士。又輯《當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于右任、李根源、白逾桓、劉成禺、馮自由、汪季新。”可以看出，沃丘仲子乃是費行簡筆名，沒有任何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淞滬會戰之后，沃邱仲子編著的《淞滬御侮記》，分為十九路軍全體軍官表、戰事日記、雜記類、論著類，詳細記錄了十九路軍浴血戰斗的經過，成為了研究上海抗戰史彌足珍貴的史料。
時間開始了！新社會轟然崛立。跟得上時代的人物邁開大步跳踉而去；跟不上趟的，就只好噤若寒蟬，夾緊尾巴，學一回鴕鳥。
1950年2月，鄧之誠從朋友那里得知，“費閏生兄去年病癱瘓，為之系念不已……”這也等于部分解答了費行簡晚年幾乎沒有寫作的原因。
1953年1月13日，鄧之誠寫了一首詩《寄費閏生上海》，對于癱瘓在床的費先生而言，詩歌的確不能來帶妙手回春之力，但詩歌總可以讓人發現生活那一段美妙的腰身：
朔風吹積雪，寒夜寄相思。
總角論交始，先衰見道遲。
蘇純真諍友，伏勝是經師。
遠憶春申水，滄浪信有之。
救助詩人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貴筑縣（今貴陽市區）人，同治進士，先后充任山西、廣東、四川、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出任云南學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會試副總裁。后遷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百日維新”期間，出任禮總尚書，大力支持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被流放新疆3年。他為官清廉剛正，關注海防、武備，更注意文教、政體的革新問題。遙想當年，梁啟超出眾才華，16歲赴鄉試，一舉成功，榜列第八，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后來，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李端棻目光如炬，將堂妹 李蕙仙許配給這位翩翩少年。
百日維新之后，李端棻被流放時已65歲了，年老體弱，步履瞞珊。他并未再往西行，而是在甘肅甘州養病。這時他遇到一位好“縣官”，給了他體貼和照顧。這位“縣官”任職一年便離去，臨行，端棻在紙扇上詩一首相贈，還題了小序：“己亥(1899)秋，負弩西來，道經隴，得假居試院養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適館授餐，久而彌篤。方幸塵語常親，忽焉驪歌遽唱，別緒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達感激之私，兼識一時鴻爪。”詩云：“識別雖晚得因親，慰我飄蓬泛梗身。兩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欽友夏詩歸定，今見簫成政績新。不獨士民歌眾母，春風噓到謫居人。”
學者黃江玲考證：“這面題詩團扇，輾轉流落到貴陽，1908年，何麟書在街頭購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跡，得知這段奇緣。但不知縣令姓名，只知字序康”。看起來，“序康”這一字，是以往不知道的。
這位“縣令”，其實就是沃丘仲子費行簡。原來他們彼此熟悉，早年在成都晤面，印象良好。《近代名人小傳》有《李端棻》一文，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饋以資。復書字畫，整潤勝于平昔。但言法蘇軾，務養生、起居皆有節制，是誠能處艱困者。宜其后蔭桓死矣。”
《李端棻》小傳中，費行簡記述道：“予初見之丁文誠(寶楨)座上，一恂謹書生耳。及甲午，謁于京師，頗論時事，娓娓道東西洋制度。退而諮其所親，蓋曩典試廣東，得才士梁啟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論皆納梁議。啟超，南海圣人子弟，擬之為顏回者也。戊戌，果頻上封事，請汰冗官，刪則例，立學堂。帝皆嘉納，擢禮部尚書。政變，并張蔭桓戍新疆。光緒未釋回。家居數年乃卒。”（《近現代名人小傳》【上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月版，125頁）
沃丘仲子曾在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座上見過李端棻。大約是光緒四年(1878)，端棻丁母憂期滿返京，特去成都總督署拜訪丁寶楨，費行簡恰巧也在座。甲午費行簡在京師謁見李端棻，論時事，談東西方制度。可見交誼不淺。這位‘沃丘仲子’，本命費行簡，蜀人。他甘冒風險救助病困中的李端棻，膽識品格均有過人之處。”（黃江玲《“詩界革命”的宿將——李端棻之》，刊《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2期）
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費行簡的正義根性。也反證出，他不可能是貴州遵義人。
費行簡一生涉獵廣泛，優游于官場、商海、洋場、學界、新聞領域、書畫藏庋，堪稱傳奇。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均在倥傯間歇寫成，寓目廣闊，閱人無數，筆力雄健，既涉筆成趣，也不乏直指要害、針砭時弊的議論。一竿煙水釣游身，對于一個筆耕為生者而言，已屬難能可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鄧之誠無疑是費行簡的知己。他在1943年6月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評價：“……于談中尋出費閏生昔年所作《寂園先生傳》，奇肆非予所及也。因思文字固關學力，亦由人分，予只能為纖徐有致之文，不能雄奇，實由天分限之。如閏生者，今時實罕其匹耳。”
晚清吳恭亨（1857—1937）著有《對聯話》一書，為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具有理論價值的聯話力著。卷九“哀挽” 提到沃丘仲子的聯語，非同一般：
清末，聶伯毅（景儒）《聯語》又稱：吾友沃丘仲子亦工為挽詞，隴人張少齋率師征瞻對番，或誣其受喇嘛磁貨，淪戍新疆，以鹿傳霖請命釋回，未行遽歿，故挽聯云：“是馬伏波一流人，論定蓋棺，薏苡明珠空有謗；望玉門關萬里外，酒殘聞笛，春風楊柳共招魂。”又，挽聶洞秋云：“天下惟使君不忝英雄，方喜戎馬論交，竟成昆弟；此間無靈藥可起沉疴，獨將茱萸和酒，來吊先生。”聶病軍中，求藥不可得，下聯用香山語，又其營奠日則重九也。又，挽陳小屏云：“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空令步兵悲廣武；地當徐泗，嘆斯人長往，獨留開府老江關。”又，挽徐蒙如云：“曾上吳山，看萬頃胥濤，與我相將吊江水；重來滬瀆，剩一抔徐墓，思君況是念家山。”
吳恭亨對此的按語是：“數作皆工力悉敵，語無泛設。”
來謂余曰，沃丘仲子與余同姓，汝知之乎？余不敢信，后偵之，果然。君名行簡字閏生，余親聞楊庶勘為其兩姓紹介曰，‘此為吾川歷史專家’，余始恍然。一日又曾見其檢閱《后漢書》，余又以為君蓋精讀兩《漢書》者，空疏如余，妄事猜測，老友毋亦笑我妄乎？余不再贅述矣。這段文字非常重要，在于劉鐵冷與費行簡較為熟悉。文章首次提到了費行簡為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這是迄今為止的孤證，未見諸任何別的文章。文中提到楊庶勘，乃巴蜀辛亥聞人。
文中提到了楊庶勘先生。楊庶堪（1881—1942），字滄白，晚號邠齋，四川巴縣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勛、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孫中山革命事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中國同盟會重慶支部（中國同盟會全國設五大支部，重慶占一席）創立，楊庶堪為負責人。此后楊庶堪成為四川的革命派領導人之一，投身革命思想宣傳及組織武裝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楊庶堪、張培爵、朱之洪一起領導了重慶辛亥起義。此后參加了護國、護法斗爭，先后任四川省省長、中國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廣東省省長、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等要職。
文章稱贊費行簡不附逆汪精衛，靠賣古玩字畫度日，為“有節之士”。這一結論，我從鄧之誠先生的晚年日記里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五石齋文史札記》為鄧之誠遺作，由哲嗣鄧瑞整理發布，1952年二月初七日——1952年八月十二日這一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錄：“五月十三日。六月五日，星四，晴。閱震鈞《天咫偶聞》，無甚考證，體例復雜，訛誤不少，非佳書也。繆子受來，言費閏生在上海文物局掛名，月得八十單位，約四十萬元，有飯吃矣！”（《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53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繆子受是刻印名師繆荃孫之子，子承父業，早已聞名于印壇。這字里行間，暗示了費行簡長期困頓的生活，似乎迎來了一絲轉機。見此，鄧之誠不能不為老友由衷高興。
再往下看，情況逐漸變得微妙起來：“七月初五日，星期日。八月二十四日。陰雨。下午晴，晚涼，夜需棉被。為孫錚點定七律四首，又以《八聲甘州》一闋呈閱，居然成章，可喜也。繆子受來取《藝風遺文》（六月二十八日繆先生拿來者——鄧瑞注）去，告以錯落太多，如發刻，尚須潤飾。子受言：尹石公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頗攬事。予則知其素性招搖而已。費閏生月得四、五十萬，或即其招搖之力。”（《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最后一句，是對六月五日記載的重復。因為繆子受的一番話，提到別人的“素性招搖”，鄧之誠立即聯想到費行簡的獲利，“或”，也是緣自“招搖之力”。
再往下看，逐漸有了揭短的意味，似乎越來越濃了：這一條記錄尤其重要：“七月初十日，星期五。八月二十九日。陰。下午晴。孫錚來，言十余年前，夏閏枝所藏《杜子良請脈記》 ，尚在其子緯明處，可以借閱，為之喜甚，因囑其再蹤跡閏枝所鈔曹禾《未庵初集》 四卷，得隴望蜀， 斯之謂矣！繆子受來，言：費（ 閏生）君與陳毅認保寧（今四川閬中）同鄉，陳（ 毅）饋之百萬。此君善能作此狡獪。”（《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666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看起來，費行簡突兀、孤懸的閬中籍貫問題，終于得到了解答。設立于成都一心橋的大田坎小學就在我的住宅附近，在清末即已辦學，原名“聚星學堂”，民國時改名“華陽縣得勝鄉高等小學堂”，陳毅于1913年就讀于此；1916年陳毅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陳毅的原籍樂至縣，與閬中也并不接壤。
也許，真是到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地步，為了飯碗問題，費行簡不能不“暫把他鄉認故鄉”，這是一種“變通”之能，不值得厚非。陳毅元帥性情豪爽，具有四川人典型的幽默，早年喜歡開玩笑。看起來，費行簡受到感染，也對籍貫開了一次玩笑。哈哈哈。
其實，費行簡早年申明過自己的籍貫，就是江蘇歸安縣。982元（北宋太宗太平興國7年），為慶祝錢氏吳越國的歸順，將湖州府烏程縣東南15鄉分出，新置歸安縣。歸安費姓家族本為大族，綿延至今。
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校長姬覺彌（1887年-1964年，又名姬佛佗，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高作鎮南潘莊人，未發跡時人稱潘小孬），于1937年五十大壽時作玄珠筆陳自序長卷，多位社會名流紛紛題款，予以慶賀。姬覺彌早年為猶太富豪歐司愛?哈同聽差，后提充為哈同洋行大班，被哈同之婦羅迦陵招進哈同花園后，又成為大總管、哈同洋行經理，倉圣明智大學校長等，并填補了羅迦陵的床榻。身為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的費行簡對校長的書法長卷大肆贊美。題詞：“歸安費行簡。”并鈐印：“臣費行簡”。這一鈐印之“臣”，倒是引人聯想，似乎讓人對他的城府驚鴻一瞥。
姬覺彌《玄珠筆陳》印制精美，極致奢華。此書函套、書骨、書簽、用紙、刷印、裝訂無一不講究，內收姬覺彌大師用手、腕、肘、以筆、枝、葉等120幅書法照片集，為各種異書之大成。費行簡先生題寫書名，并為每部書手工鈐蓋自已的印章，書口記“愛儷園文海閣藏本”、“廣倉學宭印行”。
沃丘仲子與冒名者
1918年，費行簡與王國維同在倉圣明智大學任教，閑暇時皆相聚論學。費行簡曾撰海寧先生別傳，敘述自己1918年在上海與王國維共同在英人哈同所立倉圣明智大學教學，經常質證藝文，劇談為樂。 費行簡少治三禮與《公羊春秋》 ，時常與王氏交流彼此觀點。 “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岢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群經，誠后賢之蔽，不為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 。 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
從王國維論說中，費行簡的一些疑慮逐漸得以申暢。“而君議論明墑不幾超于戴憑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 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于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 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 這一段學術交往，費行簡引以為傲。
最早為鄭孝胥做傳的沃丘仲子，在《當代名人小傳》中將鄭孝胥歸為“清室遺臣”，對于鄭孝胥在辛亥以前的相關活動給予肯定，并陳述了其交往活動，由于該書最早出版于1922年，偽滿洲國還未建立，因而作者稱贊鄭“晚節高尚”，對于研究早期的鄭孝胥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由于費行簡筆涉政壇，橫議名流秘聞甚多，雖也有失誤，但得罪一些人是主要的。費氏在自敘里闡明了寫作“小傳”的特殊性：“是皆無書史考證，徒恃臆記。地名與歲月蓋不免小誤，大端庶或不謬爾。”這些所言，是頗有分寸的。
2016年，我征詢四川大學學者李曉宇關于費行簡的情況，他回信指出：“ 費行簡著述多為道聽途說、行文草率，前人早有詬病，不可引為信史，只可當做一般的參考資料。例如，《近代名人小傳》‘胡從簡’條說：‘張之洞督學時，試《周禮社制考》，拔第一，選為尊經書院上舍生。’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言，張之洞的繼任譚宗浚所編《蜀秀集》中，根本沒有胡從簡的名字，所謂《周禮社制考》即《社祭時制考》（見《尊經書院初集》卷三），是王闿運掌教時的一篇課藝，當時胡從簡僅是一名附生。如果張之洞督學時已拔第一，選為上舍生，而《蜀秀集》不載其名，十年后王闿運編《尊經初集》，他尚為附生，焉有此理？”《近現代名人小傳》涉及890人，錯訛在所難免，似苛求古人了。
費行簡在《近代名家小傳》對駱一生貶辭甚多，說他“當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但也承認，駱秉章“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應該說，還是持平之論，一碗水端平。
《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處。1919年7月，日記中亦提到“審言云，見新出《當代名人小傳》，文頗可觀，乃孫姓所作。葉蒲孫言，其人嘗為知縣；考哈同所征文社，蒲孫閱卷，取為第一。”
“作《名人小傳》者，葉蒲孫識之，為貴州孫仲約，乃王壬秋門人，今在哈同所開學堂中為教習。葉云，孫自言嘗在錫清帥幕中見余。”
葉蒲孫名玉麟，與鄭孝胥為姻親。這位自稱曾在錫良幕府中見過鄭孝胥、又自承是沃丘仲子的孫君，因之得以介見鄭氏而一登海藏樓，鄭氏亦頗假以辭色。
如果這一結論可靠，那么問題就來了：誰是孫仲約？濟平先生就據此認為，1918年由崇文書局出版的《近代名人小傳》和《當代名人小傳》的作者沃丘仲子，認為作者的真實姓名是費行簡是錯誤的，而應該是貴州遵義人孫壽昌（仲約）。
經過反復分析，我無法同意這一結論。至今貴州遵義的文史資料里，尚無一字涉及此人，此事。費氏作品近十幾年中華書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版較多，均沒有出現沃丘仲子與費行簡的張冠李戴。
對于這一同名、冒名者，文史大家谷林在《兩種名人小傳》里認為：“《三閑集》里有一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文中說：‘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兩事頗為相類，是很可令人發笑的鬧劇，卻又同是一出社會的悲劇。”（《讀書》1990年5期）”
反過來看，掌故大家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里，也記有這樣一則：“沃丘仲子費行簡輯《近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黃克強、宋教仁、陳英士。又輯《當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于右任、李根源、白逾桓、劉成禺、馮自由、汪季新。”可以看出，沃丘仲子乃是費行簡筆名，沒有任何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淞滬會戰之后，沃邱仲子編著的《淞滬御侮記》，分為十九路軍全體軍官表、戰事日記、雜記類、論著類，詳細記錄了十九路軍浴血戰斗的經過，成為了研究上海抗戰史彌足珍貴的史料。
時間開始了！新社會轟然崛立。跟得上時代的人物邁開大步跳踉而去；跟不上趟的，就只好噤若寒蟬，夾緊尾巴，學一回鴕鳥。
1950年2月，鄧之誠從朋友那里得知，“費閏生兄去年病癱瘓，為之系念不已……”這也等于部分解答了費行簡晚年幾乎沒有寫作的原因。
1953年1月13日，鄧之誠寫了一首詩《寄費閏生上海》，對于癱瘓在床的費先生而言，詩歌的確不能來帶妙手回春之力，但詩歌總可以讓人發現生活那一段美妙的腰身：
朔風吹積雪，寒夜寄相思。
總角論交始，先衰見道遲。
蘇純真諍友，伏勝是經師。
遠憶春申水，滄浪信有之。
救助詩人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貴筑縣（今貴陽市區）人，同治進士，先后充任山西、廣東、四川、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出任云南學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會試副總裁。后遷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百日維新”期間，出任禮總尚書，大力支持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被流放新疆3年。他為官清廉剛正，關注海防、武備，更注意文教、政體的革新問題。遙想當年，梁啟超出眾才華，16歲赴鄉試，一舉成功，榜列第八，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后來，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李端棻目光如炬，將堂妹 李蕙仙許配給這位翩翩少年。
百日維新之后，李端棻被流放時已65歲了，年老體弱，步履瞞珊。他并未再往西行，而是在甘肅甘州養病。這時他遇到一位好“縣官”，給了他體貼和照顧。這位“縣官”任職一年便離去，臨行，端棻在紙扇上詩一首相贈，還題了小序：“己亥(1899)秋，負弩西來，道經隴，得假居試院養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適館授餐，久而彌篤。方幸塵語常親，忽焉驪歌遽唱，別緒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達感激之私，兼識一時鴻爪。”詩云：“識別雖晚得因親，慰我飄蓬泛梗身。兩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欽友夏詩歸定，今見簫成政績新。不獨士民歌眾母，春風噓到謫居人。”
學者黃江玲考證：“這面題詩團扇，輾轉流落到貴陽，1908年，何麟書在街頭購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跡，得知這段奇緣。但不知縣令姓名，只知字序康”。看起來，“序康”這一字，是以往不知道的。
這位“縣令”，其實就是沃丘仲子費行簡。原來他們彼此熟悉，早年在成都晤面，印象良好。《近代名人小傳》有《李端棻》一文，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饋以資。復書字畫，整潤勝于平昔。但言法蘇軾，務養生、起居皆有節制，是誠能處艱困者。宜其后蔭桓死矣。”
《李端棻》小傳中，費行簡記述道：“予初見之丁文誠(寶楨)座上，一恂謹書生耳。及甲午，謁于京師，頗論時事，娓娓道東西洋制度。退而諮其所親，蓋曩典試廣東，得才士梁啟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論皆納梁議。啟超，南海圣人子弟，擬之為顏回者也。戊戌，果頻上封事，請汰冗官，刪則例，立學堂。帝皆嘉納，擢禮部尚書。政變，并張蔭桓戍新疆。光緒未釋回。家居數年乃卒。”（《近現代名人小傳》【上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月版，125頁）
沃丘仲子曾在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座上見過李端棻。大約是光緒四年(1878)，端棻丁母憂期滿返京，特去成都總督署拜訪丁寶楨，費行簡恰巧也在座。甲午費行簡在京師謁見李端棻，論時事，談東西方制度。可見交誼不淺。這位‘沃丘仲子’，本命費行簡，蜀人。他甘冒風險救助病困中的李端棻，膽識品格均有過人之處。”（黃江玲《“詩界革命”的宿將——李端棻之》，刊《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2期）
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費行簡的正義根性。也反證出，他不可能是貴州遵義人。
費行簡一生涉獵廣泛，優游于官場、商海、洋場、學界、新聞領域、書畫藏庋，堪稱傳奇。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均在倥傯間歇寫成，寓目廣闊，閱人無數，筆力雄健，既涉筆成趣，也不乏直指要害、針砭時弊的議論。一竿煙水釣游身，對于一個筆耕為生者而言，已屬難能可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鄧之誠無疑是費行簡的知己。他在1943年6月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評價：“……于談中尋出費閏生昔年所作《寂園先生傳》，奇肆非予所及也。因思文字固關學力，亦由人分，予只能為纖徐有致之文，不能雄奇，實由天分限之。如閏生者，今時實罕其匹耳。”
晚清吳恭亨（1857—1937）著有《對聯話》一書，為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具有理論價值的聯話力著。卷九“哀挽” 提到沃丘仲子的聯語，非同一般：
清末，聶伯毅（景儒）《聯語》又稱：吾友沃丘仲子亦工為挽詞，隴人張少齋率師征瞻對番，或誣其受喇嘛磁貨，淪戍新疆，以鹿傳霖請命釋回，未行遽歿，故挽聯云：“是馬伏波一流人，論定蓋棺，薏苡明珠空有謗；望玉門關萬里外，酒殘聞笛，春風楊柳共招魂。”又，挽聶洞秋云：“天下惟使君不忝英雄，方喜戎馬論交，竟成昆弟；此間無靈藥可起沉疴，獨將茱萸和酒，來吊先生。”聶病軍中，求藥不可得，下聯用香山語，又其營奠日則重九也。又，挽陳小屏云：“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空令步兵悲廣武；地當徐泗，嘆斯人長往，獨留開府老江關。”又，挽徐蒙如云：“曾上吳山，看萬頃胥濤，與我相將吊江水；重來滬瀆，剩一抔徐墓，思君況是念家山。”
吳恭亨對此的按語是：“數作皆工力悉敵，語無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