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物考——费行简先生二三事


籍貫之謎

費行簡(1871, 一作1872——1954), 字敬仲, 筆名沃丘仲子, 或作沃邱仲子。 江蘇武進人(一說為浙江湖州人), 少時居于四川成都, 為晚清文豪王闿運的弟子,

曾任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民國初年黎元洪主政時期, 他曾被四川省推為省代表;1925年任北京臨時參政院參政;解放后曾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 1954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 著有《慈禧傳信錄》《近代名人小傳》《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觀堂先生別傳》《當代名人小傳》《清代貴州名賢像傳》《清宮秘史》《段祺瑞》等多種歷史著作。

這是一般近現代資料上能夠能看到的關于費行簡先生的介紹。 但奇怪的是, 我手頭有六七種四川出版的四川近現代史、人物史料工具書, 竟無一字涉及費行簡先生。

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官網, 上面有簡略、明確的記載:“費行簡, 別名敬仲, 四川閬中人。 1925年曾任北京臨時參政院參政。 曾任上海倉圣大學教務長。

出版有 《慈禧傳信錄》、《徐世昌》、《段祺瑞》、《當代名人小傳》等。 ”


這是費行簡先生在工作單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如實申報, 提到自己為“四川閬中人”, 并未說明祖籍。 我征詢過閬中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他們也毫無不知情。 我估計是費行簡父親在閬中一地為官期間,

費行簡出生, 以自己的出生地為籍, 也是一種慣例。

費行簡其父為四川總督駱秉章的幕僚。 他后來根據其父的口述回憶, 在晚年曾寫過《石達開在川陷敵及其被害的事實》一文, 對于厘清一些翼王兵敗大渡河的迷霧以及呈現他在成都遭受凌遲細節, 功不可沒。 他15歲在成都受學于尊經書院山長王闿運(但似乎未入尊經書院肄業), 后來興趣集中于史學。 民國初年黎元洪主政時期, 他曾被四川省推為省代表, 參與商討組閣等事宜。 1925年7月, 在組閣的臨時參政院里, 費行簡當選“參政”(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申報》上有關于他為四川總司令駐滬代表、西康屯墾使劉成勛派的報道。 中年以后,

長居上海。


歷史學家、治印大家鄧之誠(1887—1960)的情況與費行簡有些類似。 其父名拭, 字小竹, 為清末舉人出身, 歷官四川、云南。 鄧之誠于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887年11月20日)出生于成都, 童年在成都度過。 從1917年至1928年十余年間, 鄧之誠往來南北, 得交章太炎(炳麟)、楊滄白(庶堪)、李仲公(以字行)、龔鎮洲(振鵬)、葉譽虎(恭綽)、陳公穆(慶新)、張孟動(爾田)、費潤生(行簡)、尹石公(炎武)諸先生,

詩文往還, 傳為文壇佳話。 其中提到的“費潤生”, 為費行簡的另外一個字號, 有的地方也寫作“閏生”。 鄧之誠特意刻有“費行簡印”、“敬仲”等印, 并在日記里多次提及彼此交往。

除了創作大量的歷史人物、掌故筆記之外, 費行簡也是當時通俗言情小說的干將之一。 其俠義短篇小說《通江二俠傳》載《小說季報》第二集;胡儀邧、劉鐵冷選輯《說叢——四十名家小說合刻》(民國十三年再版, 精裝本, 上海崇文書局出版), 頭條即是沃邱仲子的小說《乾老人》;《名家小說合刊說叢》4卷, 1922年9月1日小說叢報社(上海)初版鉛印本, 精裝一冊。 選收近代40位作者的76篇作品, 沃丘仲子即入選4篇言情小說。


南社作家劉鐵冷(1881—1961)曾寫有《民初之文壇》一文,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發表于上海《永安月刊》總第93期(本年2月號)雜志。主要內容是回憶近20年前清末民初時節,所經歷的文壇風云和他脫離文壇后昔日老友的一些情況。尤其涉及以徐枕亞為鼻祖的“鴛鴦蝴蝶派”,這一流派并非代表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主流,但以豐富多彩的情愛視角,創造了流布甚廣的通俗讀物,也是通俗文學史值得銘記的一頁。文章涉及到大名鼎鼎的費行簡身世:

沃丘仲子,為余社著《慈禧傳信錄》,及《近代名人小傳》、《當代名人小傳》,駢散文談等書,讀者無不嘆賞。因被罵而認錯,因被獎而歌頌者,函件日數十起 ,更有寄其著作多種,求其指正者,不惟他人不知彼為何如人,即余等亦不知其真姓氏,初,君自謂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字仲約,二十后始專心讀書,能過目不忘。人見之,彼如知汝為何地人氏,彼即舉汝之家鄉,誰為官僚,誰為學術專家,地方有何古籍,如數家珍,無不通曉。君自謂為湖南王湘綺門生,復任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見者無不以教務長稱之,今仍居慈惠南里守窮,君在滬曾為四川劉成禺作代表。一時與汪氏精衛李氏仲公楊氏庶勘過從甚密,而汪氏附敵后,君竟賣古玩賣書畫度日,不愿依附權貴,誠有節之士也。爾時費君有客,來謂余曰,沃丘仲子與余同姓,汝知之乎?余不敢信,后偵之,果然。君名行簡字閏生,余親聞楊庶勘為其兩姓紹介曰,‘此為吾川歷史專家’,余始恍然。一日又曾見其檢閱《后漢書》,余又以為君蓋精讀兩《漢書》者,空疏如余,妄事猜測,老友毋亦笑我妄乎?余不再贅述矣。


這段文字非常重要,在于劉鐵冷與費行簡較為熟悉。文章首次提到了費行簡為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這是迄今為止的孤證,未見諸任何別的文章。文中提到楊庶勘,乃巴蜀辛亥聞人。

文中提到了楊庶勘先生。楊庶堪(1881—1942),字滄白,晚號邠齋,四川巴縣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勛、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孫中山革命事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中國同盟會重慶支部(中國同盟會全國設五大支部,重慶占一席)創立,楊庶堪為負責人。此后楊庶堪成為四川的革命派領導人之一,投身革命思想宣傳及組織武裝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楊庶堪、張培爵、朱之洪一起領導了重慶辛亥起義。此后參加了護國、護法斗爭,先后任四川省省長、中國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廣東省省長、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等要職。

文章稱贊費行簡不附逆汪精衛,靠賣古玩字畫度日,為“有節之士”。這一結論,我從鄧之誠先生的晚年日記里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五石齋文史札記》為鄧之誠遺作,由哲嗣鄧瑞整理發布,1952年二月初七日——1952年八月十二日這一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錄:“五月十三日。六月五日,星四,晴。閱震鈞《天咫偶聞》,無甚考證,體例復雜,訛誤不少,非佳書也。繆子受來,言費閏生在上海文物局掛名,月得八十單位,約四十萬元,有飯吃矣!”(《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53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繆子受是刻印名師繆荃孫之子,子承父業,早已聞名于印壇。這字里行間,暗示了費行簡長期困頓的生活,似乎迎來了一絲轉機。見此,鄧之誠不能不為老友由衷高興。


再往下看,情況逐漸變得微妙起來:“七月初五日,星期日。八月二十四日。陰雨。下午晴,晚涼,夜需棉被。為孫錚點定七律四首,又以《八聲甘州》一闋呈閱,居然成章,可喜也。繆子受來取《藝風遺文》(六月二十八日繆先生拿來者——鄧瑞注)去,告以錯落太多,如發刻,尚須潤飾。子受言:尹石公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頗攬事。予則知其素性招搖而已。費閏生月得四、五十萬,或即其招搖之力。”(《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最后一句,是對六月五日記載的重復。因為繆子受的一番話,提到別人的“素性招搖”,鄧之誠立即聯想到費行簡的獲利,“或”,也是緣自“招搖之力”。

再往下看,逐漸有了揭短的意味,似乎越來越濃了:這一條記錄尤其重要:“七月初十日,星期五。八月二十九日。陰。下午晴。孫錚來,言十余年前,夏閏枝所藏《杜子良請脈記》 ,尚在其子緯明處,可以借閱,為之喜甚,因囑其再蹤跡閏枝所鈔曹禾《未庵初集》 四卷,得隴望蜀, 斯之謂矣!繆子受來,言:費( 閏生)君與陳毅認保寧(今四川閬中)同鄉,陳( 毅)饋之百萬。此君善能作此狡獪。”(《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666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看起來,費行簡突兀、孤懸的閬中籍貫問題,終于得到了解答。設立于成都一心橋的大田坎小學就在我的住宅附近,在清末即已辦學,原名“聚星學堂”,民國時改名“華陽縣得勝鄉高等小學堂”,陳毅于1913年就讀于此;1916年陳毅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陳毅的原籍樂至縣,與閬中也并不接壤。


也許,真是到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地步,為了飯碗問題,費行簡不能不“暫把他鄉認故鄉”,這是一種“變通”之能,不值得厚非。陳毅元帥性情豪爽,具有四川人典型的幽默,早年喜歡開玩笑。看起來,費行簡受到感染,也對籍貫開了一次玩笑。哈哈哈。

其實,費行簡早年申明過自己的籍貫,就是江蘇歸安縣。982元(北宋太宗太平興國7年),為慶祝錢氏吳越國的歸順,將湖州府烏程縣東南15鄉分出,新置歸安縣。歸安費姓家族本為大族,綿延至今。

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校長姬覺彌(1887年-1964年,又名姬佛佗,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高作鎮南潘莊人,未發跡時人稱潘小孬),于1937年五十大壽時作玄珠筆陳自序長卷,多位社會名流紛紛題款,予以慶賀。姬覺彌早年為猶太富豪歐司愛?哈同聽差,后提充為哈同洋行大班,被哈同之婦羅迦陵招進哈同花園后,又成為大總管、哈同洋行經理,倉圣明智大學校長等,并填補了羅迦陵的床榻。身為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的費行簡對校長的書法長卷大肆贊美。題詞:“歸安費行簡。”并鈐印:“臣費行簡”。這一鈐印之“臣”,倒是引人聯想,似乎讓人對他的城府驚鴻一瞥。

姬覺彌《玄珠筆陳》印制精美,極致奢華。此書函套、書骨、書簽、用紙、刷印、裝訂無一不講究,內收姬覺彌大師用手、腕、肘、以筆、枝、葉等120幅書法照片集,為各種異書之大成。費行簡先生題寫書名,并為每部書手工鈐蓋自已的印章,書口記“愛儷園文海閣藏本”、“廣倉學宭印行”。


沃丘仲子與冒名者

1918年,費行簡與王國維同在倉圣明智大學任教,閑暇時皆相聚論學。費行簡曾撰海寧先生別傳,敘述自己1918年在上海與王國維共同在英人哈同所立倉圣明智大學教學,經常質證藝文,劇談為樂。 費行簡少治三禮與《公羊春秋》 ,時常與王氏交流彼此觀點。 “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岢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群經,誠后賢之蔽,不為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 。 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

從王國維論說中,費行簡的一些疑慮逐漸得以申暢。“而君議論明墑不幾超于戴憑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 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于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 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 這一段學術交往,費行簡引以為傲。

最早為鄭孝胥做傳的沃丘仲子,在《當代名人小傳》中將鄭孝胥歸為“清室遺臣”,對于鄭孝胥在辛亥以前的相關活動給予肯定,并陳述了其交往活動,由于該書最早出版于1922年,偽滿洲國還未建立,因而作者稱贊鄭“晚節高尚”,對于研究早期的鄭孝胥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由于費行簡筆涉政壇,橫議名流秘聞甚多,雖也有失誤,但得罪一些人是主要的。費氏在自敘里闡明了寫作“小傳”的特殊性:“是皆無書史考證,徒恃臆記。地名與歲月蓋不免小誤,大端庶或不謬爾。”這些所言,是頗有分寸的。


2016年,我征詢四川大學學者李曉宇關于費行簡的情況,他回信指出:“ 費行簡著述多為道聽途說、行文草率,前人早有詬病,不可引為信史,只可當做一般的參考資料。例如,《近代名人小傳》‘胡從簡’條說:‘張之洞督學時,試《周禮社制考》,拔第一,選為尊經書院上舍生。’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言,張之洞的繼任譚宗浚所編《蜀秀集》中,根本沒有胡從簡的名字,所謂《周禮社制考》即《社祭時制考》(見《尊經書院初集》卷三),是王闿運掌教時的一篇課藝,當時胡從簡僅是一名附生。如果張之洞督學時已拔第一,選為上舍生,而《蜀秀集》不載其名,十年后王闿運編《尊經初集》,他尚為附生,焉有此理?”《近現代名人小傳》涉及890人,錯訛在所難免,似苛求古人了。

費行簡在《近代名家小傳》對駱一生貶辭甚多,說他“當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但也承認,駱秉章“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應該說,還是持平之論,一碗水端平。

《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處。1919年7月,日記中亦提到“審言云,見新出《當代名人小傳》,文頗可觀,乃孫姓所作。葉蒲孫言,其人嘗為知縣;考哈同所征文社,蒲孫閱卷,取為第一。”

“作《名人小傳》者,葉蒲孫識之,為貴州孫仲約,乃王壬秋門人,今在哈同所開學堂中為教習。葉云,孫自言嘗在錫清帥幕中見余。”


葉蒲孫名玉麟,與鄭孝胥為姻親。這位自稱曾在錫良幕府中見過鄭孝胥、又自承是沃丘仲子的孫君,因之得以介見鄭氏而一登海藏樓,鄭氏亦頗假以辭色。

如果這一結論可靠,那么問題就來了:誰是孫仲約?濟平先生就據此認為,1918年由崇文書局出版的《近代名人小傳》和《當代名人小傳》的作者沃丘仲子,認為作者的真實姓名是費行簡是錯誤的,而應該是貴州遵義人孫壽昌(仲約)。

經過反復分析,我無法同意這一結論。至今貴州遵義的文史資料里,尚無一字涉及此人,此事。費氏作品近十幾年中華書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版較多,均沒有出現沃丘仲子與費行簡的張冠李戴。

對于這一同名、冒名者,文史大家谷林在《兩種名人小傳》里認為:“《三閑集》里有一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文中說:‘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兩事頗為相類,是很可令人發笑的鬧劇,卻又同是一出社會的悲劇。”(《讀書》1990年5期)”

反過來看,掌故大家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里,也記有這樣一則:“沃丘仲子費行簡輯《近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黃克強、宋教仁、陳英士。又輯《當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于右任、李根源、白逾桓、劉成禺、馮自由、汪季新。”可以看出,沃丘仲子乃是費行簡筆名,沒有任何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淞滬會戰之后,沃邱仲子編著的《淞滬御侮記》,分為十九路軍全體軍官表、戰事日記、雜記類、論著類,詳細記錄了十九路軍浴血戰斗的經過,成為了研究上海抗戰史彌足珍貴的史料。

時間開始了!新社會轟然崛立。跟得上時代的人物邁開大步跳踉而去;跟不上趟的,就只好噤若寒蟬,夾緊尾巴,學一回鴕鳥。

1950年2月,鄧之誠從朋友那里得知,“費閏生兄去年病癱瘓,為之系念不已……”這也等于部分解答了費行簡晚年幾乎沒有寫作的原因。

1953年1月13日,鄧之誠寫了一首詩《寄費閏生上海》,對于癱瘓在床的費先生而言,詩歌的確不能來帶妙手回春之力,但詩歌總可以讓人發現生活那一段美妙的腰身:

朔風吹積雪,寒夜寄相思。

總角論交始,先衰見道遲。

蘇純真諍友,伏勝是經師。

遠憶春申水,滄浪信有之。


救助詩人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貴筑縣(今貴陽市區)人,同治進士,先后充任山西、廣東、四川、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出任云南學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會試副總裁。后遷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百日維新”期間,出任禮總尚書,大力支持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被流放新疆3年。他為官清廉剛正,關注海防、武備,更注意文教、政體的革新問題。遙想當年,梁啟超出眾才華,16歲赴鄉試,一舉成功,榜列第八,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后來,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李端棻目光如炬,將堂妹 李蕙仙許配給這位翩翩少年。

百日維新之后,李端棻被流放時已65歲了,年老體弱,步履瞞珊。他并未再往西行,而是在甘肅甘州養病。這時他遇到一位好“縣官”,給了他體貼和照顧。這位“縣官”任職一年便離去,臨行,端棻在紙扇上詩一首相贈,還題了小序:“己亥(1899)秋,負弩西來,道經隴,得假居試院養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適館授餐,久而彌篤。方幸塵語常親,忽焉驪歌遽唱,別緒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達感激之私,兼識一時鴻爪。”詩云:“識別雖晚得因親,慰我飄蓬泛梗身。兩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欽友夏詩歸定,今見簫成政績新。不獨士民歌眾母,春風噓到謫居人。”


學者黃江玲考證:“這面題詩團扇,輾轉流落到貴陽,1908年,何麟書在街頭購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跡,得知這段奇緣。但不知縣令姓名,只知字序康”。看起來,“序康”這一字,是以往不知道的。

這位“縣令”,其實就是沃丘仲子費行簡。原來他們彼此熟悉,早年在成都晤面,印象良好。《近代名人小傳》有《李端棻》一文,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饋以資。復書字畫,整潤勝于平昔。但言法蘇軾,務養生、起居皆有節制,是誠能處艱困者。宜其后蔭桓死矣。”

《李端棻》小傳中,費行簡記述道:“予初見之丁文誠(寶楨)座上,一恂謹書生耳。及甲午,謁于京師,頗論時事,娓娓道東西洋制度。退而諮其所親,蓋曩典試廣東,得才士梁啟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論皆納梁議。啟超,南海圣人子弟,擬之為顏回者也。戊戌,果頻上封事,請汰冗官,刪則例,立學堂。帝皆嘉納,擢禮部尚書。政變,并張蔭桓戍新疆。光緒未釋回。家居數年乃卒。”(《近現代名人小傳》【上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月版,125頁)

沃丘仲子曾在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座上見過李端棻。大約是光緒四年(1878),端棻丁母憂期滿返京,特去成都總督署拜訪丁寶楨,費行簡恰巧也在座。甲午費行簡在京師謁見李端棻,論時事,談東西方制度。可見交誼不淺。這位‘沃丘仲子’,本命費行簡,蜀人。他甘冒風險救助病困中的李端棻,膽識品格均有過人之處。”(黃江玲《“詩界革命”的宿將——李端棻之》,刊《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2期)


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費行簡的正義根性。也反證出,他不可能是貴州遵義人。

費行簡一生涉獵廣泛,優游于官場、商海、洋場、學界、新聞領域、書畫藏庋,堪稱傳奇。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均在倥傯間歇寫成,寓目廣闊,閱人無數,筆力雄健,既涉筆成趣,也不乏直指要害、針砭時弊的議論。一竿煙水釣游身,對于一個筆耕為生者而言,已屬難能可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鄧之誠無疑是費行簡的知己。他在1943年6月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評價:“……于談中尋出費閏生昔年所作《寂園先生傳》,奇肆非予所及也。因思文字固關學力,亦由人分,予只能為纖徐有致之文,不能雄奇,實由天分限之。如閏生者,今時實罕其匹耳。”


晚清吳恭亨(1857—1937)著有《對聯話》一書,為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具有理論價值的聯話力著。卷九“哀挽” 提到沃丘仲子的聯語,非同一般:

清末,聶伯毅(景儒)《聯語》又稱:吾友沃丘仲子亦工為挽詞,隴人張少齋率師征瞻對番,或誣其受喇嘛磁貨,淪戍新疆,以鹿傳霖請命釋回,未行遽歿,故挽聯云:“是馬伏波一流人,論定蓋棺,薏苡明珠空有謗;望玉門關萬里外,酒殘聞笛,春風楊柳共招魂。”又,挽聶洞秋云:“天下惟使君不忝英雄,方喜戎馬論交,竟成昆弟;此間無靈藥可起沉疴,獨將茱萸和酒,來吊先生。”聶病軍中,求藥不可得,下聯用香山語,又其營奠日則重九也。又,挽陳小屏云:“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空令步兵悲廣武;地當徐泗,嘆斯人長往,獨留開府老江關。”又,挽徐蒙如云:“曾上吳山,看萬頃胥濤,與我相將吊江水;重來滬瀆,剩一抔徐墓,思君況是念家山。”

吳恭亨對此的按語是:“數作皆工力悉敵,語無泛設。”


沃丘仲子即入選4篇言情小說。


南社作家劉鐵冷(1881—1961)曾寫有《民初之文壇》一文,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發表于上海《永安月刊》總第93期(本年2月號)雜志。主要內容是回憶近20年前清末民初時節,所經歷的文壇風云和他脫離文壇后昔日老友的一些情況。尤其涉及以徐枕亞為鼻祖的“鴛鴦蝴蝶派”,這一流派并非代表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主流,但以豐富多彩的情愛視角,創造了流布甚廣的通俗讀物,也是通俗文學史值得銘記的一頁。文章涉及到大名鼎鼎的費行簡身世:

沃丘仲子,為余社著《慈禧傳信錄》,及《近代名人小傳》、《當代名人小傳》,駢散文談等書,讀者無不嘆賞。因被罵而認錯,因被獎而歌頌者,函件日數十起 ,更有寄其著作多種,求其指正者,不惟他人不知彼為何如人,即余等亦不知其真姓氏,初,君自謂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字仲約,二十后始專心讀書,能過目不忘。人見之,彼如知汝為何地人氏,彼即舉汝之家鄉,誰為官僚,誰為學術專家,地方有何古籍,如數家珍,無不通曉。君自謂為湖南王湘綺門生,復任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見者無不以教務長稱之,今仍居慈惠南里守窮,君在滬曾為四川劉成禺作代表。一時與汪氏精衛李氏仲公楊氏庶勘過從甚密,而汪氏附敵后,君竟賣古玩賣書畫度日,不愿依附權貴,誠有節之士也。爾時費君有客,來謂余曰,沃丘仲子與余同姓,汝知之乎?余不敢信,后偵之,果然。君名行簡字閏生,余親聞楊庶勘為其兩姓紹介曰,‘此為吾川歷史專家’,余始恍然。一日又曾見其檢閱《后漢書》,余又以為君蓋精讀兩《漢書》者,空疏如余,妄事猜測,老友毋亦笑我妄乎?余不再贅述矣。


這段文字非常重要,在于劉鐵冷與費行簡較為熟悉。文章首次提到了費行簡為貴州遵義人,姓孫名壽昌,這是迄今為止的孤證,未見諸任何別的文章。文中提到楊庶勘,乃巴蜀辛亥聞人。

文中提到了楊庶勘先生。楊庶堪(1881—1942),字滄白,晚號邠齋,四川巴縣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勛、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孫中山革命事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中國同盟會重慶支部(中國同盟會全國設五大支部,重慶占一席)創立,楊庶堪為負責人。此后楊庶堪成為四川的革命派領導人之一,投身革命思想宣傳及組織武裝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楊庶堪、張培爵、朱之洪一起領導了重慶辛亥起義。此后參加了護國、護法斗爭,先后任四川省省長、中國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廣東省省長、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等要職。

文章稱贊費行簡不附逆汪精衛,靠賣古玩字畫度日,為“有節之士”。這一結論,我從鄧之誠先生的晚年日記里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五石齋文史札記》為鄧之誠遺作,由哲嗣鄧瑞整理發布,1952年二月初七日——1952年八月十二日這一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錄:“五月十三日。六月五日,星四,晴。閱震鈞《天咫偶聞》,無甚考證,體例復雜,訛誤不少,非佳書也。繆子受來,言費閏生在上海文物局掛名,月得八十單位,約四十萬元,有飯吃矣!”(《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53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繆子受是刻印名師繆荃孫之子,子承父業,早已聞名于印壇。這字里行間,暗示了費行簡長期困頓的生活,似乎迎來了一絲轉機。見此,鄧之誠不能不為老友由衷高興。


再往下看,情況逐漸變得微妙起來:“七月初五日,星期日。八月二十四日。陰雨。下午晴,晚涼,夜需棉被。為孫錚點定七律四首,又以《八聲甘州》一闋呈閱,居然成章,可喜也。繆子受來取《藝風遺文》(六月二十八日繆先生拿來者——鄧瑞注)去,告以錯落太多,如發刻,尚須潤飾。子受言:尹石公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頗攬事。予則知其素性招搖而已。費閏生月得四、五十萬,或即其招搖之力。”(《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最后一句,是對六月五日記載的重復。因為繆子受的一番話,提到別人的“素性招搖”,鄧之誠立即聯想到費行簡的獲利,“或”,也是緣自“招搖之力”。

再往下看,逐漸有了揭短的意味,似乎越來越濃了:這一條記錄尤其重要:“七月初十日,星期五。八月二十九日。陰。下午晴。孫錚來,言十余年前,夏閏枝所藏《杜子良請脈記》 ,尚在其子緯明處,可以借閱,為之喜甚,因囑其再蹤跡閏枝所鈔曹禾《未庵初集》 四卷,得隴望蜀, 斯之謂矣!繆子受來,言:費( 閏生)君與陳毅認保寧(今四川閬中)同鄉,陳( 毅)饋之百萬。此君善能作此狡獪。”(《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卷】665—666頁,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看起來,費行簡突兀、孤懸的閬中籍貫問題,終于得到了解答。設立于成都一心橋的大田坎小學就在我的住宅附近,在清末即已辦學,原名“聚星學堂”,民國時改名“華陽縣得勝鄉高等小學堂”,陳毅于1913年就讀于此;1916年陳毅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陳毅的原籍樂至縣,與閬中也并不接壤。


也許,真是到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地步,為了飯碗問題,費行簡不能不“暫把他鄉認故鄉”,這是一種“變通”之能,不值得厚非。陳毅元帥性情豪爽,具有四川人典型的幽默,早年喜歡開玩笑。看起來,費行簡受到感染,也對籍貫開了一次玩笑。哈哈哈。

其實,費行簡早年申明過自己的籍貫,就是江蘇歸安縣。982元(北宋太宗太平興國7年),為慶祝錢氏吳越國的歸順,將湖州府烏程縣東南15鄉分出,新置歸安縣。歸安費姓家族本為大族,綿延至今。

上海倉圣明智大學校長姬覺彌(1887年-1964年,又名姬佛佗,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高作鎮南潘莊人,未發跡時人稱潘小孬),于1937年五十大壽時作玄珠筆陳自序長卷,多位社會名流紛紛題款,予以慶賀。姬覺彌早年為猶太富豪歐司愛?哈同聽差,后提充為哈同洋行大班,被哈同之婦羅迦陵招進哈同花園后,又成為大總管、哈同洋行經理,倉圣明智大學校長等,并填補了羅迦陵的床榻。身為倉圣明智大學教務長的費行簡對校長的書法長卷大肆贊美。題詞:“歸安費行簡。”并鈐印:“臣費行簡”。這一鈐印之“臣”,倒是引人聯想,似乎讓人對他的城府驚鴻一瞥。

姬覺彌《玄珠筆陳》印制精美,極致奢華。此書函套、書骨、書簽、用紙、刷印、裝訂無一不講究,內收姬覺彌大師用手、腕、肘、以筆、枝、葉等120幅書法照片集,為各種異書之大成。費行簡先生題寫書名,并為每部書手工鈐蓋自已的印章,書口記“愛儷園文海閣藏本”、“廣倉學宭印行”。


沃丘仲子與冒名者

1918年,費行簡與王國維同在倉圣明智大學任教,閑暇時皆相聚論學。費行簡曾撰海寧先生別傳,敘述自己1918年在上海與王國維共同在英人哈同所立倉圣明智大學教學,經常質證藝文,劇談為樂。 費行簡少治三禮與《公羊春秋》 ,時常與王氏交流彼此觀點。 “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岢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群經,誠后賢之蔽,不為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 。 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

從王國維論說中,費行簡的一些疑慮逐漸得以申暢。“而君議論明墑不幾超于戴憑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 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于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 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 這一段學術交往,費行簡引以為傲。

最早為鄭孝胥做傳的沃丘仲子,在《當代名人小傳》中將鄭孝胥歸為“清室遺臣”,對于鄭孝胥在辛亥以前的相關活動給予肯定,并陳述了其交往活動,由于該書最早出版于1922年,偽滿洲國還未建立,因而作者稱贊鄭“晚節高尚”,對于研究早期的鄭孝胥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由于費行簡筆涉政壇,橫議名流秘聞甚多,雖也有失誤,但得罪一些人是主要的。費氏在自敘里闡明了寫作“小傳”的特殊性:“是皆無書史考證,徒恃臆記。地名與歲月蓋不免小誤,大端庶或不謬爾。”這些所言,是頗有分寸的。


2016年,我征詢四川大學學者李曉宇關于費行簡的情況,他回信指出:“ 費行簡著述多為道聽途說、行文草率,前人早有詬病,不可引為信史,只可當做一般的參考資料。例如,《近代名人小傳》‘胡從簡’條說:‘張之洞督學時,試《周禮社制考》,拔第一,選為尊經書院上舍生。’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言,張之洞的繼任譚宗浚所編《蜀秀集》中,根本沒有胡從簡的名字,所謂《周禮社制考》即《社祭時制考》(見《尊經書院初集》卷三),是王闿運掌教時的一篇課藝,當時胡從簡僅是一名附生。如果張之洞督學時已拔第一,選為上舍生,而《蜀秀集》不載其名,十年后王闿運編《尊經初集》,他尚為附生,焉有此理?”《近現代名人小傳》涉及890人,錯訛在所難免,似苛求古人了。

費行簡在《近代名家小傳》對駱一生貶辭甚多,說他“當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但也承認,駱秉章“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應該說,還是持平之論,一碗水端平。

《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處。1919年7月,日記中亦提到“審言云,見新出《當代名人小傳》,文頗可觀,乃孫姓所作。葉蒲孫言,其人嘗為知縣;考哈同所征文社,蒲孫閱卷,取為第一。”

“作《名人小傳》者,葉蒲孫識之,為貴州孫仲約,乃王壬秋門人,今在哈同所開學堂中為教習。葉云,孫自言嘗在錫清帥幕中見余。”


葉蒲孫名玉麟,與鄭孝胥為姻親。這位自稱曾在錫良幕府中見過鄭孝胥、又自承是沃丘仲子的孫君,因之得以介見鄭氏而一登海藏樓,鄭氏亦頗假以辭色。

如果這一結論可靠,那么問題就來了:誰是孫仲約?濟平先生就據此認為,1918年由崇文書局出版的《近代名人小傳》和《當代名人小傳》的作者沃丘仲子,認為作者的真實姓名是費行簡是錯誤的,而應該是貴州遵義人孫壽昌(仲約)。

經過反復分析,我無法同意這一結論。至今貴州遵義的文史資料里,尚無一字涉及此人,此事。費氏作品近十幾年中華書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版較多,均沒有出現沃丘仲子與費行簡的張冠李戴。

對于這一同名、冒名者,文史大家谷林在《兩種名人小傳》里認為:“《三閑集》里有一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文中說:‘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兩事頗為相類,是很可令人發笑的鬧劇,卻又同是一出社會的悲劇。”(《讀書》1990年5期)”

反過來看,掌故大家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里,也記有這樣一則:“沃丘仲子費行簡輯《近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黃克強、宋教仁、陳英士。又輯《當代名人小傳》,南社人士列入者有于右任、李根源、白逾桓、劉成禺、馮自由、汪季新。”可以看出,沃丘仲子乃是費行簡筆名,沒有任何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淞滬會戰之后,沃邱仲子編著的《淞滬御侮記》,分為十九路軍全體軍官表、戰事日記、雜記類、論著類,詳細記錄了十九路軍浴血戰斗的經過,成為了研究上海抗戰史彌足珍貴的史料。

時間開始了!新社會轟然崛立。跟得上時代的人物邁開大步跳踉而去;跟不上趟的,就只好噤若寒蟬,夾緊尾巴,學一回鴕鳥。

1950年2月,鄧之誠從朋友那里得知,“費閏生兄去年病癱瘓,為之系念不已……”這也等于部分解答了費行簡晚年幾乎沒有寫作的原因。

1953年1月13日,鄧之誠寫了一首詩《寄費閏生上海》,對于癱瘓在床的費先生而言,詩歌的確不能來帶妙手回春之力,但詩歌總可以讓人發現生活那一段美妙的腰身:

朔風吹積雪,寒夜寄相思。

總角論交始,先衰見道遲。

蘇純真諍友,伏勝是經師。

遠憶春申水,滄浪信有之。


救助詩人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貴筑縣(今貴陽市區)人,同治進士,先后充任山西、廣東、四川、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出任云南學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會試副總裁。后遷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百日維新”期間,出任禮總尚書,大力支持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被流放新疆3年。他為官清廉剛正,關注海防、武備,更注意文教、政體的革新問題。遙想當年,梁啟超出眾才華,16歲赴鄉試,一舉成功,榜列第八,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后來,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李端棻目光如炬,將堂妹 李蕙仙許配給這位翩翩少年。

百日維新之后,李端棻被流放時已65歲了,年老體弱,步履瞞珊。他并未再往西行,而是在甘肅甘州養病。這時他遇到一位好“縣官”,給了他體貼和照顧。這位“縣官”任職一年便離去,臨行,端棻在紙扇上詩一首相贈,還題了小序:“己亥(1899)秋,負弩西來,道經隴,得假居試院養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適館授餐,久而彌篤。方幸塵語常親,忽焉驪歌遽唱,別緒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達感激之私,兼識一時鴻爪。”詩云:“識別雖晚得因親,慰我飄蓬泛梗身。兩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欽友夏詩歸定,今見簫成政績新。不獨士民歌眾母,春風噓到謫居人。”


學者黃江玲考證:“這面題詩團扇,輾轉流落到貴陽,1908年,何麟書在街頭購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跡,得知這段奇緣。但不知縣令姓名,只知字序康”。看起來,“序康”這一字,是以往不知道的。

這位“縣令”,其實就是沃丘仲子費行簡。原來他們彼此熟悉,早年在成都晤面,印象良好。《近代名人小傳》有《李端棻》一文,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饋以資。復書字畫,整潤勝于平昔。但言法蘇軾,務養生、起居皆有節制,是誠能處艱困者。宜其后蔭桓死矣。”

《李端棻》小傳中,費行簡記述道:“予初見之丁文誠(寶楨)座上,一恂謹書生耳。及甲午,謁于京師,頗論時事,娓娓道東西洋制度。退而諮其所親,蓋曩典試廣東,得才士梁啟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論皆納梁議。啟超,南海圣人子弟,擬之為顏回者也。戊戌,果頻上封事,請汰冗官,刪則例,立學堂。帝皆嘉納,擢禮部尚書。政變,并張蔭桓戍新疆。光緒未釋回。家居數年乃卒。”(《近現代名人小傳》【上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月版,125頁)

沃丘仲子曾在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座上見過李端棻。大約是光緒四年(1878),端棻丁母憂期滿返京,特去成都總督署拜訪丁寶楨,費行簡恰巧也在座。甲午費行簡在京師謁見李端棻,論時事,談東西方制度。可見交誼不淺。這位‘沃丘仲子’,本命費行簡,蜀人。他甘冒風險救助病困中的李端棻,膽識品格均有過人之處。”(黃江玲《“詩界革命”的宿將——李端棻之》,刊《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2期)


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費行簡的正義根性。也反證出,他不可能是貴州遵義人。

費行簡一生涉獵廣泛,優游于官場、商海、洋場、學界、新聞領域、書畫藏庋,堪稱傳奇。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均在倥傯間歇寫成,寓目廣闊,閱人無數,筆力雄健,既涉筆成趣,也不乏直指要害、針砭時弊的議論。一竿煙水釣游身,對于一個筆耕為生者而言,已屬難能可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鄧之誠無疑是費行簡的知己。他在1943年6月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評價:“……于談中尋出費閏生昔年所作《寂園先生傳》,奇肆非予所及也。因思文字固關學力,亦由人分,予只能為纖徐有致之文,不能雄奇,實由天分限之。如閏生者,今時實罕其匹耳。”


晚清吳恭亨(1857—1937)著有《對聯話》一書,為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具有理論價值的聯話力著。卷九“哀挽” 提到沃丘仲子的聯語,非同一般:

清末,聶伯毅(景儒)《聯語》又稱:吾友沃丘仲子亦工為挽詞,隴人張少齋率師征瞻對番,或誣其受喇嘛磁貨,淪戍新疆,以鹿傳霖請命釋回,未行遽歿,故挽聯云:“是馬伏波一流人,論定蓋棺,薏苡明珠空有謗;望玉門關萬里外,酒殘聞笛,春風楊柳共招魂。”又,挽聶洞秋云:“天下惟使君不忝英雄,方喜戎馬論交,竟成昆弟;此間無靈藥可起沉疴,獨將茱萸和酒,來吊先生。”聶病軍中,求藥不可得,下聯用香山語,又其營奠日則重九也。又,挽陳小屏云:“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空令步兵悲廣武;地當徐泗,嘆斯人長往,獨留開府老江關。”又,挽徐蒙如云:“曾上吳山,看萬頃胥濤,與我相將吊江水;重來滬瀆,剩一抔徐墓,思君況是念家山。”

吳恭亨對此的按語是:“數作皆工力悉敵,語無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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