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到2017年,31年的民政部數據顯示:“晚婚”現象明顯,近5年25—29歲結婚登記的公民占最多。 自2003年起,中國的離婚率逐年上升。 每年,有多少中國人登記結婚?年輕人為什么晚結婚了?數據告訴你轉給身邊的青年參考!
結婚率逐年走低離婚率卻在攀升 社會包容度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選擇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一中國傳統理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民政部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國的結婚人數301.7萬對,同比下降5.7%,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較低。 如果與5年前同期結婚人數的高位428.2萬對相比,2018年一季度已經下降了29.54%。
專家分析認為,適婚人口數量下降、婚齡推遲、城市化進程加快都是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原因。
結婚率逐年走低
結,還是不結?民政部的統計顯示,這一數據在不同地區有明顯的差異。
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較低,其中結婚率最低的5個省市分別是上海、浙江、天津、江西和山東,其結婚率分別為:0.45%、0.61%、0.61%、0.62%、0.63%。 相比之下,結婚率最高的5個省份分別為貴州、安徽、西藏、青海、河南,結婚率均在0.91%以上,而這些地區人均GDP都相對較低。 結婚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相反的走向。
結婚率走低,年輕人怎么想?
在北京從事審計工作的于賢表示,大城市節奏快,競爭激烈,“審計行業加班出差是常態,沒有時間約會,也沒有時間相親”,戀愛都顧不上談,怎么可能結婚?這反映了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面臨的窘境。
經濟發達地區房價相對高昂,一定程度上也延緩了年輕人步入婚姻的步伐。 于賢直言:“沒有房子,丈母娘肯定不愿意,住在合租房里也有諸多不便。 但是像北京這樣的高房價,35歲前難以買得起。 ”
此外,很多都市適婚青年表示“寧缺毋濫”,不著急結婚。 在南京工作的陸子夫,有房有車有時間,但他仍表示“婚姻是一輩子的事情,還是要找到三觀一致,能進行深層次溝通的人,年齡不是決定性因素”。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代際間的婚育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現象越來越常見,社會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有分析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受適婚年齡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的影響,結婚率仍可能持續走低。
城市化進程是推手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表示,適婚人口數量下降,婚齡推遲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來我國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
看出生率——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 翟振武進一步說明:“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數量不斷下降,是如今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看結婚年齡——婚齡推遲成為當前結婚人數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江蘇省發布的婚姻大數據顯示,近5年來,江蘇人平均結婚年齡每年大約增長1歲。 上海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海市女性平均結婚年齡26.51歲,到了2014年達到28.14歲。 這一變化在王潔的意料之中,在北京讀博的她說:“班里的同學都二十七八歲了,除了兩個工作后重回學校讀書的同學,畢業前大家都沒有結婚的打算。 ”
翟振武分析,現在我國成年人口近一半會接受高等教育,進入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生數量也在逐年上升,相應的年輕人獨立、工作和成家的年齡也會推后。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不斷發展的經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代年輕人的婚姻選擇。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劇了市場競爭。 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結婚率反倒走低,這在全球都是一種趨勢。
鼓勵婚育應受重視
面對逐年下降的結婚人數,多位專家表示,這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應多尊重多元化、個性化的個人選擇,予以年輕人更多選擇空間。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認為,地區經濟條件越好,對單身和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也越寬容,“發展水平越高,社會越多元化。不結婚、單身或者離婚,都是個人選擇。”
陸杰華認為,“80后”“90后”跟“60后”“70后”明顯不同。“經濟的發展帶來收入增長,互聯網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輕人看到了外面社會的變化,了解到世界的發展。對他們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他認為對于隨著社會發展出現的改變,人們應當轉變思想,與時俱進,應對推遲結婚、事實婚姻、不婚等給予更多寬容。
然而,相比5年前,結婚人數下降126.5萬,這一變化仍值得政府層面關注。陸杰華說,在我國,結婚和生育密切相關,西方國家常見的未婚生育和事實婚姻等,在我國尚未得到承認。因此,結婚率降低會影響生育率和出生率,進而影響人口數量和結構,最終影響未來國家的經濟發展。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較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凸顯我國老齡化加速的現狀。結婚率和出生率的走低勢必進一步加深老齡化社會的問題。
專家建議,針對二者的緊密聯系,國家應當重視該問題,認真研究、出臺相應的政策,鼓勵年輕人結婚生育。比如,可以適當延長婚假、產假,倡導人們平衡家庭和工作,從而促進結婚生育。此外,政府也應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比如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財政政策,降低家庭的稅務負擔;一線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優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價讓很多人難以在年輕時開始獨立的家庭生活,因此穩定房價、為大家庭提供廉租房等措施將能緩解部分壓力。
據中國新聞網2016年7月12日報道,11日,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中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84.1萬對,粗離婚率為2.8‰。中新網記者統計,相比2002年中國粗離婚率僅有0.90‰,13年來,粗離婚率逐年攀升。
去年中國384.1萬對夫婦離婚 離婚率逐年走高
日前,民政部印發《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224.7萬對,比上年下降6.3%。2015年25-29歲辦理結婚登記占結婚總人口比重最多,占39.4%,比上年增加1.4個百分點。
2015年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84.1萬對,比上年增長5.6%,其中:民政部門登記離婚314.9萬對,法院辦理離婚69.3萬對。粗離婚率為2.8‰,比上年增加0.1個千分點。
據媒體報道,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離婚率就一路走高。2002年,中國粗離婚率僅有0.90‰,2003年達到1.05‰,到2010年突破2‰。當前數據顯示,2015年粗離婚率為2.8‰,這也是2002年的3倍多。
何謂粗離婚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介紹,從統計的角度講,這里的“粗離婚率”是一般指一定時期內,離婚的次數或離婚的對數除以總人口數。之所以稱作粗離婚率,是因為在計算離婚率時,嚴格意義上分母應該是已婚人數而非總人口數,但由于統計總已婚人數較難,故采用總人口數。
家庭糾紛案件保持高位運行 離婚官司占多數
無論統計口徑如何,近年來,中國離婚走高已是不爭的事實,偏高的離婚率也體現在數量眾多的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上。
根據最高法此前發布的數據,近年來,中國的婚姻家庭糾紛案件始終保持高位運行,2013年至2015年10月底,全國法院審結婚姻家庭糾紛案件近400萬件,且逐漸呈現出案件增幅快、適用法律難、審理難度大的特點。
其中,離婚案件也保持高位運行。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杜萬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2014年全年婚姻家庭類案件大約是160萬件,其中,離婚案件為120多萬件。
具體來看,以北京為例,據媒體報道,北京法院2014年受理一審家事案件38619件,其中離婚案件約占全部家事案件的一半左右。
近期,一些地方民政部門公布的離婚數據也佐證了中國社會偏高的離婚率。根據山東省民政廳日前發布的《2015年山東省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民政部門登記離婚18.5萬對,比2014年增長2.2%,粗離婚率為3.8‰,比2014年增加0.1個千分點,自2007年以來人數最多。
社會發展快速 影響婚姻的變量在增加
為何越來越多的婚姻走向破裂?
談及中國離婚率增快的原因,翟振武表示,一方面與原來整體離婚率水平比較低有關,此前的離婚率一直處在低位,因此只要一增長便表現得格外明顯;另一方面也與中國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以及輿論環境、社會觀念變化有關。
翟振武分析,在2002年時,中國的粗離婚率不到千分之一,橫向上看,發達國家的離婚率大都處在千分之四或五,相較來看,中國離婚率比較低。
“以前,婚姻賴以維系的環境比較穩定,婚姻也相對穩定。”翟振武表示,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變化較大,各類社會環境也出現比較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婚姻賴以穩定的條件形成了一定的沖擊,諸如個人經濟地位可能迅速出現變化,社會面也發生變化,加之當前人口流動率越來越高,婚姻在這些變量中,就比較不穩定。
社會輿論環境更開放 離婚更加自由
在專家看來,離婚率增加也與社會輿論環境以及個人觀念更多元開放有關。
翟振武表示,“以前一個人提到離婚,周圍的人會對此議論紛紛,對離婚當事人形成一定壓力,如今,社會環境多元開放,公眾對離婚及結婚的決定也變得更加容易,選擇也不如以往慎重。”
對此,有觀點分析,在更開放的社會環境里,人們做出婚姻和離婚的決定不能輕率隨意,但也應該尊重個人離婚自由。翟振武表示,一門婚姻若壓抑個人情感或者讓當事人不滿意,離婚后,可能對個人感情和發展更有益。
對于離婚率的走高,也有專家認為有法律方面的原因。北京市冠騰律師事務所李紅釗律師向中新網記者表示,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出臺,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經濟利益對婚姻的約束程度,當事人因離婚而使財產受到損失的程度在大幅度減少,離婚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離婚率的增加。
此外,李紅釗稱,離婚率高也與當前個人的人格獨立和缺乏包容與忍讓有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多為獨生子女,由于家長的溺愛和生活條件的提高,這部分人群在社會生活中大多一帆風順,沒有經過社會的鍛煉,使得許多年輕人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家庭責任感,缺乏忍讓與寬容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離婚率的提高。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認為,地區經濟條件越好,對單身和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也越寬容,“發展水平越高,社會越多元化。不結婚、單身或者離婚,都是個人選擇。”
陸杰華認為,“80后”“90后”跟“60后”“70后”明顯不同。“經濟的發展帶來收入增長,互聯網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輕人看到了外面社會的變化,了解到世界的發展。對他們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他認為對于隨著社會發展出現的改變,人們應當轉變思想,與時俱進,應對推遲結婚、事實婚姻、不婚等給予更多寬容。
然而,相比5年前,結婚人數下降126.5萬,這一變化仍值得政府層面關注。陸杰華說,在我國,結婚和生育密切相關,西方國家常見的未婚生育和事實婚姻等,在我國尚未得到承認。因此,結婚率降低會影響生育率和出生率,進而影響人口數量和結構,最終影響未來國家的經濟發展。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較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凸顯我國老齡化加速的現狀。結婚率和出生率的走低勢必進一步加深老齡化社會的問題。
專家建議,針對二者的緊密聯系,國家應當重視該問題,認真研究、出臺相應的政策,鼓勵年輕人結婚生育。比如,可以適當延長婚假、產假,倡導人們平衡家庭和工作,從而促進結婚生育。此外,政府也應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比如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財政政策,降低家庭的稅務負擔;一線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優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價讓很多人難以在年輕時開始獨立的家庭生活,因此穩定房價、為大家庭提供廉租房等措施將能緩解部分壓力。
據中國新聞網2016年7月12日報道,11日,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中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84.1萬對,粗離婚率為2.8‰。中新網記者統計,相比2002年中國粗離婚率僅有0.90‰,13年來,粗離婚率逐年攀升。
去年中國384.1萬對夫婦離婚 離婚率逐年走高
日前,民政部印發《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224.7萬對,比上年下降6.3%。2015年25-29歲辦理結婚登記占結婚總人口比重最多,占39.4%,比上年增加1.4個百分點。
2015年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84.1萬對,比上年增長5.6%,其中:民政部門登記離婚314.9萬對,法院辦理離婚69.3萬對。粗離婚率為2.8‰,比上年增加0.1個千分點。
據媒體報道,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離婚率就一路走高。2002年,中國粗離婚率僅有0.90‰,2003年達到1.05‰,到2010年突破2‰。當前數據顯示,2015年粗離婚率為2.8‰,這也是2002年的3倍多。
何謂粗離婚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介紹,從統計的角度講,這里的“粗離婚率”是一般指一定時期內,離婚的次數或離婚的對數除以總人口數。之所以稱作粗離婚率,是因為在計算離婚率時,嚴格意義上分母應該是已婚人數而非總人口數,但由于統計總已婚人數較難,故采用總人口數。
家庭糾紛案件保持高位運行 離婚官司占多數
無論統計口徑如何,近年來,中國離婚走高已是不爭的事實,偏高的離婚率也體現在數量眾多的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上。
根據最高法此前發布的數據,近年來,中國的婚姻家庭糾紛案件始終保持高位運行,2013年至2015年10月底,全國法院審結婚姻家庭糾紛案件近400萬件,且逐漸呈現出案件增幅快、適用法律難、審理難度大的特點。
其中,離婚案件也保持高位運行。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杜萬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2014年全年婚姻家庭類案件大約是160萬件,其中,離婚案件為120多萬件。
具體來看,以北京為例,據媒體報道,北京法院2014年受理一審家事案件38619件,其中離婚案件約占全部家事案件的一半左右。
近期,一些地方民政部門公布的離婚數據也佐證了中國社會偏高的離婚率。根據山東省民政廳日前發布的《2015年山東省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民政部門登記離婚18.5萬對,比2014年增長2.2%,粗離婚率為3.8‰,比2014年增加0.1個千分點,自2007年以來人數最多。
社會發展快速 影響婚姻的變量在增加
為何越來越多的婚姻走向破裂?
談及中國離婚率增快的原因,翟振武表示,一方面與原來整體離婚率水平比較低有關,此前的離婚率一直處在低位,因此只要一增長便表現得格外明顯;另一方面也與中國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以及輿論環境、社會觀念變化有關。
翟振武分析,在2002年時,中國的粗離婚率不到千分之一,橫向上看,發達國家的離婚率大都處在千分之四或五,相較來看,中國離婚率比較低。
“以前,婚姻賴以維系的環境比較穩定,婚姻也相對穩定。”翟振武表示,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變化較大,各類社會環境也出現比較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婚姻賴以穩定的條件形成了一定的沖擊,諸如個人經濟地位可能迅速出現變化,社會面也發生變化,加之當前人口流動率越來越高,婚姻在這些變量中,就比較不穩定。
社會輿論環境更開放 離婚更加自由
在專家看來,離婚率增加也與社會輿論環境以及個人觀念更多元開放有關。
翟振武表示,“以前一個人提到離婚,周圍的人會對此議論紛紛,對離婚當事人形成一定壓力,如今,社會環境多元開放,公眾對離婚及結婚的決定也變得更加容易,選擇也不如以往慎重。”
對此,有觀點分析,在更開放的社會環境里,人們做出婚姻和離婚的決定不能輕率隨意,但也應該尊重個人離婚自由。翟振武表示,一門婚姻若壓抑個人情感或者讓當事人不滿意,離婚后,可能對個人感情和發展更有益。
對于離婚率的走高,也有專家認為有法律方面的原因。北京市冠騰律師事務所李紅釗律師向中新網記者表示,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出臺,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經濟利益對婚姻的約束程度,當事人因離婚而使財產受到損失的程度在大幅度減少,離婚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離婚率的增加。
此外,李紅釗稱,離婚率高也與當前個人的人格獨立和缺乏包容與忍讓有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多為獨生子女,由于家長的溺愛和生活條件的提高,這部分人群在社會生活中大多一帆風順,沒有經過社會的鍛煉,使得許多年輕人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家庭責任感,缺乏忍讓與寬容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離婚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