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等一系列條約的簽訂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一個相對均勢的穩定局面， 此后的戰亂不再是為某一“神圣原則”而戰， 乃是各民族國家的利益爭奪戰。 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 并成為其后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各國解決矛盾沖突的基本方法。
1648年5月15日批準《明斯特條約》， 來源：wikipedia
時至今日， 一些來自英德等國的國際關系學者， 在政府的鼓勵之下， 試圖通過提取17世紀歐洲的經驗， 組建一系列外交會議， 構建現代版的中東“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模式。 該項目已經在劍橋、倫敦、柏林、慕尼黑以及約旦安曼舉辦了八次研討會，
該項目獲得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公開贊賞。 此外， 參加正式討論的有中情局前局長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艾哈邁德·蓋特（Ahmed Aboul Gheit）、聯合國敘利亞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圖拉（Staffan de Mistura）、沙特王子圖爾基（ Turki al-Faisal）、伊朗前核談判代表賽義德·穆薩維揚（Seyed Hossein Mousavian）， 以及約旦政府代表等。
現代中東， 從敘利亞內戰到也門危機， 伊朗和沙特之間的較量至今沒有任何放緩的跡象， 美國和俄羅斯的干涉時緩時急， 任何形式的和平會議似乎都是牽強附會。
一、現代國際關系與宗教的“二律背反”
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化的國際結構，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本質即是通過構建世俗化的民族國家內核、逐步實現政教分離， 來避免因宗教而引發的紛爭和動蕩。 雖然宗教的影響并未完全祛除， 但現代民族國家所構建的國際關系的世俗本質， 決定了宗教勢必成為普及現代國際體系的一大挑戰。
1648年歐洲地圖， 來源：deviantart
20世紀中后期， 伊斯蘭復興主義的回歸加深了中東政治伊斯蘭化的程度， 也深刻影響了現代中東外交格局的形成。 “宗教”長期處于國際關系邊緣化、被忽視的地位， 西方理性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大多拒絕從宗教角度解釋世界。
后冷戰時代以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為代表的主張將基于宗教差異與民族性格的矛盾定義為政治沖突的根源。
中東國家尚未成熟的民族國家屬性既不能擺脫宗教的約束， 也難以向現代西方國家關系調試、靠攏。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將宗教融入國際關系， 此類暢想往往深受“文明沖突論”和建構主義認同理論的影響， 卻難以在中東版圖上找到可以化約的出口。
來源：pace.pk
縱觀伊朗、沙特、土耳其和埃及等中東“大國”， 看似在努力融入現代國際關系體系， 敘利亞、也門等無疑滲透著伊斯蘭教派的較量， 無論海灣、還是黎凡特地區， 宗教隨時作為掣肘其外交關系的硬性障礙。
二、域外力量干涉的現實性障礙
縱然， 有許多學者多次將中東亂局與三十年戰爭中的縱橫交錯、重疊沖突以及宗教混戰混為一談， 認為美國和俄羅斯在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國挑動代理人戰爭， 造成從紅海到地中海東岸的動蕩類似于三十年戰爭期間法國和西班牙為爭奪歐洲大陸影響力事件如出一轍。 區域內戰爭導致貧困和疾病、公共金庫耗盡和醫院道路等的損毀。
研究當代威斯特伐利亞項目的學者和伊朗專家邁克爾·阿克斯沃西指出， “你越看中東正在發生的事情， 與三十年戰爭的雷同點就越多”， “沖突的宗派性質、代理人戰爭手段的使用， 正是導致一個國家的不穩定性和影響區域不穩定的原因。 ”
來源：newsnviews
正如中東現在的情況一樣，
可惜， 外來強權帶給中東的不是威懾， 而是無止境的反抗與分化。 以國際會議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必須仰賴域外大國的意愿， 談判籌碼多少、如何妥協、是否和平解決需綜合各方的利益， 遑論有效實施集體制裁原則。
三、花樣方式難掩先天缺陷
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談判持續了數年的經驗， 該項目的策劃者們在會議地點的選擇和各方的利益糾葛問題上下足了功夫。“有太多的團體不愿意共處一室進行商談。”國際危機組織的中東和北非主任說，“沙特不愿與卡塔爾坐在一起，伊朗不會與以色列進行直接對話等等，他們（的敵對情緒）會成為討價還價的破壞者。”
學者們提出，協商者雙方的頂層領導不必直接會面，只需要批準代表簽字即可。此外，組織者分散了會議場所，敵對雙方由中間調停者來負責傳遞交流信息。
威斯特伐利亞會議還確保了參與者有足夠的時間、重點和自主權。“外交官沒有很多機會與他們的外交部長聯系，因此他們有很大的外交靈活性。”德國智庫K?rber基金會項目主任伊麗莎白·馮·漢默斯坦說，“他們能夠妥協，個人關系非常重要。”
會議的組織者明白，在今天的中東，就像在17世紀的歐洲一樣，沖突并不是從根本上與教義差異有關。“很多緊張局勢都不是純粹的宗教信仰。”劍橋大學國際關系史教授布倫·丹·西姆斯說。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競爭將成為中東緊張局勢的核心。
來源：foreignpolicyblogs
庫爾德問題是否必須得到解決？以色列―阿拉伯沖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西姆斯表示，到目前為止的討論已經得出中東區域內的核心矛盾，而在必要的時候，外圍沖突如阿富汗戰爭或利比亞內戰也可提供有用的參考。
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也提供了一些關于持久和平的暢想，在今天的中東，是否劃定邊界或重新制定規則，需中東各方切身利益的協調，自是不必假手于人。
四、套用模式水土不服
會議鼓勵參照相似的歷史案例，進行頭腦風暴。比如俄羅斯和伊朗的組合可以保障什葉派少數民族的權利、美國和沙特阿拉伯保證遜尼派的權利、歐盟負責基督徒的權利等等。主要參與者也愿意就更精細的設計達成一致。
“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等‘失敗國家’可以被改造為一個有保障和中立的安全區，以使其免于持續的地緣政治沖突。”米爾頓說，“所有簽署國都可以相互保證整個解決方案的執行，如果條約受到侵犯，它們就有權并且有義務進行干預。”
在歐洲，三十年戰爭造成的人口災難和生產停滯，助產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該體系脫胎于歐洲人對歐洲大陸的和平構想，均勢與挾制是最基本的概念。
而現代的中東除了具備區域內幾個勢力交錯的國家之外，伊朗、也門、敘利亞、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等錯綜復雜的關系均未形成區域內的掣肘，此外，美國和俄羅斯等域外力量干涉過多，所以現代中東基本不存在實現威斯特伐利亞所構建的相對和平的成熟條件。
與歐洲不同的是，在中東這塊版圖上缺乏所謂的“契約精神”，倒是學會了幾分“強權邏輯”。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沙特等幾個看似有能力左右區域格局的國家，均陷于不同程度的“苦楚”。
中東和平進程所打造的和平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著阿拉伯世界的畸形民族國家的扭曲發展。阿拉伯世界陷入無所適從的宗教和民族認知當中，包容心和彈性度下降。以伊朗和沙特為代表的什葉－遜尼派教派之爭、土耳其的“投機主義”、埃及囿于經濟之禍、以色列唯愿與美國共進退。
問題是，今天的組織者是否能夠說服中東和域外的有關大國，達成政治家們天馬行空的設想？
參考資料：
1.劉中民：《國際關系理論變革視野下的宗教與外交》，《國際觀察》2017年第4期。
2.Borzou Daragahi, “Meet the Middle East’s Peace of Westphalia Re-enactor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0, 2018,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10/meet-the-middle-easts-peace-of-westphalia-reenactors-iran-saudi-arabia-syria/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今日主筆 \ 張娟娟
該項目的策劃者們在會議地點的選擇和各方的利益糾葛問題上下足了功夫。“有太多的團體不愿意共處一室進行商談。”國際危機組織的中東和北非主任說，“沙特不愿與卡塔爾坐在一起，伊朗不會與以色列進行直接對話等等，他們（的敵對情緒）會成為討價還價的破壞者。”學者們提出，協商者雙方的頂層領導不必直接會面，只需要批準代表簽字即可。此外，組織者分散了會議場所，敵對雙方由中間調停者來負責傳遞交流信息。
威斯特伐利亞會議還確保了參與者有足夠的時間、重點和自主權。“外交官沒有很多機會與他們的外交部長聯系，因此他們有很大的外交靈活性。”德國智庫K?rber基金會項目主任伊麗莎白·馮·漢默斯坦說，“他們能夠妥協，個人關系非常重要。”
會議的組織者明白，在今天的中東，就像在17世紀的歐洲一樣，沖突并不是從根本上與教義差異有關。“很多緊張局勢都不是純粹的宗教信仰。”劍橋大學國際關系史教授布倫·丹·西姆斯說。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競爭將成為中東緊張局勢的核心。
來源：foreignpolicyblogs
庫爾德問題是否必須得到解決？以色列―阿拉伯沖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西姆斯表示，到目前為止的討論已經得出中東區域內的核心矛盾，而在必要的時候，外圍沖突如阿富汗戰爭或利比亞內戰也可提供有用的參考。
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也提供了一些關于持久和平的暢想，在今天的中東，是否劃定邊界或重新制定規則，需中東各方切身利益的協調，自是不必假手于人。
四、套用模式水土不服
會議鼓勵參照相似的歷史案例，進行頭腦風暴。比如俄羅斯和伊朗的組合可以保障什葉派少數民族的權利、美國和沙特阿拉伯保證遜尼派的權利、歐盟負責基督徒的權利等等。主要參與者也愿意就更精細的設計達成一致。
“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等‘失敗國家’可以被改造為一個有保障和中立的安全區，以使其免于持續的地緣政治沖突。”米爾頓說，“所有簽署國都可以相互保證整個解決方案的執行，如果條約受到侵犯，它們就有權并且有義務進行干預。”
在歐洲，三十年戰爭造成的人口災難和生產停滯，助產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該體系脫胎于歐洲人對歐洲大陸的和平構想，均勢與挾制是最基本的概念。
而現代的中東除了具備區域內幾個勢力交錯的國家之外，伊朗、也門、敘利亞、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等錯綜復雜的關系均未形成區域內的掣肘，此外，美國和俄羅斯等域外力量干涉過多，所以現代中東基本不存在實現威斯特伐利亞所構建的相對和平的成熟條件。
與歐洲不同的是，在中東這塊版圖上缺乏所謂的“契約精神”，倒是學會了幾分“強權邏輯”。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沙特等幾個看似有能力左右區域格局的國家，均陷于不同程度的“苦楚”。
中東和平進程所打造的和平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著阿拉伯世界的畸形民族國家的扭曲發展。阿拉伯世界陷入無所適從的宗教和民族認知當中，包容心和彈性度下降。以伊朗和沙特為代表的什葉－遜尼派教派之爭、土耳其的“投機主義”、埃及囿于經濟之禍、以色列唯愿與美國共進退。
問題是，今天的組織者是否能夠說服中東和域外的有關大國，達成政治家們天馬行空的設想？
參考資料：
1.劉中民：《國際關系理論變革視野下的宗教與外交》，《國際觀察》2017年第4期。
2.Borzou Daragahi, “Meet the Middle East’s Peace of Westphalia Re-enactor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0, 2018,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10/meet-the-middle-easts-peace-of-westphalia-reenactors-iran-saudi-arabia-syria/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今日主筆 \ 張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