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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说宋朝港口城市的繁华气象

我們說過, 宋朝是一個十分重視海外貿易的王朝, 也是一個堅持對外開放的時代。 當時, 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 北至膠州灣, 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 南至廣州灣, 再到瓊州海峽, 布滿大大小小的貿易港。

宋政府先后在廣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設立市舶司(杭州與明州市舶司后改為市舶務), 在溫州、江陰軍、秀州華亭縣設市舶務, 在位于錢塘江口的澉浦鎮設市舶場。 市舶機構的職能, 相當于今日的海關。

凡海商出海貿易, 只要到市舶司、市舶務辦理好手續, 領到“公憑”, 便可滿載商貨, 揚帆啟程。

按元祐年間的市舶法, “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 并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 申所在州, 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 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 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 并不越過所禁地分。 州為驗實, 牒送愿發舶州, 置簿抄上, 仍給公據。 方聽候回日, 許于合發舶州住舶, 公據納市舶司。 ”

凡蕃商來華貿易, 或海商從遠洋回貨, 一般亦在設有市舶機構的港口入關, 完成抽解與博買手續, 然后便可自由交易。 據熙寧年間的一份詔書, “諸泉、福緣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貨船到, 并取公據驗認。 如已經抽買、有稅務給到回引, 即許通行。 若無照證, 及買得未經抽買物貨, 即押赴隨近市舶司勘驗施行。 諸客人買到抽解下物貨并于市舶司請公憑引目,

許往外州貨賣。 ”

因此, 這些設有市舶機構的發舶港, 商貿之繁華, 自不待言。

除了這些發舶港, 宋朝境內還有大量未設市舶機構的港口, 比如福建的福州港、漳州港, 廣南的潮州港、欽州港、瓊州港, 它們是不是就關起大門、禁止貿易呢?

當然不是。 熙寧變法以前, 不設市舶機構的港口也允許發舶出海、住舶交易, 宋朝海商只須在所在州郡申領到公憑, 便可就地發舶:“諸客旅于海道商販, 于起發州投狀, 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 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 保明委不夾帶禁物, 亦不過越所禁地分, 官司即為出給公憑。 ” 熙寧變法之后, 宋政府強化對市舶的管理, 不設市舶機構的港口不再具有發舶權, 海商出洋需要先至發舶港申請公憑。

但非發舶港并不是從此關閉大門, 而是作為輔助港, 供海商、蕃商轉口貿易, 蕃商來華、海商回航, 只要在發舶港完成納稅手續, 領到公憑, 即可在本港口或者轉運至其他港口住舶貿易。

因此, 我們在未設市舶機構的港口城市, 也可以看到繁忙的商貿活動。 讓我們來看看宋詩里的港口城市吧。 北宋龍昌期的《三山即事》詩提及福州的海外貿易盛況:“蒼煙巷陌青榕老, 白露園林紫蔗甜。 百貨隨潮船入市, 千家沽酒戶垂簾。 ”南宋陳造的《定海》詩寫了定海縣的蕃商生活:“官廨鹽煙外, 居人雜賈胡。 聽言須畫字, 討海倚輸租。 習俗何妨陋, 鮮肥頗不無。 已甘三載住, 疇昔計乘桴。 ”

樓鑰則有一首長詩涉到海南島的海外貿易:“琉球大食更天表,

舶交海上俱朝宗。 勢須至此少休息, 乘風徑集番禺東。 不然舶政不可為, 兩地雖遠休戚同。 ” 宋時海南島是南海過往商船的補給點與中轉站, 許多南洋商船都要在這里暫泊、補給、貿易。 宋政府雖然未在海南島置立市舶機構, 卻設有“津務”, 負責向住舶的商船抽稅:“舶舟之中分三等, 上等為舶, 中等為包頭, 下等名蛋舶, 至則津務申州, 差官打量丈尺, 有經冊以格納稅錢, 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瞻” 。 這一根據商船體積計算的商稅, 有點像“船舶噸稅”。

鄰近泉州的莆田也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城市, 清代《湄洲志》載:“宋紹興二十七年秋, 莆田東五里許有水市, 諸舶所聚, 曰‘白湖’。 ”白湖為宋代莆田的一大港口。 莆田的“游商海賈, 冒風濤、歷險阻, 牟利于他郡、外番”。

海商的足跡遍及南洋, “舟行迅速, 無有艱阻, 往返曾不期年, 獲利百倍”。 他們揚帆出洋之時, 要祭拜海神, 祈求保佑。 南宋詩人趙師俠游莆田, 留有一首《訴衷情》小詞, 其中便寫道:“茫茫云海浩無邊, 天與水相連。 舳艫萬里來往, 有禱必安全。 ”

中國是在明清時期才走向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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