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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成王敗寇,朱元璋的子民為何懷念敗寇張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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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大拿

顯然, 張士誠稱王不是為了統一天下。 稱王之後, 和元王朝的地位對等, 談起生意來可以提升議價能力, 這符合鹽販子的思維。

“成王敗寇”, 自古為然, 近代又有名言曰“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誠然, 權力角鬥場上的失敗者, 向來是一副滑稽可笑的面目。

但假若向歷史的細微處稍作探尋, 則發現“敗寇”們也常常會有一點可愛的地方。

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記載, 朱元璋削平群雄, 榮登帝位後, 一次微服私訪, 碰到一個蘇州老婦。 他有意提起張士誠, 沒想到老婦居然稱念不已, 這讓朱皇帝大為羞憤, 悻悻地對臣下說:真不知道張士誠對吳人究竟有何功德!

朱元璋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以前張士誠統治的吳地已納入大明版圖, 吳地百姓現在就是俺老朱的子民, 老朱的子民為什麼要去懷念一個敗寇張士誠?

鹽販子張士誠稱王, 竟是為更便於和元朝做生意

元末, 天下大亂, 群雄並起。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 販鹽起家的張士誠在江蘇泰州發動叛亂;第二年, 張士誠稱王, 定國名為大周, 宣佈獨立;兩年後, 即1356年, 張士誠渡過長江佔據江南,

定蘇州為首都。

從經濟的角度, 張士誠的獨立對蒙元王朝有著致命的影響。

根基在北方的元王朝對南方的大米等物資高度依賴, 而物資的北運只有兩條路徑, 要麼河運要麼海運。 反元的紅巾軍佔據了淮河流域, 意味著大運河的河運功能完全停止。

為了擺脫饑荒狀態, 元王朝和張士誠做起了交易。 據說元王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龍錦袍都賜給了張士誠, 與其達成了張氏政權向北方提供江南糧食的協定。

顯然, 張士誠稱王不是為了統一天下。 稱王之後, 和元王朝的地位對等, 談起生意來可以提升議價能力, 這符合鹽販子的思維。

日本學者在《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對此有過分析。 日本學者認為, 消滅元朝不可能是張士誠的政治目標

“因為對於控制了富庶江南與海運路線的政權而言, 元朝是他們最大的顧客, 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點的顧客”。

不能不說, 日本人的分析相當精准。

鹽販子張士誠的算盤打得夠精, 但時移勢變, 他的對手不允許其始終這樣樂呵呵地去撥弄那把老算盤。

這個對手就是朱元璋。

元末天下大亂, 但最後除了元王朝, 牌桌上實際只剩下了三個大玩家:朱元璋, 陳友諒, 張士誠。

其中, 朱元璋對“漁家子”陳友諒最為忌憚。 這不僅由於陳友諒實力雄厚, 更關鍵的原因在於陳友諒是一個以命相搏的主兒。

陳友諒為什麼非要和朱元璋刺刀見紅?無他, 陳友諒對朱元璋的瞭解非常透徹。 陳友諒知道, 羽毛漸豐的朱元璋有“千秋萬代、一統江湖”的雄心,

他和朱元璋就是零和遊戲,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絕無雙贏之可能, 特定時期偶爾的雙贏也是一種假像。

與陳友諒相比, 張士誠不知是缺乏狠勁, 還是小商人的思維根深蒂固, 面對朱元璋的步步進逼, 卻總是貪戀一時之苟安。

本可改寫歷史, 商人思維卻錯失江山

張士誠佔據的是江浙一帶, 自南宋後就是富庶之區。 這裡的紙醉金迷似乎消磨了他的全部鬥志, 他更像一個發了小財的富家翁, 滿足于關起門來享福, 除非別人硬要破門而入, 要來攫奪他的財富, 否則他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

當朱元璋勢力和雄心雙雙膨脹, 觸角漸漸向張士誠的“禁臠”伸過來的時候, 他居然奢望, 能夠靠納幣輸誠去換得和平,

這完全是土財主而非亂世豪強的思維方式

看來, 張士誠對天下大勢全不了然。 他以為群雄割據的局面能夠長久維繫, 而只要這種局面能夠長久維繫, 他就還能守著一塊不大不小的地盤繼續做富家翁。 殊不知分久必合乃古之常理, 而在這種常理中, 你不去主動消滅別人, 就只有等到別人來消滅你

因為眼光如豆, 因為滿足于苟且偷安, 張士誠不但沒有積極進取的雄心, 而且在機遇尋上門的時候, 還犯下了致命的失誤。

陳友諒大舉進攻朱元璋, 事先和張士誠有聯盟共舉, 夾攻朱元璋的協定, 可是, 直至陳友諒身死國滅, 張士誠都未能出蘇州城一步。

假設一下, 如果朱元璋和陳友諒于鄱陽湖上生死血戰, 在雙雄都已經精疲力盡的時候, 張士誠的大軍浩浩蕩蕩開出了蘇州城,那絕對是一個足以改寫歷史的行動。這裡有一個高度相似的例證:民國時期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爆發中原大戰,雙方戰事膠著,決定歷史走向的卻是一直冷眼旁觀的協力廠商,即張學良的東北軍。

本來站在張士誠的角度,面對兩雄相爭,自己在初期徘徊觀望並非全無道理。但在雙方經過曠日持久的鏊戰,均已消耗巨大實力,尤其是在一方已占先機的情況下,你這協力廠商還不出擊,還不對風雨飄搖的另一方施以援手,那就註定只會有一個結果:勝者經過消化,積聚了更強大的力量,再來為你送終。

和陳友諒一樣,張士誠的用人也很不得法。在事業剛剛有了一定基礎的時候,他就委政于其弟張士信,而這個弟弟又很不爭氣,進用的要麼是不知大計的迂闊書生,要麼是貪瀆之輩,史稱“士誠亡國,亡于其弟士信,又亡於聚斂臣”。

委政於他人後,張士誠自己則深居宮中享樂去了。

在這種局面下,張氏的將帥也上行下效,以富貴行樂為要務,一到打仗的時候,就推說有病,非厚賜官爵田宅不出兵。出兵是準備打仗的,而這些將官老爺,還把婢妾樂器都帶到了前線,戰鬥力如何還用得著問嗎?

在群雄逐鹿的關鍵時刻,張士誠“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就這樣“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朱元璋曾經分析過張士誠亡國的原因,感慨地說:“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瞞我。張九四(張士誠的小名)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此話頗有道理。

吳人懷念張士誠,實為隱形的反抗

毫無疑問,如果用爭天下的能力這個標杆來衡量,朱元璋無疑大大強于陳友諒和張士誠

然而這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評價優劣的是普通百姓,他們不懂套用高深的理論,只是完全以形而下的切身感受為依據,他們對元末的三個大玩家又會有何觀感?

陳友諒兇暴,姑且不論,這裡只說張士誠。

一個蘇州老婦懷念張士誠,雖然讓明太祖又驚又怒,但從史料上分析,這並非一時個案。

清人所著的《吳郡歲華紀麗》中,提到吳人於七月三十日“點地燈”的一種風俗,說這一天系張士誠的生日,“點地燈”實際上就是祭吊他的。

那麼吳人為什麼會懷念張士誠?

從史籍上看,張士誠在其轄區實行的是比較寬厚的政策。

首先從這一政策裡得到實惠的是文人。張士誠雖然是鹽販子出身,卻不知是真愛文人還是附庸風雅,對文人相當優容,投奔他的絕不會空手而歸。即使是拒絕與他合作的,如元末文豪楊維禎,不但不理其徵召,還寫信斥責他,張士誠也置之不問。

在元末亂世中,在文人眼裡,張士誠佔據的江浙地帶簡直就是可以讓他們末路狂歡的一處世外桃源

除了江南文士,其次得到實惠的當然是百姓。亂世之中人們要求極低,對張士誠治下的百姓來說,只要張士誠能夠保境安民,賦稅稍輕一點,簡直就是太平盛世。

而張士誠顯然是做到了這一點的。朱元璋的大軍猛攻蘇州,民風向來被指為柔弱的蘇州人,居然抵擋了近一年之久,當時,“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石包具”,向攻城者投擲,其中未必不能透露一點資訊。

吳人懷念張士誠,還是對明太祖高壓政策的一種隱性的反抗。

蘇州城破,朱元璋為了徹底動搖張士誠政權的統治根基,將大批富民強制性地遷移到外地,又對江浙地區實行一種歧視性的經濟和文化政策,綺麗的蘇州不可思議地走向了衰敗。

雖然歷史學家們聲稱明太祖的主要打擊對象是富人和豪強,但顯而易見,一個民生凋敝的城市,對任何一個階層而言都不可能是一塊樂土

洪武趕散圖·局部

吳中百姓在盤剝之下,紛紛逃離故園,明初著名詩人高啟在他的詩文中有很多觸目驚心的記載,有一首題為《江上見逃民家》的五絕是這麼寫的:

清時無虐政,何事竟拋家?

鄰叟收饑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煙不起,門掩日將斜。

四海今安在,歸來早種麻。

“林空煙不起,門掩日將斜”,這還是自南宋以後就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嗎?詩人首句“何事竟拋家”仿佛有些明知故問,而“清時無虐政”更是辛辣的諷刺!

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態下,吳人偶爾懷念一下那個窩囊的“敗寇”張士誠,難道不是一種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蘇州歸到了他的治下,今人會很輕鬆地說“推動了歷史前進”云云,但置身於歷史現場的蘇州百姓持何觀感?我們今天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對像那個老婦這樣的普通百姓的感受,也許不應再完全忽略了。

吳人懷念“敗寇”張士誠,還不能不讓我們慨歎一句:中國老百姓的願望真的是太容易滿足了啊。

張士誠的大軍浩浩蕩蕩開出了蘇州城,那絕對是一個足以改寫歷史的行動。這裡有一個高度相似的例證:民國時期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爆發中原大戰,雙方戰事膠著,決定歷史走向的卻是一直冷眼旁觀的協力廠商,即張學良的東北軍。

本來站在張士誠的角度,面對兩雄相爭,自己在初期徘徊觀望並非全無道理。但在雙方經過曠日持久的鏊戰,均已消耗巨大實力,尤其是在一方已占先機的情況下,你這協力廠商還不出擊,還不對風雨飄搖的另一方施以援手,那就註定只會有一個結果:勝者經過消化,積聚了更強大的力量,再來為你送終。

和陳友諒一樣,張士誠的用人也很不得法。在事業剛剛有了一定基礎的時候,他就委政于其弟張士信,而這個弟弟又很不爭氣,進用的要麼是不知大計的迂闊書生,要麼是貪瀆之輩,史稱“士誠亡國,亡于其弟士信,又亡於聚斂臣”。

委政於他人後,張士誠自己則深居宮中享樂去了。

在這種局面下,張氏的將帥也上行下效,以富貴行樂為要務,一到打仗的時候,就推說有病,非厚賜官爵田宅不出兵。出兵是準備打仗的,而這些將官老爺,還把婢妾樂器都帶到了前線,戰鬥力如何還用得著問嗎?

在群雄逐鹿的關鍵時刻,張士誠“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就這樣“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朱元璋曾經分析過張士誠亡國的原因,感慨地說:“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瞞我。張九四(張士誠的小名)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此話頗有道理。

吳人懷念張士誠,實為隱形的反抗

毫無疑問,如果用爭天下的能力這個標杆來衡量,朱元璋無疑大大強于陳友諒和張士誠

然而這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評價優劣的是普通百姓,他們不懂套用高深的理論,只是完全以形而下的切身感受為依據,他們對元末的三個大玩家又會有何觀感?

陳友諒兇暴,姑且不論,這裡只說張士誠。

一個蘇州老婦懷念張士誠,雖然讓明太祖又驚又怒,但從史料上分析,這並非一時個案。

清人所著的《吳郡歲華紀麗》中,提到吳人於七月三十日“點地燈”的一種風俗,說這一天系張士誠的生日,“點地燈”實際上就是祭吊他的。

那麼吳人為什麼會懷念張士誠?

從史籍上看,張士誠在其轄區實行的是比較寬厚的政策。

首先從這一政策裡得到實惠的是文人。張士誠雖然是鹽販子出身,卻不知是真愛文人還是附庸風雅,對文人相當優容,投奔他的絕不會空手而歸。即使是拒絕與他合作的,如元末文豪楊維禎,不但不理其徵召,還寫信斥責他,張士誠也置之不問。

在元末亂世中,在文人眼裡,張士誠佔據的江浙地帶簡直就是可以讓他們末路狂歡的一處世外桃源

除了江南文士,其次得到實惠的當然是百姓。亂世之中人們要求極低,對張士誠治下的百姓來說,只要張士誠能夠保境安民,賦稅稍輕一點,簡直就是太平盛世。

而張士誠顯然是做到了這一點的。朱元璋的大軍猛攻蘇州,民風向來被指為柔弱的蘇州人,居然抵擋了近一年之久,當時,“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石包具”,向攻城者投擲,其中未必不能透露一點資訊。

吳人懷念張士誠,還是對明太祖高壓政策的一種隱性的反抗。

蘇州城破,朱元璋為了徹底動搖張士誠政權的統治根基,將大批富民強制性地遷移到外地,又對江浙地區實行一種歧視性的經濟和文化政策,綺麗的蘇州不可思議地走向了衰敗。

雖然歷史學家們聲稱明太祖的主要打擊對象是富人和豪強,但顯而易見,一個民生凋敝的城市,對任何一個階層而言都不可能是一塊樂土

洪武趕散圖·局部

吳中百姓在盤剝之下,紛紛逃離故園,明初著名詩人高啟在他的詩文中有很多觸目驚心的記載,有一首題為《江上見逃民家》的五絕是這麼寫的:

清時無虐政,何事竟拋家?

鄰叟收饑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煙不起,門掩日將斜。

四海今安在,歸來早種麻。

“林空煙不起,門掩日將斜”,這還是自南宋以後就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嗎?詩人首句“何事竟拋家”仿佛有些明知故問,而“清時無虐政”更是辛辣的諷刺!

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態下,吳人偶爾懷念一下那個窩囊的“敗寇”張士誠,難道不是一種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蘇州歸到了他的治下,今人會很輕鬆地說“推動了歷史前進”云云,但置身於歷史現場的蘇州百姓持何觀感?我們今天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對像那個老婦這樣的普通百姓的感受,也許不應再完全忽略了。

吳人懷念“敗寇”張士誠,還不能不讓我們慨歎一句:中國老百姓的願望真的是太容易滿足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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