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見習記者 王嘉興
時間好像被打敗了。 這事兒不只發生在周仰的鏡頭裡。
8年前， 這位攝影師開始拍攝老年人的生活。 從英國倫敦到中國上海， 她留下了近千張照片。
她拍攝的老人， 年齡大多已經超過80歲， 白髮、皺紋和臉上的老年斑都在宣示時間的力量。 但是， 總有一些生活的片段裡， 時間是無效的。 尤其是照片裡的老人在水裡試驗自己設計製作的船模的時候；穿大紅色的時裝， 隨時準備跳上車參加演出的時候；以及每週末都穿上正裝， 和老伴到咖啡店約會的時候。
這些老人刷新了周仰對衰老的認知。
那時， 她眼裡的衰老， 基本意味告別青春、美貌、力量， 是“一切有價值事物的對立面”，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談到衰老， 她的腦海中只浮現出一部紀錄片裡的畫面， 一群老人紮堆兒坐在牆根， 為排遣寂寞而聊天， 看今天誰沒來， 猜測是不是沒了， “雖然說不上淒苦， 但也是很可怕的生活。 ”
“難道我老了， 也會過上這樣的生活嗎？”85後周仰不敢想像自己的老年生活。
外公外婆金婚的那年， 她計畫用照片記錄他們的生活。
但是當鏡頭對準更多的老人， 她發現告別還有不一樣的可能。
在英國讀書時， 她就看到， 有些老年人的生活和想像中不太一樣， 他們穿著時髦， 還會上街遊行， 參與政治生活， 在延遲退休年齡、養老等議題上發聲。
她決定拿起相機， 記錄下這些不一樣的生活。 周仰把其中一組照片取名為《如何變老》（How to grow old）。 她期待的老年生活應該像哲學家伯納德·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同名文章中所寫：“人最後就像小河進入大海一樣， 非常平靜， 沒有痛苦。 ”
她在倫敦一幢老年公寓（Sheltered Home）找到大部分拍攝物件。
在那裡， 她一不小心就會撲空。 她發現每一位老人的生活都排得滿滿當當， 有的經營著玩具店， 有的書架上貼滿了寫有待做事項的便簽條， 她必須提前約好拍攝和訪談的時間。
這些老人毫不忌諱地談論死亡。 周仰的鏡頭裡， 選擇和年輕人一起讀大學的76歲老人說， 年齡意味著智慧。 歲月讓她意識到真正重要的東西， 也讓她更能享受生活。 她看著身邊的年輕人為了文憑和工作讀書， 終日惶惶不安， 忽視了教育對人生的意義。
88歲仍在工作的精神科醫生， 把年齡看作自己最寶貴的東西。 她告訴周仰， 年齡讓她更容易獲得別人的信任， 人們普遍對年輕人有質疑， 更願意對老年人打開心扉。
這都是周仰過去從未想到的狀況，
拍攝過程中， 77歲的配音演員曹雷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 周仰足足等了半年才有機會去拍照。 40歲時得過癌症的曹雷無法理解很多人賺夠了錢早早退休的願望， 她覺得時間必須花在真正想做且有意義的事情上。
肖星偉幹了一輩子布料設計， 畫過無數花朵、梯田和拖拉機， 退休後， 他撿起了荒廢幾十年的油畫和國畫， “剩下的時間我要為自己而畫。 ”主持人曹景行62歲時從電視臺辭職， 決定做一個自由職業者，
上海交通大學老校友組織的同學會， 在場的老人都穿著優雅的正裝， 很多年近百歲。 他們自己用Photoshop軟體調整照片， 很多人都用上了智慧手機， 熟練地用社交軟體聯繫親人朋友。
周仰覺得， 過去媒體對老年群體的描述走向了兩個極端， 要麼是“貧困”“留守”的苦情報道， 要麼是七八十歲還在跑馬拉松、做極限運動的特例。 真正多數的、每天可能遇到的情況， 卻鮮少被呈現。 她不打算給出老年應該如何的結論， 而是給出各種可能性。
她拍過昆曲藝術家蔡正仁。 年近80歲的蔡正仁至今還活躍在一線， 很多老戲迷都只認他這個角兒。 周仰問他有沒有想過休息， 他直白地答道， “不唱了我怎麼辦， 兩腿一蹬天天躺著看天花板嗎？”他受不了那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畫家饒平如面對她的鏡頭一臉平靜。他早年參加過抗戰，見過太多戰場上的硝煙與殺戮，人到晚年，卻連《動物世界》裡的殘忍畫面都不敢看，只願意看看喜劇、相聲。但他為自己寫好了挽聯，也看了墓地，“（一個墓穴）兩個人的骨灰是裝不下的，等我去世之後，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一起，二分之一埋進去，二分之一往黃浦江一撒。”
更多時候，現實比鏡頭裡的生活要無奈得多。周仰的拍攝對象曹鵬精力充沛，還曾打著吊瓶指揮樂團，他卻找不到一個願意讓93歲的自己鍛煉的地方，許多健身房為了避免責任拒絕老年人入場。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為離休人士提供服務的游泳館，他卻被告知必須在子女陪同下游泳。
“年長已經不再是人們求之不得的幸運，儘管在過去，這意味著德高望重。”周仰說。她覺得現在年輕人自嘲“老了”和“枸杞”“保溫杯”，背後是對年齡的歧視，同時還擴散了對“老”的恐慌。
“衰老不僅是長出皺紋，越來越遲緩的身體反應和越吃越多的藥，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裡，父母從供給者變成依賴者。在社會中，他們離開工作崗位，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話語權。”
很多老人抱團對抗這種變化。周仰發現，早上是復興公園最熱鬧的時候。數十名老人組成“長壽合唱團”，每天10點相約在長亭邊合唱，風雨無阻。有人負責指揮，有人負責伴奏，有人負責抄譜，還有專業的指導，和普通合唱團沒什麼兩樣。兩邊的林蔭道有人打太極拳，有人跳交誼舞，不遠處的長椅上幾乎能找到每一種樂器。
一位老人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退休後，除了偶爾的同事、同學聚會，參加長壽合唱團是她僅有的社交活動。從她家到復興公園，單程需要一個半小時。她說自己對合唱沒有特別的愛好，但她這個年齡的人“沒什麼地方可去”。她最期待的，是每天合唱結束後和朋友逛超市，拉家常。
每當公園裡的聚會結束，老人們又要回歸家庭的生活，為兒女做家務，照顧孫輩的飲食起居。對他們來說，公園裡的時光是僅有的屬於自己的時間。
“沒有人教過我們該如何獨處。對很多人來說，脫離集體是一件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事情。”周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她覺得國內外老人差異很大，英國的老人生活相對獨立，會思考形而上的東西，國內的老人則喜歡群體生活，也更忙碌。“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西方比較講究個人主義，中國人講究集體。”
周仰的外婆從印染廠退休後，因為腿腳不便很少出門。外婆曾將年輕時做高級工藝美術師設計的花樣交給周仰，厚厚兩大本，每一頁都用硫酸紙小心保護。那時，外婆設計的很多圖樣獲得過全國大獎，產品遠銷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
但她晚年的全部生活，都局限在幾十平方米的家中。再後來，家人突然發現外婆的記性越來越差，她認不出子女，眼神越來越茫然，吃飯時忘記嘴裡已經嚼著一口飯，或者反復洗臉。
周仰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確診阿爾茨海默病，她的家庭也不知道處理病症的正確方式。因為“老年癡呆”的名稱，很多老人都拒絕到醫院就診。根據國際阿爾茨海默病研究會的統計，截止2015年，全球僅四分之一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被明確診斷。相當長的時間裡，周仰的母親都陷在無力感中，只能眼睜睜看著親人失去生活的能力。
“從科普到篩查、就診，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力量，不是任何家庭能夠完成的。”周仰說。她覺得，在對待衰老的問題上也是一樣，想要跨出自己小家庭的範圍、影響社會中更龐大的人群時，一切變得沒那麼簡單。
每次去看外婆，周仰都坐立不安，一到那兒，就希望探望已經結束。她總覺得，自己就像捧著鮮花去墓地一樣。
在周仰意識到外婆可能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後3年，外婆因肺部感染去世，起因是養老院空調溫度開得低，導致外婆感冒，而她早已失去表達冷熱的能力。重症監護室裡，外婆始終微皺著眉頭。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周仰覺得“解脫了”，對外婆對家庭都是。
老年人的聚會已經習慣了人來人往，不會因為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而改變。周仰在拍攝過程中去過一個坐滿老人的酒吧，這個開在豫園萬麗大酒店頂樓的酒吧每週日都會準時響起悠揚的樂聲，那些上海的“老克勒”們穿著小碎花襯衣，跟著現場爵士樂隊的伴奏起舞。
她希望，這個屬於老人的“桃花源”能夠開得更久一點。
畫家饒平如面對她的鏡頭一臉平靜。他早年參加過抗戰，見過太多戰場上的硝煙與殺戮，人到晚年，卻連《動物世界》裡的殘忍畫面都不敢看，只願意看看喜劇、相聲。但他為自己寫好了挽聯，也看了墓地，“（一個墓穴）兩個人的骨灰是裝不下的，等我去世之後，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一起，二分之一埋進去，二分之一往黃浦江一撒。”
更多時候，現實比鏡頭裡的生活要無奈得多。周仰的拍攝對象曹鵬精力充沛，還曾打著吊瓶指揮樂團，他卻找不到一個願意讓93歲的自己鍛煉的地方，許多健身房為了避免責任拒絕老年人入場。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為離休人士提供服務的游泳館，他卻被告知必須在子女陪同下游泳。
“年長已經不再是人們求之不得的幸運，儘管在過去，這意味著德高望重。”周仰說。她覺得現在年輕人自嘲“老了”和“枸杞”“保溫杯”，背後是對年齡的歧視，同時還擴散了對“老”的恐慌。
“衰老不僅是長出皺紋，越來越遲緩的身體反應和越吃越多的藥，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裡，父母從供給者變成依賴者。在社會中，他們離開工作崗位，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話語權。”
很多老人抱團對抗這種變化。周仰發現，早上是復興公園最熱鬧的時候。數十名老人組成“長壽合唱團”，每天10點相約在長亭邊合唱，風雨無阻。有人負責指揮，有人負責伴奏，有人負責抄譜，還有專業的指導，和普通合唱團沒什麼兩樣。兩邊的林蔭道有人打太極拳，有人跳交誼舞，不遠處的長椅上幾乎能找到每一種樂器。
一位老人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退休後，除了偶爾的同事、同學聚會，參加長壽合唱團是她僅有的社交活動。從她家到復興公園，單程需要一個半小時。她說自己對合唱沒有特別的愛好，但她這個年齡的人“沒什麼地方可去”。她最期待的，是每天合唱結束後和朋友逛超市，拉家常。
每當公園裡的聚會結束，老人們又要回歸家庭的生活，為兒女做家務，照顧孫輩的飲食起居。對他們來說，公園裡的時光是僅有的屬於自己的時間。
“沒有人教過我們該如何獨處。對很多人來說，脫離集體是一件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事情。”周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她覺得國內外老人差異很大，英國的老人生活相對獨立，會思考形而上的東西，國內的老人則喜歡群體生活，也更忙碌。“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西方比較講究個人主義，中國人講究集體。”
周仰的外婆從印染廠退休後，因為腿腳不便很少出門。外婆曾將年輕時做高級工藝美術師設計的花樣交給周仰，厚厚兩大本，每一頁都用硫酸紙小心保護。那時，外婆設計的很多圖樣獲得過全國大獎，產品遠銷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
但她晚年的全部生活，都局限在幾十平方米的家中。再後來，家人突然發現外婆的記性越來越差，她認不出子女，眼神越來越茫然，吃飯時忘記嘴裡已經嚼著一口飯，或者反復洗臉。
周仰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確診阿爾茨海默病，她的家庭也不知道處理病症的正確方式。因為“老年癡呆”的名稱，很多老人都拒絕到醫院就診。根據國際阿爾茨海默病研究會的統計，截止2015年，全球僅四分之一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被明確診斷。相當長的時間裡，周仰的母親都陷在無力感中，只能眼睜睜看著親人失去生活的能力。
“從科普到篩查、就診，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力量，不是任何家庭能夠完成的。”周仰說。她覺得，在對待衰老的問題上也是一樣，想要跨出自己小家庭的範圍、影響社會中更龐大的人群時，一切變得沒那麼簡單。
每次去看外婆，周仰都坐立不安，一到那兒，就希望探望已經結束。她總覺得，自己就像捧著鮮花去墓地一樣。
在周仰意識到外婆可能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後3年，外婆因肺部感染去世，起因是養老院空調溫度開得低，導致外婆感冒，而她早已失去表達冷熱的能力。重症監護室裡，外婆始終微皺著眉頭。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周仰覺得“解脫了”，對外婆對家庭都是。
老年人的聚會已經習慣了人來人往，不會因為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而改變。周仰在拍攝過程中去過一個坐滿老人的酒吧，這個開在豫園萬麗大酒店頂樓的酒吧每週日都會準時響起悠揚的樂聲，那些上海的“老克勒”們穿著小碎花襯衣，跟著現場爵士樂隊的伴奏起舞。
她希望，這個屬於老人的“桃花源”能夠開得更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