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監獄方面提供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玄增星
5月10日， 四川省崇州監獄的服刑人員陳家安吃過早飯， 沒有像往常一樣排在佇列中走向勞動車間， 而是留在了監舍。
這一天是陳家安離監探親開始的日子。 接下來的5天， 他將暫時告別漫長的監禁生活， 回到家庭和社會。
這已經是崇州監獄今年第三次開展離監探親工作， 往年通常只有一次。 在這之前的大背景是， 春節期間全國共有311所監獄批准999名服刑人員離監探親， 全國範圍內如此大規模的離監探親活動， 在司法行政系統還是第一次。
腳步聲越來越近，
“走吧。 ”監獄民警說。
8年來， 他第一次跨過監獄門口那道粗重的紅色警戒線， 向遠處的滾滾車流走近。
第一天：陌生的回家路
陳家安是在一間會議室見到父親和兩個妹妹的。
他們沒有擁抱， 也沒有哭。 以往大多數隔著玻璃的親情會見， 雙方總是哭的時間多， 說話時間少。 這一次， 坐在一旁的父親也沒怎麼說話， 只是不停地從紙袋裡拿出新買的衣服， 想讓兒子穿上。 那天崇州突然開始下雨， 天氣陰冷， 陳家安只穿著短袖的囚服。
過久的期待在這一刻相顧無言。 今年元旦獲批離監探親的崇州監獄服刑人員楊嚴記得， 見到家人時他激動得說不出話， 母親只是輕輕拍著他的手， “先不說，
陳家安向監獄作出一連串的保證， 包括每天早晚在固定時間給監獄打電話“報告活動情況”， 並跟父親一起在監督責任書上按下鮮紅的手印之後， 他才把新衣服的標籤扯掉， 從頭到腳換上。 他看上去高高瘦瘦， 如果紙袋裡裝的囚服和番號牌不被發現， 他看起來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
1994年頒佈實施的“監獄法”規定， 監獄可以根據情況准許離監探親。 按規定， 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不需要民警押送， 也無需穿囚服戴手銬， 依靠自覺主動返監。 為了降低脫逃等再犯罪的風險， 監獄將前期的篩查工作織得像蜘蛛網一樣細密。
在司法部2001年發佈的《罪犯離監探親和特許離監探親規定》中， 要求服刑人員必須同時具備執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寬管級處遇、服刑期間一貫表現良好、探親物件常住地在監獄所在的省（區、市）行政區域範圍內等4個條件。
全監共幾千多名服刑人員， 陳家安是獲准離監探親僅有的兩人之一， 也是2018年崇州監獄參與離監探親的第三十一人。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 在離監探親這一天， 他們急切地脫掉囚服， 暫時放下過往， 只想當一回兒子、丈夫、父親。
並不是所有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都有機會再次扮演這些平凡的角色。 王國濤的父親在他服刑期間去世， 他甚至沒能見到最後一面， 回家盡孝的方式只能是在墳前長跪不起。
回家的路是陌生的。 有人在監獄裡關了近10年， 經常把2015年說成2005年。 早些年家人需要坐長途大巴來接服刑人員， 如今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車， 土路也修成了高速路。 回家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陳家安始終挺著腰杆， 雙眼盯著窗外。 入獄那年他19歲， 喜歡穿皮鞋， 覺得像個大人。 8年後， 他腳上穿著嶄新的白色運動鞋， 妹妹說， 現在的年輕人都愛穿這種鞋。 楊嚴沒有再回到以前跟母親和姐姐租住的房間， 這幾年母親在外地打工， 自己攢錢買了一套有電梯的公寓。 王國濤的兒子長高了。 邱迪的父親坐在輪椅上被推出來， 矮小了許多。
對他們而言， 許多記憶都很難跟眼前的景象重合。 陳家安看到10年前在地震中被震垮的房屋，
圖片由監獄方面提供
第二天：被遺忘的罪惡
總有些地方是熟悉的。 這些年來， 陳家安的父親把家裡重新裝修了一遍， 添置了不少傢俱， 兒子的房間始終沒動。 回家第一天晚上， 陳家安幾乎沒怎麼睡， 他已經不習慣在黑暗中入睡了。
他想到晚上父親拉著他的手說：“你現在是個好人了。 ”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監區時， 獄內公示欄上印著監區服刑人員犯罪致死人數， 他入獄時， 曾讓這個數字上升了一位元。 現在， 這個數字是79。
陳家安的父親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經過， 只知道9年前一個冬天， 原本在家務農的他跟同村一個綽號叫建娃的朋友走了， 說要出去賺錢。 陳家安小學肄業，修過路、挖過礦，但幹的時間都不長。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說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點“麻煩”，就一起去“幫忙”。出發的時候3人各自在兜裡裝了一把小刀，當時他身邊的年輕人中許多都有這個習慣，也是一種“時尚”。
陳家安已經記不清打過誰、被誰打過，只記得那是一條幽深的巷子，天已經黑了，沒有路燈，兩旁是居民樓，隱約有做飯的香味。出事之後，陳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是幾天後在茶館被捕時才知道有人在那場打鬥中失去了生命，指認現場時，地上有一大灘血跡，那時才感覺到害怕。根據法院的判決書，行兇的是“彬娃”，而陳家安也參與了打鬥，被判13年。他被帶走時，桌上的茶還冒著熱氣。
那次“幫忙”持續時間不過十幾分鐘，他的人生卻從此被改變了。
王國濤也曾讓獄內公示欄上的數字上升一位元。起因同樣十分瑣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覺得鄰桌的聲音太大，兩桌人就借著酒勁打了起來，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離往往比被捕時來得更早。出事時王國濤的父親還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幾個月。邱迪在一次衝突中砸了對方的老虎機，並拿走了裡面的錢，被判搶劫罪。他曾經在外潛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幾年沒跟家人見面，手機號換了好幾個，出門會戴上一副沒有度數的眼鏡。同樣犯搶劫罪的楊嚴生活在單親家庭，在大街上見到父親他會裝作沒看見。陳家安離開家不久就換了手機號，因為“不想讓父親找到他”。
但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裡，家成了唯一的主題。監獄民警會不定期對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進行“視頻點名”，他們必須和家人同時出現在螢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記他們罪惡的地方，沒有人主動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親結束，陳家安的父親也沒有向兒子問起當晚的經過。楊嚴每次說起自己的愧疚，母親總會把話題岔開。張新然的哥哥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王國濤入獄的時候兒子還小，這些年他總是告訴兒子自己在監獄上班。
身體的記憶會不合時宜地提醒他們自己還是個服刑人員。儘管前一天熬了夜，陳家安早上還是不到6點就醒了。他習慣性地開始打掃家裡的衛生，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像在監獄整理內務一樣，直到母親奪下他手裡的掃帚。在家短短幾天，她只想讓兒子好好休息。陳家安幾年前患上了口腔潰瘍，嚴重的時候疼得吃不下飯，體重比8年前輕了很多。
這幾天，陳家安在大多數時候是個普通人，甚至帶有更多的善意。服務員端菜上桌他會說“謝謝”，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請別人先走。只是總有一些場合需要他的真實身份。縣城的醫生問：“怎麼拖了這麼久才來檢查？”他說：“在裡面待了幾年。”
“裡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種獲得普遍默認的暗號，對應的動詞是“進去”和“出來”。
“出來了嗎？”他的情況比較嚴重，醫生希望能進行長期治療。
“還要進去。”
第三天：十年巨變
陳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這一天，整個中國都在紀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親歷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陳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爺爺奶奶在地震中喪生，舊居如今已經只剩下一段殘垣。
那時他剛剛出去打工。家在汶川縣雁門鄉的高山上，只有懸崖邊的幾畝梯田，早年只能種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從國外引進的車厘子樹剛剛栽下，需要好幾年才能長成，家裡生計困難，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發生的時候，他還沒“進去”。可是災難的降臨不分內外，大地在同一時間開始搖晃，四川省內多所監獄跟不遠處的居民樓一起裂縫、垮塌，服刑人員們和普通人一樣，沖出房屋的時候來不及帶上任何東西。事實上，他們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私人物品。被關押在阿壩監獄的楊朝華當時因殺妻剛剛入監一個星期，地震的時候正在監舍學習行為規範。他右手有殘疾，原本對活著並不抱什麼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應還是：跑。
一棟樓裡幾百名服刑人員從各個樓層往下跑，跑過平時需要聽從指令才能越過的監舍、過道、大樓的一道道鐵門，一直跑到空地上。遠處依山而建的圍牆正在垮塌，但沒有人繼續往前跑，那塊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後很多人說，那一刻他們唯一想爭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運的是，四川省內靠近震中的幾所監獄都沒有出現人員傷亡。幾小時後，所有服刑人員已經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鋪和被褥也被搬下來，整齊地擺放在棚子底下。那塊空地就是他們的監舍，點名依然每隔一小時進行，睡覺、起床都有口哨作為提醒。對服刑人員來說，陽光和空氣既是自由，也是束縛。災難為他們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籠。
在當時，“牢籠”不只是存在於監獄裡。由於地震，災區的許多道路無法通車，通訊也已經中斷，許多還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趕回監獄，在路上穿過漆黑的隧道，睡過擁擠卻安靜的集裝箱。回家的路陳家安整整走了兩天兩夜。
對監獄來說，這座天然的牢籠並不可靠。幾天之後，受災最嚴重的阿壩監獄開始了對服刑人員的“千里大轉移”，把服刑人員分批次轉移到其他監獄。楊朝華是最後幾批被轉移的服刑人員之一，他記得天不亮就被帶上一輛大巴車，跟鄰座的服刑人員戴同一副手銬。兩側車窗都被報紙遮擋，他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往何處。從茂縣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經無法通行，只能繞路，平時幾個小時的車程走了整整一天。為了確保押解途中的絕對安全，服刑人員被規定中途不能下車，車上有一個移動馬桶，為了不上廁所，很多人一天都沒有喝水進食。直到將近淩晨，車子才駛進崇州監獄的大門。
陳家安的跋涉也終於到了終點。到家時，爺爺奶奶已經遇難，他和家人在廢墟中挖出了遺體。兩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風俗，他們在去世之前就準備好了一對木棺。被發現時，遺體和木棺一起被壓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特地開展了一次震後離監探親活動。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喪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終生殘疾。汶川博物館裡常年播放著地震一瞬間地動山搖的視頻資料，陳家安的妹妹看了幾秒就捂著嘴跑開，他在後面默默遞上紙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幾乎找不到一點往日的影子。經歷過地震和入獄的雙重災難，他對家鄉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從那年開始，四川監獄的離監探親工作開始制度化、常態化開展，並且走在了全國絕大多數監獄的前頭。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觀”，鼓勵監獄通過各種手段激勵服刑人員改造，各地再次大規模試點離監探親活動。10年來，每年崇州監獄都會在春節安排服刑人員離監探親。而從今年開始，頻率和人數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間接促使四川監獄加快了“從山區到城市、從田間井下到車間教室”的轉移速度。震後，崇州監獄已經從距離城區幾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轉移到了城區西郊，監區與居民區僅一牆之隔，幾百米外就是喧鬧的菜市。以前監舍的通鋪也改成了上下床，監區內有了電視、書架和心理諮詢室，以及規範化的小學課堂。
陳家安和楊朝華就是在監獄內獲得小學畢業證。楊朝華今年剛剛符合離監探親的全部條件，原本也申請了離監探親，可是因為剩餘刑期還有4年多，風險較高而未能獲准。
“盼了這麼久，還是沒盼到。”他所在的車間正在加工月餅禮盒，這讓他更加失落，因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餅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
“當前離監探親工作開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錯糾錯機制還不夠成熟，監獄民警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很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這也是很多監獄多年來沒有開展這個工作的原因。”儘管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脫逃等再犯罪的問題，但很多監獄還是不想“惹麻煩”。
地震之後，陳家安曾經“非常聽話”，在家裡老老實實種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後，真正的牢籠還是來了。
第四天：與家和解
今年的母親節是5月13日，陳家安在入獄前從來沒為母親慶祝過這個節日。這天他決定，自己去地裡採摘車厘子，讓父母在家休息。車厘子樹早已長得老高，並成為了汶川縣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也是家裡的重要收入來源。每年車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時候，陳家安覺得這是他目前唯一能幫家裡做的事情了。
家庭帶給他的並非像這短短幾天一樣，只有溫暖。父親從小對他很嚴厲，印象中從未表揚過他，也從未有過像樣的溝通。邱迪的父親因為他翹課，曾經把他捆起來送回學校。
楊嚴的父親曾經在打他時把衣架都拍斷了，下崗之後經常喝酒，有時會“發酒瘋”。他和姐姐從來都是匆匆把飯吃完，避免跟酒後的父親說話，“他都說一些很無聊的話題，比如讓我們以後去當工人”。他入獄之後，父親曾經寫信給他，責備他不聽話，還把自己曾經得過的“先進工人”榮譽證書複印給他看。楊嚴當場撕得粉碎，跟母親說不要讓父親繼續寫信了，“那麼多年都沒管過我，現在倒要管了”。
這次回家，嚴厲的父親們都老了。楊嚴的父親還住在離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裡，他和姐姐的房間一直沒動過，曾經玩過的沙袋和雙截棍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灰。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監獄裡獲得的所有榮譽證書都帶在身上，擺了滿滿一桌子。父親仔細端詳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說“好”。他下崗之後做了廚師，做好一桌飯菜總喜歡問孩子們“好不好吃”，也曾想聽到一聲“好”，但孩子們總是顯得很不耐煩。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話題跟以前一樣少，父親最終說帶他們出去散步，繞著新修的公園走了兩個小時。
邱迪已經聽不懂輪椅上中風的父親說的話，只能靠猜。張新然的母親在得肺癌之後還堅持去監獄看過他，走路都需要別人攙扶。他記得母親以前是個很講究的女性，喜歡淺色的旗袍，現在卻終日臥床，頭髮全白了。而王國濤永遠見不到父親了。在監獄裡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他在沒人的監舍跪著哭了一個多小時，面前擺了幾根香煙，權當祭奠。他曾經夢到過父親帶著笑容說“終於回來了”，卻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對服刑人員來說，“父親”這個身份很難有機會做得更好。王國濤的兒子不愛說話，跟他打電話的時候總是“問一句答一句，有時乾脆不應”。他把原本夾在駕駛證裡的兒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裡，時常想起從前開車的時候，兒子喜歡鑽在他握著方向盤的臂彎裡。作為父親，如今他只能從一張張照片中感受兒子的成長。這次回去，他特地帶兒子去當地的五星級酒店吃自助餐、泡溫泉、看電影，兒子只喜歡看喜劇片，生活給的悲傷已經夠多了。
張新然的女兒不願意讓父親拉自己的手。開家長會時，女兒每次都跟老師說“爸爸出差了”，她已經“快編不下去了”。
邱迪曾經有做父親的機會。當時他尚未入獄，女朋友已經懷孕5個月了，最後還是做了引產。“我知道自己總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沒有父親”。
楊嚴很討厭別人說自己像父親。儘管他們都有些急躁、固執，還都當過兵。他唯一一次記得來自父親的關懷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親說了什麼已經不記得，只記得自己一路都不停點頭，希望對話趕緊終止。相比關心，他更能記得父親的過錯。
這麼多年，他始終沒叫過父親。探親結束之前，在母親的勸說下，他勉強叫了一聲，心想“叫就叫吧”。他說自己出獄後有時間的話還會去看望父親，但“很可能沒時間”。
第五天：“自在”與自由
陳家安離監探親已經到了最後一天。監獄規定在下午4點半之前必須返監，否則以“脫逃”論處。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別並不憂傷，甚至有些輕快。他申請了假釋，如果獲准，他就隨時能跟家人重聚。
回監那一刻，陳家安覺得釋然。關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經跟社會脫節，走在外面總覺得惶惶不安。大多數人入獄的時候還沒有智慧手機和微信朋友圈，也沒有打車軟體。王國濤打車送兒子上學，下車前還在掏錢包，妻子悄悄跟他說“已經在手機上付過了”，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監獄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開始，卻也讓他們獲得了另一種自由，不用奮力追趕時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員已經習慣了監獄規律的生活。監獄裡每個人都是一串編號，任何行動也都有縝密的軌跡。陳家安能流暢地背誦整本《服刑人員行為規範手冊》，即便回到家裡，有人問起他的編號，他依然會不自覺地把右手撫上左胸，那是他的番號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監獄之後，他說：“出去不自在，回來才自在。”
監獄的生活也讓他們重新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瞭解世界。探親期間，邱迪特地去書店買了本《貨幣戰爭》，他在監獄曾經看過這個系列的其他分冊，很感興趣。入獄後，他突然發現以前自己過得渾渾噩噩，“金融危機來了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幾年他自學了素描，經常臨摹其他服刑人員的家人照片，畫完就送給對方，卻從沒畫過自己的家人，“覺得拿不出手”。陳家安喜歡打籃球，高瘦的他是前鋒。楊嚴每天勞動結束後都要在監區前的籃球場跑步1小時，讀書筆記做了十幾本，衣兜裡總是裝著一支筆，他說“想活的面積更寬廣一點”。
通常用不了太久，參與過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就能徹底跟家人團聚，最長的剩餘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太多“自在”的時間了。服刑人員之間有獨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見面先問一句：“你還有多久？”現在的楊嚴會不好意思地回答：“還有3個月。”他覺得自己刑期將滿對別人是一種傷害。他發現，通常關係好的服刑人員刑期都差不多，這樣更容易獲得心理平衡。
陳家安有時會想像自己出去以後的日子。母親已經親手繡了幾雙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櫃裡，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給他未來的孩子準備的，儘管他還是單身。在他老家，結婚生子依然是一種成熟的標誌。陳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沒有結婚，準備等他出獄再辦。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紹給他，還給他帶過照片，他欣喜地夾在幾十張家人的照片裡，時常翻看。只是對方沒等到他出獄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為“名聲已經不好了”。楊嚴的母親跟他聊起這些，他說，“現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時候”，“還是事業為先”。
陳家安原來想過出獄後放羊，因為“賺錢快”。現在只想先踏踏實實幫家裡種車厘子。楊嚴喜歡旅遊，出去後想先痛痛快快玩幾天，“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做了兩年老病殘監區的監護員，現在的邱迪覺得“生死有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長短，在乎品質。”他顯得坦然。
幾年前，楊嚴的姐姐幫他把QQ帳號昵稱改成了“倒計時”，簽名就是他剩餘的刑期，每年改一次。進入最後1年後，簽名變成了每個月改一次。現在停留在“3個月”。他自己在心裡把這個單位變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減去一位元數字。數字越變越小，他卻不敢再想了。因為“越想時間過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陳家安迷迷糊糊醒了過來，睜眼的時候以為自己還在家裡。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著那片黑夜，他突然覺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員為化名）
陳家安小學肄業，修過路、挖過礦，但幹的時間都不長。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說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點“麻煩”，就一起去“幫忙”。出發的時候3人各自在兜裡裝了一把小刀，當時他身邊的年輕人中許多都有這個習慣，也是一種“時尚”。陳家安已經記不清打過誰、被誰打過，只記得那是一條幽深的巷子，天已經黑了，沒有路燈，兩旁是居民樓，隱約有做飯的香味。出事之後，陳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是幾天後在茶館被捕時才知道有人在那場打鬥中失去了生命，指認現場時，地上有一大灘血跡，那時才感覺到害怕。根據法院的判決書，行兇的是“彬娃”，而陳家安也參與了打鬥，被判13年。他被帶走時，桌上的茶還冒著熱氣。
那次“幫忙”持續時間不過十幾分鐘，他的人生卻從此被改變了。
王國濤也曾讓獄內公示欄上的數字上升一位元。起因同樣十分瑣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覺得鄰桌的聲音太大，兩桌人就借著酒勁打了起來，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離往往比被捕時來得更早。出事時王國濤的父親還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幾個月。邱迪在一次衝突中砸了對方的老虎機，並拿走了裡面的錢，被判搶劫罪。他曾經在外潛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幾年沒跟家人見面，手機號換了好幾個，出門會戴上一副沒有度數的眼鏡。同樣犯搶劫罪的楊嚴生活在單親家庭，在大街上見到父親他會裝作沒看見。陳家安離開家不久就換了手機號，因為“不想讓父親找到他”。
但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裡，家成了唯一的主題。監獄民警會不定期對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進行“視頻點名”，他們必須和家人同時出現在螢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記他們罪惡的地方，沒有人主動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親結束，陳家安的父親也沒有向兒子問起當晚的經過。楊嚴每次說起自己的愧疚，母親總會把話題岔開。張新然的哥哥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王國濤入獄的時候兒子還小，這些年他總是告訴兒子自己在監獄上班。
身體的記憶會不合時宜地提醒他們自己還是個服刑人員。儘管前一天熬了夜，陳家安早上還是不到6點就醒了。他習慣性地開始打掃家裡的衛生，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像在監獄整理內務一樣，直到母親奪下他手裡的掃帚。在家短短幾天，她只想讓兒子好好休息。陳家安幾年前患上了口腔潰瘍，嚴重的時候疼得吃不下飯，體重比8年前輕了很多。
這幾天，陳家安在大多數時候是個普通人，甚至帶有更多的善意。服務員端菜上桌他會說“謝謝”，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請別人先走。只是總有一些場合需要他的真實身份。縣城的醫生問：“怎麼拖了這麼久才來檢查？”他說：“在裡面待了幾年。”
“裡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種獲得普遍默認的暗號，對應的動詞是“進去”和“出來”。
“出來了嗎？”他的情況比較嚴重，醫生希望能進行長期治療。
“還要進去。”
第三天：十年巨變
陳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這一天，整個中國都在紀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親歷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陳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爺爺奶奶在地震中喪生，舊居如今已經只剩下一段殘垣。
那時他剛剛出去打工。家在汶川縣雁門鄉的高山上，只有懸崖邊的幾畝梯田，早年只能種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從國外引進的車厘子樹剛剛栽下，需要好幾年才能長成，家裡生計困難，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發生的時候，他還沒“進去”。可是災難的降臨不分內外，大地在同一時間開始搖晃，四川省內多所監獄跟不遠處的居民樓一起裂縫、垮塌，服刑人員們和普通人一樣，沖出房屋的時候來不及帶上任何東西。事實上，他們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私人物品。被關押在阿壩監獄的楊朝華當時因殺妻剛剛入監一個星期，地震的時候正在監舍學習行為規範。他右手有殘疾，原本對活著並不抱什麼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應還是：跑。
一棟樓裡幾百名服刑人員從各個樓層往下跑，跑過平時需要聽從指令才能越過的監舍、過道、大樓的一道道鐵門，一直跑到空地上。遠處依山而建的圍牆正在垮塌，但沒有人繼續往前跑，那塊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後很多人說，那一刻他們唯一想爭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運的是，四川省內靠近震中的幾所監獄都沒有出現人員傷亡。幾小時後，所有服刑人員已經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鋪和被褥也被搬下來，整齊地擺放在棚子底下。那塊空地就是他們的監舍，點名依然每隔一小時進行，睡覺、起床都有口哨作為提醒。對服刑人員來說，陽光和空氣既是自由，也是束縛。災難為他們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籠。
在當時，“牢籠”不只是存在於監獄裡。由於地震，災區的許多道路無法通車，通訊也已經中斷，許多還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趕回監獄，在路上穿過漆黑的隧道，睡過擁擠卻安靜的集裝箱。回家的路陳家安整整走了兩天兩夜。
對監獄來說，這座天然的牢籠並不可靠。幾天之後，受災最嚴重的阿壩監獄開始了對服刑人員的“千里大轉移”，把服刑人員分批次轉移到其他監獄。楊朝華是最後幾批被轉移的服刑人員之一，他記得天不亮就被帶上一輛大巴車，跟鄰座的服刑人員戴同一副手銬。兩側車窗都被報紙遮擋，他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往何處。從茂縣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經無法通行，只能繞路，平時幾個小時的車程走了整整一天。為了確保押解途中的絕對安全，服刑人員被規定中途不能下車，車上有一個移動馬桶，為了不上廁所，很多人一天都沒有喝水進食。直到將近淩晨，車子才駛進崇州監獄的大門。
陳家安的跋涉也終於到了終點。到家時，爺爺奶奶已經遇難，他和家人在廢墟中挖出了遺體。兩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風俗，他們在去世之前就準備好了一對木棺。被發現時，遺體和木棺一起被壓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特地開展了一次震後離監探親活動。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喪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終生殘疾。汶川博物館裡常年播放著地震一瞬間地動山搖的視頻資料，陳家安的妹妹看了幾秒就捂著嘴跑開，他在後面默默遞上紙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幾乎找不到一點往日的影子。經歷過地震和入獄的雙重災難，他對家鄉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從那年開始，四川監獄的離監探親工作開始制度化、常態化開展，並且走在了全國絕大多數監獄的前頭。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觀”，鼓勵監獄通過各種手段激勵服刑人員改造，各地再次大規模試點離監探親活動。10年來，每年崇州監獄都會在春節安排服刑人員離監探親。而從今年開始，頻率和人數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間接促使四川監獄加快了“從山區到城市、從田間井下到車間教室”的轉移速度。震後，崇州監獄已經從距離城區幾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轉移到了城區西郊，監區與居民區僅一牆之隔，幾百米外就是喧鬧的菜市。以前監舍的通鋪也改成了上下床，監區內有了電視、書架和心理諮詢室，以及規範化的小學課堂。
陳家安和楊朝華就是在監獄內獲得小學畢業證。楊朝華今年剛剛符合離監探親的全部條件，原本也申請了離監探親，可是因為剩餘刑期還有4年多，風險較高而未能獲准。
“盼了這麼久，還是沒盼到。”他所在的車間正在加工月餅禮盒，這讓他更加失落，因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餅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
“當前離監探親工作開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錯糾錯機制還不夠成熟，監獄民警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很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這也是很多監獄多年來沒有開展這個工作的原因。”儘管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脫逃等再犯罪的問題，但很多監獄還是不想“惹麻煩”。
地震之後，陳家安曾經“非常聽話”，在家裡老老實實種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後，真正的牢籠還是來了。
第四天：與家和解
今年的母親節是5月13日，陳家安在入獄前從來沒為母親慶祝過這個節日。這天他決定，自己去地裡採摘車厘子，讓父母在家休息。車厘子樹早已長得老高，並成為了汶川縣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也是家裡的重要收入來源。每年車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時候，陳家安覺得這是他目前唯一能幫家裡做的事情了。
家庭帶給他的並非像這短短幾天一樣，只有溫暖。父親從小對他很嚴厲，印象中從未表揚過他，也從未有過像樣的溝通。邱迪的父親因為他翹課，曾經把他捆起來送回學校。
楊嚴的父親曾經在打他時把衣架都拍斷了，下崗之後經常喝酒，有時會“發酒瘋”。他和姐姐從來都是匆匆把飯吃完，避免跟酒後的父親說話，“他都說一些很無聊的話題，比如讓我們以後去當工人”。他入獄之後，父親曾經寫信給他，責備他不聽話，還把自己曾經得過的“先進工人”榮譽證書複印給他看。楊嚴當場撕得粉碎，跟母親說不要讓父親繼續寫信了，“那麼多年都沒管過我，現在倒要管了”。
這次回家，嚴厲的父親們都老了。楊嚴的父親還住在離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裡，他和姐姐的房間一直沒動過，曾經玩過的沙袋和雙截棍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灰。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監獄裡獲得的所有榮譽證書都帶在身上，擺了滿滿一桌子。父親仔細端詳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說“好”。他下崗之後做了廚師，做好一桌飯菜總喜歡問孩子們“好不好吃”，也曾想聽到一聲“好”，但孩子們總是顯得很不耐煩。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話題跟以前一樣少，父親最終說帶他們出去散步，繞著新修的公園走了兩個小時。
邱迪已經聽不懂輪椅上中風的父親說的話，只能靠猜。張新然的母親在得肺癌之後還堅持去監獄看過他，走路都需要別人攙扶。他記得母親以前是個很講究的女性，喜歡淺色的旗袍，現在卻終日臥床，頭髮全白了。而王國濤永遠見不到父親了。在監獄裡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他在沒人的監舍跪著哭了一個多小時，面前擺了幾根香煙，權當祭奠。他曾經夢到過父親帶著笑容說“終於回來了”，卻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對服刑人員來說，“父親”這個身份很難有機會做得更好。王國濤的兒子不愛說話，跟他打電話的時候總是“問一句答一句，有時乾脆不應”。他把原本夾在駕駛證裡的兒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裡，時常想起從前開車的時候，兒子喜歡鑽在他握著方向盤的臂彎裡。作為父親，如今他只能從一張張照片中感受兒子的成長。這次回去，他特地帶兒子去當地的五星級酒店吃自助餐、泡溫泉、看電影，兒子只喜歡看喜劇片，生活給的悲傷已經夠多了。
張新然的女兒不願意讓父親拉自己的手。開家長會時，女兒每次都跟老師說“爸爸出差了”，她已經“快編不下去了”。
邱迪曾經有做父親的機會。當時他尚未入獄，女朋友已經懷孕5個月了，最後還是做了引產。“我知道自己總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沒有父親”。
楊嚴很討厭別人說自己像父親。儘管他們都有些急躁、固執，還都當過兵。他唯一一次記得來自父親的關懷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親說了什麼已經不記得，只記得自己一路都不停點頭，希望對話趕緊終止。相比關心，他更能記得父親的過錯。
這麼多年，他始終沒叫過父親。探親結束之前，在母親的勸說下，他勉強叫了一聲，心想“叫就叫吧”。他說自己出獄後有時間的話還會去看望父親，但“很可能沒時間”。
第五天：“自在”與自由
陳家安離監探親已經到了最後一天。監獄規定在下午4點半之前必須返監，否則以“脫逃”論處。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別並不憂傷，甚至有些輕快。他申請了假釋，如果獲准，他就隨時能跟家人重聚。
回監那一刻，陳家安覺得釋然。關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經跟社會脫節，走在外面總覺得惶惶不安。大多數人入獄的時候還沒有智慧手機和微信朋友圈，也沒有打車軟體。王國濤打車送兒子上學，下車前還在掏錢包，妻子悄悄跟他說“已經在手機上付過了”，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監獄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開始，卻也讓他們獲得了另一種自由，不用奮力追趕時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員已經習慣了監獄規律的生活。監獄裡每個人都是一串編號，任何行動也都有縝密的軌跡。陳家安能流暢地背誦整本《服刑人員行為規範手冊》，即便回到家裡，有人問起他的編號，他依然會不自覺地把右手撫上左胸，那是他的番號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監獄之後，他說：“出去不自在，回來才自在。”
監獄的生活也讓他們重新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瞭解世界。探親期間，邱迪特地去書店買了本《貨幣戰爭》，他在監獄曾經看過這個系列的其他分冊，很感興趣。入獄後，他突然發現以前自己過得渾渾噩噩，“金融危機來了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幾年他自學了素描，經常臨摹其他服刑人員的家人照片，畫完就送給對方，卻從沒畫過自己的家人，“覺得拿不出手”。陳家安喜歡打籃球，高瘦的他是前鋒。楊嚴每天勞動結束後都要在監區前的籃球場跑步1小時，讀書筆記做了十幾本，衣兜裡總是裝著一支筆，他說“想活的面積更寬廣一點”。
通常用不了太久，參與過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就能徹底跟家人團聚，最長的剩餘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太多“自在”的時間了。服刑人員之間有獨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見面先問一句：“你還有多久？”現在的楊嚴會不好意思地回答：“還有3個月。”他覺得自己刑期將滿對別人是一種傷害。他發現，通常關係好的服刑人員刑期都差不多，這樣更容易獲得心理平衡。
陳家安有時會想像自己出去以後的日子。母親已經親手繡了幾雙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櫃裡，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給他未來的孩子準備的，儘管他還是單身。在他老家，結婚生子依然是一種成熟的標誌。陳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沒有結婚，準備等他出獄再辦。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紹給他，還給他帶過照片，他欣喜地夾在幾十張家人的照片裡，時常翻看。只是對方沒等到他出獄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為“名聲已經不好了”。楊嚴的母親跟他聊起這些，他說，“現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時候”，“還是事業為先”。
陳家安原來想過出獄後放羊，因為“賺錢快”。現在只想先踏踏實實幫家裡種車厘子。楊嚴喜歡旅遊，出去後想先痛痛快快玩幾天，“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做了兩年老病殘監區的監護員，現在的邱迪覺得“生死有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長短，在乎品質。”他顯得坦然。
幾年前，楊嚴的姐姐幫他把QQ帳號昵稱改成了“倒計時”，簽名就是他剩餘的刑期，每年改一次。進入最後1年後，簽名變成了每個月改一次。現在停留在“3個月”。他自己在心裡把這個單位變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減去一位元數字。數字越變越小，他卻不敢再想了。因為“越想時間過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陳家安迷迷糊糊醒了過來，睜眼的時候以為自己還在家裡。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著那片黑夜，他突然覺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