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7月10日起， 在伊朗31個省份開展強制性頭巾周， 規定伊朗婦女強制必須佩帶頭巾。
據ISNA新聞社報道， 巴斯基婦女協會會長Minoo Aslani7月8日宣布， “貞操和頭巾”管理部門（Setad-e Hijab-o Efaf）已成立， 在31個伊朗省份開展宣傳活動， 對伊朗婦女的著裝實施進一步控制， 并強迫她們遵守著裝規定。
伊斯蘭世界女性佩戴頭巾的問題一直引起廣泛的爭論。 西方社會普遍認為頭巾是伊斯蘭世界守舊、落后的象征， 并倡導摘掉頭巾， 甚至像法國就有禁止在公眾場合佩戴頭巾的規定。
來源：hlskc.com
在伊斯蘭世界內部， 不同國家對于婦女佩戴頭巾的問題亦持不同態度。
一、頭巾：伊斯蘭共和國女性的“代名詞”
說到伊朗， 很多人對伊朗的直觀印象除了地毯、藏紅花這些特產之外， 伊朗女性們包裹著頭巾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當代伊朗社會的代名詞。 而頭巾之下潛藏著的則是人們對伊朗的普遍認知， 即：保守、落后和對自由的限制。
可以說， 一定程度上， 頭巾已然成為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女性的“代名詞”，
回顧伊朗歷史可以發現， 每個時期對于女性服裝的要求都各不相同。 愷加王朝末期， 受西方社會風氣的影響， 傳統的伊朗服飾受到了一定的沖擊。 傳統女性佩戴面紗、身著黑袍的裝束開始在伊朗上流社會受到質疑和挑戰， 并由此引發了關于伊朗女性服飾問題的爭議。
巴列維王朝時期， 由于奉行世俗化政策， 官方開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 摘掉面紗的女性身著各式新潮摩登的服飾， 成為巴列維時代伊朗經濟現代化與開明君主制的象征。
巴列維王朝時期的伊朗女性， 來源：parstimes.com
自伊斯蘭革命以來， 伊朗建立起了伊斯蘭共和制度， 伊斯蘭教法成為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尤其在共和國建立之初， 官方對女性衣著服裝等方面有著嚴格的要求。 在當下的伊朗社會， 政府雖然對婦女佩戴頭巾等衣著問題仍作要求， 但可以看到政府對于女性服飾的要求有放松的趨勢。 伊朗的女性也通過佩戴色彩各異、具有豐富設計感的頭巾尋求自我時尚。
二、關注頭巾：一場對女性自由的討論
穆斯林女性佩戴頭巾的問題一直受到廣泛關注。
西方社會認為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才是眾多穆斯林女性獲得解放與自由的根本出路。 例如赫西·阿里曾在《泰晤士報》撰文《穆斯林婦女是變革的關鍵》， 她認為：“只有脫離了認為從屬才是正當的宗教信仰準則， 接受現在所處文化的自由準則， 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婦女才能真正獲益。 ”
但對于西方社會要求穆斯林女性通過摘掉頭巾等方式獲得所謂“自由”與“解放”的做法，
在伊朗國內， 對于女性是否佩戴頭巾的問題也有分歧。 傳統保守派認為佩戴頭巾是伊斯蘭教法中的規定， 應嚴格遵守。 但現在更多人呼吁， 伊朗女性應有更為自由的著裝權利。 伊朗現任總統魯哈尼亦曾表示希望伊朗女性著裝更加自由。
來源：hlskc.com
而在伊朗女性當中， 對于是否應該佩戴頭巾亦有不同認識。 相對“保守”的女性認為佩戴頭巾是符合宗教習俗的生活方式。 而一些“前衛”伊朗女性在追求自身形象美的情況下，更希望能在美與傳統中獲得平衡。獲得著裝自由、甚至號召摘掉頭巾的呼聲日益增多。
三、頭巾背后：作為政治符號的行為邏輯
回顧伊朗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在巴列維王朝時期，還是在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伊朗女性從未獲得自主決定服飾的權利。而頭巾作為伊朗不同時期社會變革的標志，亦不再單純被視作服飾，更被看作是一種政治符號。
巴列維時期的“摘掉頭巾”，是以世俗化為標志的巴列維王朝的政治符號，是與以宗教習俗為標志的傳統生活割裂的表現，顯示出伊朗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決心。
在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伊朗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立國、政教合一，社會各方面的宗教化成為反巴列維時代與當下宗教階層統治的體現。因此佩戴頭巾亦成為伊斯蘭共和國時期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表達。
頭巾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符號，來源：thedailybeast.com
在伊朗人民要求女性著裝自由、甚至要求摘掉頭巾的呼聲中，隱藏著這樣一條政治邏輯：頭巾因其所具有的伊斯蘭文化特質，在當下政教合一的政治環境中被賦予了作為政治符號的特定內涵。
伊朗女性要求摘掉頭巾的呼聲，表面上是為了爭取著裝自由，實質上體現了對當下不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反抗。因而在伊朗，“摘掉頭巾”的背后，隱藏著反體制性運動的行為邏輯。
從巴列維時代到伊斯蘭共和國時代，伊朗經歷了兩次“摘掉頭巾”運動，但這兩次“摘掉頭巾”卻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行為。巴列維時代的摘掉頭巾，源于國家對社會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發起的社會革命。
自2018年7月10日起，伊朗31個省份開展強制面紗周。來源：ncr-iran.org
伊斯蘭共和國時期，民眾對摘掉頭巾的呼聲則顯示出源于大眾的政治改革訴求。在這一歷史運動中，頭巾作為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的物質存在，隱含著作為政治符號的行為邏輯。
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以來，我們看到伊朗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取得長足進步。民眾主權的政治原則、公共權力的制衡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已然成為伊朗現代政治體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政治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逐步建立，并成為了伊朗人民表達政治訴求的重要渠道。但我們也看到伊斯蘭共和制度仍具有諸多需要調適的方面，伊朗的“服飾自由運動”也將與政治改革進程相伴而行。
今日主筆 \潘萌
而一些“前衛”伊朗女性在追求自身形象美的情況下，更希望能在美與傳統中獲得平衡。獲得著裝自由、甚至號召摘掉頭巾的呼聲日益增多。三、頭巾背后：作為政治符號的行為邏輯
回顧伊朗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在巴列維王朝時期，還是在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伊朗女性從未獲得自主決定服飾的權利。而頭巾作為伊朗不同時期社會變革的標志，亦不再單純被視作服飾，更被看作是一種政治符號。
巴列維時期的“摘掉頭巾”，是以世俗化為標志的巴列維王朝的政治符號，是與以宗教習俗為標志的傳統生活割裂的表現，顯示出伊朗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決心。
在伊斯蘭共和國時期，伊朗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立國、政教合一，社會各方面的宗教化成為反巴列維時代與當下宗教階層統治的體現。因此佩戴頭巾亦成為伊斯蘭共和國時期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表達。
頭巾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符號，來源：thedailybeast.com
在伊朗人民要求女性著裝自由、甚至要求摘掉頭巾的呼聲中，隱藏著這樣一條政治邏輯：頭巾因其所具有的伊斯蘭文化特質，在當下政教合一的政治環境中被賦予了作為政治符號的特定內涵。
伊朗女性要求摘掉頭巾的呼聲，表面上是為了爭取著裝自由，實質上體現了對當下不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反抗。因而在伊朗，“摘掉頭巾”的背后，隱藏著反體制性運動的行為邏輯。
從巴列維時代到伊斯蘭共和國時代，伊朗經歷了兩次“摘掉頭巾”運動，但這兩次“摘掉頭巾”卻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行為。巴列維時代的摘掉頭巾，源于國家對社會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發起的社會革命。
自2018年7月10日起，伊朗31個省份開展強制面紗周。來源：ncr-iran.org
伊斯蘭共和國時期，民眾對摘掉頭巾的呼聲則顯示出源于大眾的政治改革訴求。在這一歷史運動中，頭巾作為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的物質存在，隱含著作為政治符號的行為邏輯。
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以來，我們看到伊朗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取得長足進步。民眾主權的政治原則、公共權力的制衡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已然成為伊朗現代政治體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政治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逐步建立，并成為了伊朗人民表達政治訴求的重要渠道。但我們也看到伊斯蘭共和制度仍具有諸多需要調適的方面，伊朗的“服飾自由運動”也將與政治改革進程相伴而行。
今日主筆 \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