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王維曾用一首極富感染力的詩歌描繪了四海入貢大唐朝的盛況：“九天閶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確實， 唐朝是朝貢體制的鼎盛期， 宋人修《新唐書》， 也忍不住贊嘆道：“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 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 無不州縣， 遂尊天子曰‘天可汗’。 三王以來， 未有以過之。 至荒區君長， 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 隨輒夷縛。 故蠻琛夷寶， 踵相逮于廷。 ”
有一位宋朝詩人則寫過一首描繪宋朝海外貿易盛況的詩歌：“蒼官影里三洲路， 漲海聲中萬國商。 ”不妨將這首詩與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對讀。
朝貢貿易與互市， 是中原王朝與境外諸蕃發生經貿往來的兩大制度框架。 這兩個貿易框架并行不悖。
朝貢貿易起于先秦， 唐朝時達至鼎盛狀態；互市興于漢， “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 而互市之制行焉”， 鼎盛期則是宋代。 宋王朝跟海外諸蕃國的貿易關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輕朝貢而重互市。 “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可能足以宋人由衷贊嘆， 但宋朝君臣卻未必愿意追求這樣的朝貢盛況。
可能許多人會以為， 宋朝國力衰微， 根本就沒幾個入貢的藩屬國吧， 所以才會“輕朝貢而重互市”。
宋王朝對朝貢是有意地加以抑制的。 大中祥符九年（1016）， 宋真宗采納廣州官員的建議， 下詔限制各國朝貢使團的規模：“每國使、副、判官各一人， 其防援官， 大食（阿拉伯帝國）、注輦（印度半島古國）、三佛齊（蘇門答臘）、闍婆（爪哇）等國， 勿過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國）、丹流眉（馬來半島古國）、渤尼（文萊）、古邏（奎隆）、摩迦（麥加）等國，
建炎四年（1130）， 安南入貢， 宋高宗指示廣西經略安撫司：“免使人到闕， 所進方物， 除華靡之物更不受， 余令界首交割， 差人押赴行在。 回賜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于應管錢內取撥， 依自來體例計價， 優與回賜。 ” 婉拒貢使入行在， 并謝絕接收一部分貢品， 貢品與回賜只是邊境交割。
紹興三十二年（1162）， 孝宗繼位， 旋即下詔：“比年以來， 累有外國入貢， 太上皇帝沖謙弗受， 況朕涼菲， 又何以堪。 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 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 毋得以聞。 ” 干脆婉拒入貢。
淳熙三年（1176）， 廣西經略司奏， 因朝廷賜給安南國王牌印， 安南已準備好“進謝章表、方物綱運， 欲依例差人管押赴行在投進”， 但孝宗說， “入貢之物， 以十分為率， 止受一分， 就界首交割， 優與回賜” 。
為什么宋王朝要抑制朝貢貿易的規模？自然是基于經濟上的務實考慮。 四海入貢固然很風光， 很有面子， 但從經濟的角度看， 是非常不劃算的：不但要“優與回賜”， 而且， 貢使進入境后的食宿、路費都例由朝廷負責， 貢品還不能收稅。 宋人坦率地說， 蕃國入貢， “朝廷無絲毫之益， 而遠人獲不貲之財”， 得不償失。
在抑貢的同時， 宋王朝對互市框架下的貿易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熱情。 宋代有兩條法律， 我們放到一起來看， 便會發現宋政府對于朝貢與互市態度的反差之大：一則法律說， “海舶擅載外國入貢者， 徒二年， 財物沒官” ， 嚴厲禁止出海的宋朝海商搭載外國入貢者來華；另一則法律說，
宋代的港口對來華貿易的蕃商敞開懷抱， 政府也鼓勵沿海的華商出海貿易。 大宋的任何海商， 只要到宋政府設于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領取“公憑”（外貿許可證）， 便可販運商貨出海， 將他們的商船駛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 甚至地中海。 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對海外蕃商敞開門戶， 歡迎蕃商來華貿易。 蕃商的在華利益與權利受到宋政府的保護。 “蒼官影里三洲路， 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市舶盛況， 就是這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