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攝影367】父親的往事

綽號“王翻譯官”實為雅號

我的父親王玉發, 1962年6月至1975年12月在解放軍總後勤部201部隊司令部軍務處任副處長、處長。 曾于1955年被授大尉軍銜, 1959年在後勤學院時升為少校軍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有部家喻戶曉的電影《小兵張嘎》, 裡面有個王翻譯官的角色(演員王澍老師, 俄語翻譯, 1928年生, 哈爾濱人), 我父親年齡僅大這個“王翻譯官”兩歲, 相貌酷似, 都懂俄語, 又都姓王, 都是哈爾濱人。 其實201大院裡的多數人不知道這些, 只是憑相貌就送給他這個綽號“王翻譯官”, 細究起來還真有點靠譜, 他本人對這個綽號理解為是個雅號,也就樂觀的接受了!


“士人領山農”之讀書歷程

我曾對父親開玩笑調侃:你讀了那麼多年的書, 怎麼字寫的這麼差?他笑答:你知道什麼?我以前日文寫多了, 把漢字寫亂了!是的, 父親在他那一代人軍人裡邊, 算是讀書較多的“文化人”, 他讀書的學歷主要有三段:

一是1941年到1944年, 在(東北)偽滿洲國松江省國立高級師道學校讀書(國立高師, 相當於今天的師範大學);1944年底到1945年初, 在偽滿洲國葦河縣(現尚志市)國立小學做教師, 1945年3月被日本人校長開除, 隨即在當地參加抗日活動, 走上革命道路;

二是1946年11月到1947年秋, 在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外國語學校專修俄語(校址在哈爾濱後轉到佳木斯);

三是1958年到1961年3月,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油料系讀書(北京)。

主要學習經歷還有1956年抽調到國防部和總參、軍事科學院聯合小組, 參與起草1957年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條例的工作(參與內務條例的執筆起草)。


家境殷實 勵心求學

我的父親1926年秋出生在黑龍江一個偏僻的農村小鎮, 是三代單傳的獨子。 我的祖父在當地是頗有名氣的木匠, 再追根溯源到上幾代, 1840年前後, 祖先是由山東蓬萊闖關東來到東北黑龍江地域的開荒者。 俗話說, 勞者為工, 藝者為匠, 祖父的手藝當時已達到了雕龍刻鳳、爐火純青的匠藝水準, 還帶了十幾個徒弟, 掙了錢就置辦房產,

偽滿洲國後期, 已經有三十幾間房和一些土地。 當時剛好碰巧, 房照(房地產證)還未到手, 東北就解放了, 偽滿洲國垮臺, 中共東北局發動農民開展鬥地主、鎮壓反革命運動, 當時也出現了鎮反運動擴大化的傾向,實際就是要農民起來革地主富農和有錢人的命, 當地俗稱為“刮大風”。 我祖父由於鄉里人緣較好, 靠勞動致富, 沒有剝削過農民, 加之兒子在東北民主聯軍, 所以沒有被列為革命物件, 但房產土地被一併沒收, 僅定為“富裕中農”成分。

父親從小家境小康殷實, 聰明好學, 雖說是獨子, 祖父還是把他送到城市去讀書, 可見我的祖父是個有遠見的人。 父親讀的書多, 留下筆記和日記總共有百餘個裝訂本,

後來由於我幾次遠端搬遷遺失, 現僅存幾本, 這也是我們做子女的一個遺憾!


反抗日滿奴化 參加民主聯軍

父親在世的時候, 我沒有與他更深入的交流, 瞭解他的戰鬥經歷, 只是零零星星聽他講了一些逸聞往事:

1945年初, 他在偽滿洲國松江省國立高級師道學校畢業後, 找到一個在葦河縣(現尚志縣)國立小學做教師的職業,當是日本對偽滿國民(中國東三省人)實行奴化教育,校長是中國人,是個傀儡,副校長是日本人,掌管學校權力,他要求老師和學生要講日語,每天早晨列隊升日本國旗和滿洲旗,我父親做為教師站在學生的前面,東北的冬天很冷,把手插在外衣的口袋裡(兜),被日本校長訓斥為對膏藥旗不敬,問他:“你升旗不立正,帶領學生把手插在口袋裡,怎麼辦”?父親頂撞說:“如果不准插兜,衣服兜要來做什麼?”就此發生口角,被日本人開除,還差一點兒被抓去員警署,就此,當地的一些抗日組織引導他參加了抗日活動,後轉為東北民主聯軍。其實,他這個早期受到日滿奴化教育的學生、教員,後而轉投抗日活動,參加東北民主聯軍,都是由於遇到了一個年齡大他十幾歲的同事,當時是外語教師、地下黨員張世黎的啟蒙和引導。張世黎,陝西人,列寧選集編譯者之一,解放後一直從事教學,曾在西安外語學院任職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父親曾專程到西安去拜訪老教授,老教授也曾應邀到九江廬山來我家做客。

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攻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蘇軍的攻勢如摧枯拉朽之勢,僅十餘天關東軍就投降了,俘虜日軍59.4萬人,還有大批的日偽家屬和日本僑民(日本開拓團)。我父親由於語言交流方便,參與拘押、管理這些日本人的善後處理工作。當時日本人拿出黃金、珠寶企圖賄賂聯軍戰士,戰士們很守紀律,很少有違紀現象,當時形勢混亂且很複雜,也發生過日本家屬逃避躲身農民家裡,被農民收為老婆的事情。

“文明胡”的趣事

1946年11月,延安外國語學校(其前身是1941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俄文隊)在東北複校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設外國語學校,留學蘇聯回來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劉亞樓兼任校長,盧競如任副校長兼教育長,校址先在哈爾濱,後來轉到佳木斯,又差一點兒轉去蘇聯,辦學條件越來越艱苦。

我父親是這所學校首批學員,他的同學有很多中共高層子女:包括革命先烈鄒韜奮之子鄒家華、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葉楚梅、葉挺將軍之子葉正大、中共情報專家閻寶航之子閻明複等,這些人雖然是同學,在當時也存在特權,吃飯的時候,這些特殊學員單獨小灶,多時有肉,伙食要好很多,而我父親這些普通學員,就是高梁米窩窩頭,吃圍餐,一桌八個人,菜量很小,有一個姓胡的同學,長著濃密的小鬍子,搶菜吃,很不文明,同學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文明胡”,可想,當時這些學員書生氣裡帶有幽默感,綽號起的既有來歷又有品味,可謂之天合之作!可惜的是,當時沒有追問一下父親,“文明胡”同學後來的去向?


歷經殘酷戰鬥幸運九死一生

他從外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歸部隊建制,此時部隊改名為東北野戰軍(四野),隨部隊一路南下,在攻打四平的戰鬥中,一發炮彈在附近爆炸,一個戰友的雙腿被炸飛,我父親近在咫尺,卻神奇的毫髮無損,沒有受傷,他急忙進行救護,受重傷的戰友大聲的喊叫我父親的名字:王玉發呀!我不行了!你給我家裡寫封信告訴他們吧!然後就永遠的閉上了眼睛,父親說這個戰友是河南人,八路戰士......

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他任四野四十三軍129師386團參謀,過江地點在江西九江(這個地方的緣故,後面還會提到),當時渡江的時候未遭抵抗,過江後遭遇國軍突襲,發生激戰,團部遭到炮擊,團長李榮桂犧牲,團部三十多人只活了十八個,我父親就是倖存者之一,師部下來臨陣指揮的原老團長陳忠顯,(前任該團團長,大渡河二十二勇士之一,據傳毛主席給了他免死牌)雙腿被炸斷,重傷救活後,留在了地方工作,是首任南昌市民政局局長。部隊過江後,就留在九江休整數日,地點在九江十裡鋪。父親後來回憶,怎麼也不會想到,整整三十年後,他又回到了曾戰鬥過的地方工作。

他們的部隊到了江南以後,行軍都是走水田田埂小路,經常急行軍追擊國軍殘部,每天要走一百餘裡,有些戰士邊走路邊睡覺,然後摔進水田才醒。北方過來的騾馬,拉炮拉行李拉輜重,走著走著就趴下站不起來了,找來國軍起義的獸醫,說是北方馬吃稻草缺鈣,還特從北方調集很多穀草來喂戰馬,後來逐漸淘汰了北方馬,改用南方的矮腳馬。北方部隊南下,氣候水土都不服,主要是蚊蟲叮咬,部隊沒配發蚊帳,瘧疾盛行,原因是蚊蟲叮咬傳染,很多人發病打擺子,但是有特效藥奎寧,不過奎寧有副作用,能使人意志模糊。有一次他因病吃奎寧過量,發了瘋,在駐地牆上亂寫詩,回頭還要向群眾房東賠禮道歉,幫助打掃衛生。

部隊打進廣東的時候,經過一處街區,街邊灑了很多銀元金條,解放軍戰士沒有一個人彎腰撿拾,一方面是軍隊紀律嚴格,另一方面是殺敵保命才是第一位,那個時候,誰都不知道下次戰鬥之後,人還在不在?錢財是身外之物,只有在戰場上沖出來的人,才能有這樣的體會,才有資格說這樣的話。

1949年11月,所在部隊曾奉命短時參與了廣西剿匪。有一次,他因水土不服腹瀉,去竹林中拉肚子,沒帶槍,被當地一村民偷襲,用大棒子差點打死。狼狽不堪的逃回團部後,他帶領直屬連廣西籍的副連長和幾個戰士,返回村寨抓人吊打。民恨軍人,民匪又不分,這也是當時特殊的環境。副連長是土匪起義人員,活吃蛇,生喝蛇血,讓部隊的北方兵大開眼界。

還有一次,他帶領一個加強連,一百四五十人,押送500多個土匪俘虜去集結地關押,一路上很艱辛,也很驚險,主要是地理環境陌生,不懂當地語言,說不準兒會冒出一股土匪。在過一條河時,土匪都脫光了衣服過河,唯有兩人不脫衣服,後來才知道是兩個女土匪,土匪頭子的小老婆。

1950年4月,他參加了攻佔解放海南島的戰鬥,所在的四十三軍是主攻部隊主一,幾百隻帆船都是從當地租用或者是買來的,在渡海戰鬥中,一排槍彈打在了船公的大腿上,鮮血直流,船公跪在船尾上,死把持船櫓不鬆手,因為他一鬆手,可能船就失去方向甚至於翻沉......

當時,他是隨師部第二波搶登上海灘的,前面大概一個連的第一波攻擊,登灘後被國軍炮火覆蓋,基本沒有人站起來......

登陸上島後,國民黨部隊作鳥獸散,反到是少數民族對解放軍存在誤解,偷襲駐防軍人,有一次,他執行任務回駐防地,遇偷襲,差一點兒......


黃永勝的故事

此後六年裡,他曾在海南軍區司令部和廣州軍區司令部直屬機關任參謀和秘書。他講過一個故事:1955年,中南軍區改為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期間,帶領參謀及警衛人員下去視察,兩輛吉普車,他也是隨行人員之一。剛解放時,廣東和海南的交通十分落後,他們的吉普車前面遇到了一輛地方的卡車,由於道路很窄,卡車司機就是不停車讓路,壓行了吉普車十餘公里才超過去,逼停卡車後,警衛員上去就把兩個卡車司機拉下來,黃永勝氣的臉色鐵青,操著一口湖北口音大罵,下車後不由分說,掏出手槍就要斃掉這兩個卡車司機,他和隨行人員上去就抱住黃永勝的手臂,才保住了這兩個卡車司機的性命,這兩個人嚇的魂飛魄散,跪在地上頭都磕破了......

再進軍校讀書

1956年到1958年,他從廣州軍區調到總參謀部軍務部,其間被抽調到國防部和總參、軍事科學院聯合小組,參與起草1957年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條令的工作(參與內務條令的執筆起草)。1957年的一張照片,大概可以知曉一些情況:(見照片)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部分人員,中間排右一是我父親(大尉),前排右二是陳彬大校,後晉升少將,四川人,1933年的紅小鬼,後任國防科工委主任。我父親轉地方工作後曾去北京看望過老首長。

在北京工作期間,父親與時任家鄉副鄉長的母親結婚。以後母親隨軍,曾任白城市房產局房管科副科長,白城市服務樓黨總支書記、革委會主任(餐飲、旅業、洗浴綜合服務樓),家遷南方後,曾任港口職工醫院書記。

1958年到1961年春,他進入解放軍後勤學院油料系學習三年。在此期間,他潛心讀書,還到各地油庫及有關軍事要地調研實踐,他1960年6月21日下午的一篇學習筆記,原文摘抄:“到九四零庫瞭解情況:庫址在五八年冬季接收,總勤選擇,五九年七月遷,容油20000立方米,副庫1500噸......”。從寫筆記的時間點看,我只出生幾個月,他們這代軍人不顧家事,刻苦學習,努力工作的精神可見一斑。


王昕父親王玉發工作照

在後勤學院學習期間,有蘇聯教官上課,有些學員聽課很吃力,我父親因為會俄語,常常幫助同學,為此多次受到表揚。

一次進行駕駛訓練,當時訓練用車是“嘎斯51”型卡車。在北京蘆溝橋附近,前面的車出了事故,撞死了一個小孩。以後,他雖然在學院拿到了軍車駕照,極少碰過方向盤,這也與他後來當軍務處長時,處理過無數部隊車輛事故有關。

關於1961年後勤學院畢業後,有一段文字大致能知道當時的情況,他的日記原文摘抄:“學院三年轉瞬畢業,一九六一年春,到哪裡工作是主要問題,留在北京,分配到總後勤部科技部學術處工作,自己還是一味地提出到京外單位......”


201往事如煙 隨風飄去

1962年到1975年12月,他在201部隊司令部軍務處工作了十四年。

軍務處是涉及範圍較廣的主要職能部門,與201部隊管轄所屬單位都有密切的工作聯繫,工作足跡走遍了所有的倉庫、兵站、馬場等單位,還經常去向上級彙報工作,文革期間,在北京參加一個學習班時,曾受到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親切接見,他回家描述當時的幸福情景,喜悅溢於言表!文革期間,他任白城地區三支兩軍辦公室主任,(記得大概辦公地點在201招待所內),有一次,去調節兩派武鬥,一方掃來一梭子子彈,正好從他頭皮上飛過......


1957年總參軍務部合影照


父母結婚照

大約在1970年春節期間,他帶著汽車團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農村慰問演出達二十多天,我也跟著去了,宣傳隊二十來個人,全部是男戰士,汽車團兩輛蒙著帆布蓬的解放牌大卡車,道具裝在車上,我們穿著軍用羊毛大衣和翻毛大頭鞋、羊毛大棉帽(還有一個黑色的護鼻),坐在帆布蓬的車箱裡凍的發抖,巴不得汽車早一點開到下一站。記得那年冬天特別冷,下大雪,卡車每天早晨發動前,要用噴火的噴燈烤熱才能發動。(離開東北四十年沒有去過,不知道現在冬天,是不是還那麼冰天雪地?)我父親和陪同的地方革委會領導及宣傳隊長坐在駕駛室裡,這也是那個年代處長級軍官能享受的較高待遇(那個年代,好象只有辦事處正副職及參謀長等首長才有共用專車,不象現在家裡每個人一部驕車,當時就是再有想像力的人,也不會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宣傳隊先後到了兩家子、八郎、烏蘭圖嘎、王府等十來個農村鄉鎮,演出的主要節目是《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片斷,還有笛子和小號等。當時我十多歲,比戰士們小很多,他們都很關照我,教我翻跟頭、舞紅旗。


初到201部隊期間與家人合影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1975年12月,201部隊撤編解散,他被分配到黑龍江省大慶附近一個較小的縣城任縣武裝部第二部長(第一部長叫胡民,已調任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從不過問武裝部的事,他這個第二部長就擔起部長的職責了),我隻身隨他到這裡生活了三年。

他從正規部隊軍級機關的資深處長(曾幾次擬提副參謀長),轉身為一個小縣城武裝部的第二部長,其實心理反差很大,但他用積極的工作態度,把自己的真材實學拿出來,磚研、應用到新的工作中,對工作產生了興趣,很快就度過了心理難關,並扭轉了工作局面,從這點上講,我們子女後代遠不如他!


全家福

當時他工作很辛苦,經常帶領參謀人員徒步下鄉,到各公社訓練民兵,記得那個年代,各公社的部分民兵配真槍實彈,有的公社武裝部長都配挎一把“五四式”手槍,經常進行演練和實撣射擊,有時,我也湊上去跟著打靶,過足了槍癮。他還結合當地沒有鐵路、交通不暢的特點,制定出一套民兵迅速集結,配合縣中隊抓捕可能出現的監獄逃犯或反革命暴亂的方案(當時縣武裝部管轄約一個排戰士的縣中隊,後交武警部隊)。由此看出,他由“外行”很快變為了內行,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期間,他根還據自己學過的油料專業,寫過民兵地方部隊專門襲擾可能出現的入侵蘇軍油料供應輸油系統戰法的論文。

1977年,我高中畢業(當地學制短一年),時值徵兵,我由於體檢視力不夠,求他活動一下,他說:“縣裡幾十萬人都盯著這些徵兵名額,我的兒子視力不合格都去當兵了,我還怎麼去搞徵兵工作?你姐姐下鄉當知青,你就進廠當工人吧”!回想起這段經歷,我非常感慨,201大院很多的發小都有當兵的經歷,他當了多年的軍務處長,後又當了幾年的武裝部長,都主管徵兵工作,但他的子女都無緣軍旅,也算是我們的一大遺憾吧!但回想我們走過的人生之路,也算是應了一句成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當時上級根據他的資歷及個工作能力,已決定升任他為軍分區副參謀長代參謀長,行政級別已經上調了一級,他和家人商量後,做出了另一個決定:他說,1961年我就主動從北京出來到東北工作,從軍34年了,該換一種身份了,要求轉業到地方再工作幾年,把家人帶到南方去。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

1979年他告別了三十四年的軍旅生涯,轉業到地方工作,在戰友同學的幫助下,我們從黑龍江小縣城舉家南遷到長江邊上、廬山腳下的一座美麗的濱江城市---江西九江市。 到地方工作後,他曾任長江航運局九江港務管理局副局長,長江九江港航監督局黨委書記等。這段工作期間,他的敬業精神,工作能力,管理水準和文化學識等,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好評。期間還經常參加社會活動,曾當選為長江航運管理局工程學會常務理事、九江市社會科學學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企業管理學校特聘講師等。(該校隸屬總後勤部,校址在九江市廬山區,校史:1980年到1994年,後交地方改為九江財經專科學院)。

我們同年代的人都差不多記得,1983年8月,中央電視臺首播25集大型風光、地理及人文的紀錄片《話說長江》,播出後反響空前熱烈,已經遠遠超過了紀錄片本身傳達出的資訊,因為中國觀眾第一次全面直觀地看到了國家的人文地理。這部片子的投資方是日本人佐田雅志,1981年,在拍攝《話說長江》第十六集《廬山獨秀》時,陣容三十幾人的攝製組抵達九江廬山,佐田雅志等十餘個日本人全程拍攝。當地接待組主要成員就有我父親,作為本集的拍攝顧問,他負責向他們現場講解九江和廬山的歷史、地理、經濟、人文、風土、人情、民俗等等,陪伴了攝製組二十幾天,較好的完成了這項有意義,也很有趣味的工作。

1983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九江水位逼近23米(1983年7月,吳淞高程。1998年8月為23.03米)因為涉及港口分管的沿線較長,又都是緊靠城市,形勢危急,他擔任十多公里長江大堤的現場指揮長,帶領一萬多職工堅守崗位二十多天,查險加固,搬石運土,晚上就睡在江堤上的帳篷裡,當時我們家就住在緊靠江堤的一棟房子,好心人勸他趕快搬家,他說,上級還沒有下令搬遷撤離,我要是一走,不是動搖軍心嗎?天下竟有巧事,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長江唯一個決堤的城市就是九江,而決堤口洽洽就在我家曾經住過的房子旁邊。

他在九江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工作最得心應手的時期,也是他生活最豐富多彩,廣聯戰友情誼,興趣愛好最多的一段快樂時光!在此期間,他與戰友、同學往來不斷,還走訪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很多戰友,九江家裡成了老領導、老戰友、老同學過往廬山的中轉站,凡是有這些人來,他就異常高興,當時的接待條件雖然簡陋(與現在比較)但長談敘舊,熱情十足。記得來家作客的同學戰友,有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副政委徐幼斌伯伯、武漢軍區副參謀長李寶榮伯伯,黃石電廠廠長段啟洲叔叔,還有我不記得姓名的廣東省司法局長、武漢市民政局長等伯伯,原201部隊的老首長趙德才伯伯和顧阿姨來廬山療養時,我父母陪他們共遊廬山,合影留念,暢談往事,當然主要話題是201大院......




1984年,他抽調到北京交通管理幹部學院給學員講課,後又到交通部紀檢組,負責巡視部所屬單位的紀律檢查工作,曾擔任交通部駐煙臺港務局紀檢組長。


1986年離休,經國家交通部批准享受正司局級待遇。

1949年解放軍南下過長江時,隨同部隊過長江的是由北方青年人組成的南下工作團,部隊打下一個地方,南下工作團就接管一個地方,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這批幹部大多是當地市縣級的領導,因老鄉的緣故,我父親又直爽健談,所以與這些叔叔伯伯來往密切,經常走動。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這批人逐步離休,當時的生活待遇等沒有及時跟上,不盡人意,有些情緒,有意集體上訪中央。記得時任九江市委書記熊承忠,親自到我家請我父親出山,幫助做這些老幹部的工作。我父親走家串戶,以鄉情友情做鋪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化解了這件或可大可小的事。

1989年到1993年,我們姐弟幾人都陸續的遷離了九江,海外求學定居或去廣東沿海工作和生活。

1996年,當我們的生活條件都已好起來的時候,父親如同他的戰友倒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樣,倒在了社會經濟跨越式巨變的前夜,僅剛剛學會使用“水壺式大哥大”,不及感受到現代節奏和更美好的生活,就帶著他沒有講完的故事悄然離去了,他和母親一起長眠在他們曾戰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廬山山麓中,這也是我逢清明節期間不遠千里去廬山的緣故......

不是結尾

把一段故事寫成一本引人入勝的書,是小說;把一縷情感變成文字,發揮到極至,是散文;把點滴回憶不加任何修飾,真實的反映在紙面上,是紀事;把對軍旅父母的懷念和永遠的愛揉在筆中,傾倒出來,是一種心聲!

其實,我們同齡的軍人子女,距戰火硝煙的年歲並不久遠,僅幾年、十幾年,比起那些從戰場上抱下來的孩 子,我們是幸運的。做為軍人的後代,我們的血管裡正流著他們戰場上沒有流盡的血,我們的父輩無論是非功過,多數人都已作古仙去,歲月的風風雨雨,正在把那些往事沖刷的越來越模糊......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文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趁還“年輕”,表達出心聲,把父輩的故事講下去,我同軍隊大院的發小們一樣,有著這代軍人子女共同的經歷,共同的願望,共同的責任,還有共同的心聲!


王昕父親王玉發獲得的——獎章




王昕抄錄


王昕抄錄


作者:王昕

找到一個在葦河縣(現尚志縣)國立小學做教師的職業,當是日本對偽滿國民(中國東三省人)實行奴化教育,校長是中國人,是個傀儡,副校長是日本人,掌管學校權力,他要求老師和學生要講日語,每天早晨列隊升日本國旗和滿洲旗,我父親做為教師站在學生的前面,東北的冬天很冷,把手插在外衣的口袋裡(兜),被日本校長訓斥為對膏藥旗不敬,問他:“你升旗不立正,帶領學生把手插在口袋裡,怎麼辦”?父親頂撞說:“如果不准插兜,衣服兜要來做什麼?”就此發生口角,被日本人開除,還差一點兒被抓去員警署,就此,當地的一些抗日組織引導他參加了抗日活動,後轉為東北民主聯軍。其實,他這個早期受到日滿奴化教育的學生、教員,後而轉投抗日活動,參加東北民主聯軍,都是由於遇到了一個年齡大他十幾歲的同事,當時是外語教師、地下黨員張世黎的啟蒙和引導。張世黎,陝西人,列寧選集編譯者之一,解放後一直從事教學,曾在西安外語學院任職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父親曾專程到西安去拜訪老教授,老教授也曾應邀到九江廬山來我家做客。

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攻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蘇軍的攻勢如摧枯拉朽之勢,僅十餘天關東軍就投降了,俘虜日軍59.4萬人,還有大批的日偽家屬和日本僑民(日本開拓團)。我父親由於語言交流方便,參與拘押、管理這些日本人的善後處理工作。當時日本人拿出黃金、珠寶企圖賄賂聯軍戰士,戰士們很守紀律,很少有違紀現象,當時形勢混亂且很複雜,也發生過日本家屬逃避躲身農民家裡,被農民收為老婆的事情。

“文明胡”的趣事

1946年11月,延安外國語學校(其前身是1941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俄文隊)在東北複校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設外國語學校,留學蘇聯回來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劉亞樓兼任校長,盧競如任副校長兼教育長,校址先在哈爾濱,後來轉到佳木斯,又差一點兒轉去蘇聯,辦學條件越來越艱苦。

我父親是這所學校首批學員,他的同學有很多中共高層子女:包括革命先烈鄒韜奮之子鄒家華、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葉楚梅、葉挺將軍之子葉正大、中共情報專家閻寶航之子閻明複等,這些人雖然是同學,在當時也存在特權,吃飯的時候,這些特殊學員單獨小灶,多時有肉,伙食要好很多,而我父親這些普通學員,就是高梁米窩窩頭,吃圍餐,一桌八個人,菜量很小,有一個姓胡的同學,長著濃密的小鬍子,搶菜吃,很不文明,同學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文明胡”,可想,當時這些學員書生氣裡帶有幽默感,綽號起的既有來歷又有品味,可謂之天合之作!可惜的是,當時沒有追問一下父親,“文明胡”同學後來的去向?


歷經殘酷戰鬥幸運九死一生

他從外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歸部隊建制,此時部隊改名為東北野戰軍(四野),隨部隊一路南下,在攻打四平的戰鬥中,一發炮彈在附近爆炸,一個戰友的雙腿被炸飛,我父親近在咫尺,卻神奇的毫髮無損,沒有受傷,他急忙進行救護,受重傷的戰友大聲的喊叫我父親的名字:王玉發呀!我不行了!你給我家裡寫封信告訴他們吧!然後就永遠的閉上了眼睛,父親說這個戰友是河南人,八路戰士......

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他任四野四十三軍129師386團參謀,過江地點在江西九江(這個地方的緣故,後面還會提到),當時渡江的時候未遭抵抗,過江後遭遇國軍突襲,發生激戰,團部遭到炮擊,團長李榮桂犧牲,團部三十多人只活了十八個,我父親就是倖存者之一,師部下來臨陣指揮的原老團長陳忠顯,(前任該團團長,大渡河二十二勇士之一,據傳毛主席給了他免死牌)雙腿被炸斷,重傷救活後,留在了地方工作,是首任南昌市民政局局長。部隊過江後,就留在九江休整數日,地點在九江十裡鋪。父親後來回憶,怎麼也不會想到,整整三十年後,他又回到了曾戰鬥過的地方工作。

他們的部隊到了江南以後,行軍都是走水田田埂小路,經常急行軍追擊國軍殘部,每天要走一百餘裡,有些戰士邊走路邊睡覺,然後摔進水田才醒。北方過來的騾馬,拉炮拉行李拉輜重,走著走著就趴下站不起來了,找來國軍起義的獸醫,說是北方馬吃稻草缺鈣,還特從北方調集很多穀草來喂戰馬,後來逐漸淘汰了北方馬,改用南方的矮腳馬。北方部隊南下,氣候水土都不服,主要是蚊蟲叮咬,部隊沒配發蚊帳,瘧疾盛行,原因是蚊蟲叮咬傳染,很多人發病打擺子,但是有特效藥奎寧,不過奎寧有副作用,能使人意志模糊。有一次他因病吃奎寧過量,發了瘋,在駐地牆上亂寫詩,回頭還要向群眾房東賠禮道歉,幫助打掃衛生。

部隊打進廣東的時候,經過一處街區,街邊灑了很多銀元金條,解放軍戰士沒有一個人彎腰撿拾,一方面是軍隊紀律嚴格,另一方面是殺敵保命才是第一位,那個時候,誰都不知道下次戰鬥之後,人還在不在?錢財是身外之物,只有在戰場上沖出來的人,才能有這樣的體會,才有資格說這樣的話。

1949年11月,所在部隊曾奉命短時參與了廣西剿匪。有一次,他因水土不服腹瀉,去竹林中拉肚子,沒帶槍,被當地一村民偷襲,用大棒子差點打死。狼狽不堪的逃回團部後,他帶領直屬連廣西籍的副連長和幾個戰士,返回村寨抓人吊打。民恨軍人,民匪又不分,這也是當時特殊的環境。副連長是土匪起義人員,活吃蛇,生喝蛇血,讓部隊的北方兵大開眼界。

還有一次,他帶領一個加強連,一百四五十人,押送500多個土匪俘虜去集結地關押,一路上很艱辛,也很驚險,主要是地理環境陌生,不懂當地語言,說不準兒會冒出一股土匪。在過一條河時,土匪都脫光了衣服過河,唯有兩人不脫衣服,後來才知道是兩個女土匪,土匪頭子的小老婆。

1950年4月,他參加了攻佔解放海南島的戰鬥,所在的四十三軍是主攻部隊主一,幾百隻帆船都是從當地租用或者是買來的,在渡海戰鬥中,一排槍彈打在了船公的大腿上,鮮血直流,船公跪在船尾上,死把持船櫓不鬆手,因為他一鬆手,可能船就失去方向甚至於翻沉......

當時,他是隨師部第二波搶登上海灘的,前面大概一個連的第一波攻擊,登灘後被國軍炮火覆蓋,基本沒有人站起來......

登陸上島後,國民黨部隊作鳥獸散,反到是少數民族對解放軍存在誤解,偷襲駐防軍人,有一次,他執行任務回駐防地,遇偷襲,差一點兒......


黃永勝的故事

此後六年裡,他曾在海南軍區司令部和廣州軍區司令部直屬機關任參謀和秘書。他講過一個故事:1955年,中南軍區改為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期間,帶領參謀及警衛人員下去視察,兩輛吉普車,他也是隨行人員之一。剛解放時,廣東和海南的交通十分落後,他們的吉普車前面遇到了一輛地方的卡車,由於道路很窄,卡車司機就是不停車讓路,壓行了吉普車十餘公里才超過去,逼停卡車後,警衛員上去就把兩個卡車司機拉下來,黃永勝氣的臉色鐵青,操著一口湖北口音大罵,下車後不由分說,掏出手槍就要斃掉這兩個卡車司機,他和隨行人員上去就抱住黃永勝的手臂,才保住了這兩個卡車司機的性命,這兩個人嚇的魂飛魄散,跪在地上頭都磕破了......

再進軍校讀書

1956年到1958年,他從廣州軍區調到總參謀部軍務部,其間被抽調到國防部和總參、軍事科學院聯合小組,參與起草1957年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條令的工作(參與內務條令的執筆起草)。1957年的一張照片,大概可以知曉一些情況:(見照片)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部分人員,中間排右一是我父親(大尉),前排右二是陳彬大校,後晉升少將,四川人,1933年的紅小鬼,後任國防科工委主任。我父親轉地方工作後曾去北京看望過老首長。

在北京工作期間,父親與時任家鄉副鄉長的母親結婚。以後母親隨軍,曾任白城市房產局房管科副科長,白城市服務樓黨總支書記、革委會主任(餐飲、旅業、洗浴綜合服務樓),家遷南方後,曾任港口職工醫院書記。

1958年到1961年春,他進入解放軍後勤學院油料系學習三年。在此期間,他潛心讀書,還到各地油庫及有關軍事要地調研實踐,他1960年6月21日下午的一篇學習筆記,原文摘抄:“到九四零庫瞭解情況:庫址在五八年冬季接收,總勤選擇,五九年七月遷,容油20000立方米,副庫1500噸......”。從寫筆記的時間點看,我只出生幾個月,他們這代軍人不顧家事,刻苦學習,努力工作的精神可見一斑。


王昕父親王玉發工作照

在後勤學院學習期間,有蘇聯教官上課,有些學員聽課很吃力,我父親因為會俄語,常常幫助同學,為此多次受到表揚。

一次進行駕駛訓練,當時訓練用車是“嘎斯51”型卡車。在北京蘆溝橋附近,前面的車出了事故,撞死了一個小孩。以後,他雖然在學院拿到了軍車駕照,極少碰過方向盤,這也與他後來當軍務處長時,處理過無數部隊車輛事故有關。

關於1961年後勤學院畢業後,有一段文字大致能知道當時的情況,他的日記原文摘抄:“學院三年轉瞬畢業,一九六一年春,到哪裡工作是主要問題,留在北京,分配到總後勤部科技部學術處工作,自己還是一味地提出到京外單位......”


201往事如煙 隨風飄去

1962年到1975年12月,他在201部隊司令部軍務處工作了十四年。

軍務處是涉及範圍較廣的主要職能部門,與201部隊管轄所屬單位都有密切的工作聯繫,工作足跡走遍了所有的倉庫、兵站、馬場等單位,還經常去向上級彙報工作,文革期間,在北京參加一個學習班時,曾受到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親切接見,他回家描述當時的幸福情景,喜悅溢於言表!文革期間,他任白城地區三支兩軍辦公室主任,(記得大概辦公地點在201招待所內),有一次,去調節兩派武鬥,一方掃來一梭子子彈,正好從他頭皮上飛過......


1957年總參軍務部合影照


父母結婚照

大約在1970年春節期間,他帶著汽車團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農村慰問演出達二十多天,我也跟著去了,宣傳隊二十來個人,全部是男戰士,汽車團兩輛蒙著帆布蓬的解放牌大卡車,道具裝在車上,我們穿著軍用羊毛大衣和翻毛大頭鞋、羊毛大棉帽(還有一個黑色的護鼻),坐在帆布蓬的車箱裡凍的發抖,巴不得汽車早一點開到下一站。記得那年冬天特別冷,下大雪,卡車每天早晨發動前,要用噴火的噴燈烤熱才能發動。(離開東北四十年沒有去過,不知道現在冬天,是不是還那麼冰天雪地?)我父親和陪同的地方革委會領導及宣傳隊長坐在駕駛室裡,這也是那個年代處長級軍官能享受的較高待遇(那個年代,好象只有辦事處正副職及參謀長等首長才有共用專車,不象現在家裡每個人一部驕車,當時就是再有想像力的人,也不會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宣傳隊先後到了兩家子、八郎、烏蘭圖嘎、王府等十來個農村鄉鎮,演出的主要節目是《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片斷,還有笛子和小號等。當時我十多歲,比戰士們小很多,他們都很關照我,教我翻跟頭、舞紅旗。


初到201部隊期間與家人合影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1975年12月,201部隊撤編解散,他被分配到黑龍江省大慶附近一個較小的縣城任縣武裝部第二部長(第一部長叫胡民,已調任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從不過問武裝部的事,他這個第二部長就擔起部長的職責了),我隻身隨他到這裡生活了三年。

他從正規部隊軍級機關的資深處長(曾幾次擬提副參謀長),轉身為一個小縣城武裝部的第二部長,其實心理反差很大,但他用積極的工作態度,把自己的真材實學拿出來,磚研、應用到新的工作中,對工作產生了興趣,很快就度過了心理難關,並扭轉了工作局面,從這點上講,我們子女後代遠不如他!


全家福

當時他工作很辛苦,經常帶領參謀人員徒步下鄉,到各公社訓練民兵,記得那個年代,各公社的部分民兵配真槍實彈,有的公社武裝部長都配挎一把“五四式”手槍,經常進行演練和實撣射擊,有時,我也湊上去跟著打靶,過足了槍癮。他還結合當地沒有鐵路、交通不暢的特點,制定出一套民兵迅速集結,配合縣中隊抓捕可能出現的監獄逃犯或反革命暴亂的方案(當時縣武裝部管轄約一個排戰士的縣中隊,後交武警部隊)。由此看出,他由“外行”很快變為了內行,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期間,他根還據自己學過的油料專業,寫過民兵地方部隊專門襲擾可能出現的入侵蘇軍油料供應輸油系統戰法的論文。

1977年,我高中畢業(當地學制短一年),時值徵兵,我由於體檢視力不夠,求他活動一下,他說:“縣裡幾十萬人都盯著這些徵兵名額,我的兒子視力不合格都去當兵了,我還怎麼去搞徵兵工作?你姐姐下鄉當知青,你就進廠當工人吧”!回想起這段經歷,我非常感慨,201大院很多的發小都有當兵的經歷,他當了多年的軍務處長,後又當了幾年的武裝部長,都主管徵兵工作,但他的子女都無緣軍旅,也算是我們的一大遺憾吧!但回想我們走過的人生之路,也算是應了一句成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當時上級根據他的資歷及個工作能力,已決定升任他為軍分區副參謀長代參謀長,行政級別已經上調了一級,他和家人商量後,做出了另一個決定:他說,1961年我就主動從北京出來到東北工作,從軍34年了,該換一種身份了,要求轉業到地方再工作幾年,把家人帶到南方去。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

1979年他告別了三十四年的軍旅生涯,轉業到地方工作,在戰友同學的幫助下,我們從黑龍江小縣城舉家南遷到長江邊上、廬山腳下的一座美麗的濱江城市---江西九江市。 到地方工作後,他曾任長江航運局九江港務管理局副局長,長江九江港航監督局黨委書記等。這段工作期間,他的敬業精神,工作能力,管理水準和文化學識等,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好評。期間還經常參加社會活動,曾當選為長江航運管理局工程學會常務理事、九江市社會科學學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企業管理學校特聘講師等。(該校隸屬總後勤部,校址在九江市廬山區,校史:1980年到1994年,後交地方改為九江財經專科學院)。

我們同年代的人都差不多記得,1983年8月,中央電視臺首播25集大型風光、地理及人文的紀錄片《話說長江》,播出後反響空前熱烈,已經遠遠超過了紀錄片本身傳達出的資訊,因為中國觀眾第一次全面直觀地看到了國家的人文地理。這部片子的投資方是日本人佐田雅志,1981年,在拍攝《話說長江》第十六集《廬山獨秀》時,陣容三十幾人的攝製組抵達九江廬山,佐田雅志等十餘個日本人全程拍攝。當地接待組主要成員就有我父親,作為本集的拍攝顧問,他負責向他們現場講解九江和廬山的歷史、地理、經濟、人文、風土、人情、民俗等等,陪伴了攝製組二十幾天,較好的完成了這項有意義,也很有趣味的工作。

1983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九江水位逼近23米(1983年7月,吳淞高程。1998年8月為23.03米)因為涉及港口分管的沿線較長,又都是緊靠城市,形勢危急,他擔任十多公里長江大堤的現場指揮長,帶領一萬多職工堅守崗位二十多天,查險加固,搬石運土,晚上就睡在江堤上的帳篷裡,當時我們家就住在緊靠江堤的一棟房子,好心人勸他趕快搬家,他說,上級還沒有下令搬遷撤離,我要是一走,不是動搖軍心嗎?天下竟有巧事,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長江唯一個決堤的城市就是九江,而決堤口洽洽就在我家曾經住過的房子旁邊。

他在九江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工作最得心應手的時期,也是他生活最豐富多彩,廣聯戰友情誼,興趣愛好最多的一段快樂時光!在此期間,他與戰友、同學往來不斷,還走訪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很多戰友,九江家裡成了老領導、老戰友、老同學過往廬山的中轉站,凡是有這些人來,他就異常高興,當時的接待條件雖然簡陋(與現在比較)但長談敘舊,熱情十足。記得來家作客的同學戰友,有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副政委徐幼斌伯伯、武漢軍區副參謀長李寶榮伯伯,黃石電廠廠長段啟洲叔叔,還有我不記得姓名的廣東省司法局長、武漢市民政局長等伯伯,原201部隊的老首長趙德才伯伯和顧阿姨來廬山療養時,我父母陪他們共遊廬山,合影留念,暢談往事,當然主要話題是201大院......




1984年,他抽調到北京交通管理幹部學院給學員講課,後又到交通部紀檢組,負責巡視部所屬單位的紀律檢查工作,曾擔任交通部駐煙臺港務局紀檢組長。


1986年離休,經國家交通部批准享受正司局級待遇。

1949年解放軍南下過長江時,隨同部隊過長江的是由北方青年人組成的南下工作團,部隊打下一個地方,南下工作團就接管一個地方,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這批幹部大多是當地市縣級的領導,因老鄉的緣故,我父親又直爽健談,所以與這些叔叔伯伯來往密切,經常走動。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這批人逐步離休,當時的生活待遇等沒有及時跟上,不盡人意,有些情緒,有意集體上訪中央。記得時任九江市委書記熊承忠,親自到我家請我父親出山,幫助做這些老幹部的工作。我父親走家串戶,以鄉情友情做鋪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化解了這件或可大可小的事。

1989年到1993年,我們姐弟幾人都陸續的遷離了九江,海外求學定居或去廣東沿海工作和生活。

1996年,當我們的生活條件都已好起來的時候,父親如同他的戰友倒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樣,倒在了社會經濟跨越式巨變的前夜,僅剛剛學會使用“水壺式大哥大”,不及感受到現代節奏和更美好的生活,就帶著他沒有講完的故事悄然離去了,他和母親一起長眠在他們曾戰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廬山山麓中,這也是我逢清明節期間不遠千里去廬山的緣故......

不是結尾

把一段故事寫成一本引人入勝的書,是小說;把一縷情感變成文字,發揮到極至,是散文;把點滴回憶不加任何修飾,真實的反映在紙面上,是紀事;把對軍旅父母的懷念和永遠的愛揉在筆中,傾倒出來,是一種心聲!

其實,我們同齡的軍人子女,距戰火硝煙的年歲並不久遠,僅幾年、十幾年,比起那些從戰場上抱下來的孩 子,我們是幸運的。做為軍人的後代,我們的血管裡正流著他們戰場上沒有流盡的血,我們的父輩無論是非功過,多數人都已作古仙去,歲月的風風雨雨,正在把那些往事沖刷的越來越模糊......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文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趁還“年輕”,表達出心聲,把父輩的故事講下去,我同軍隊大院的發小們一樣,有著這代軍人子女共同的經歷,共同的願望,共同的責任,還有共同的心聲!


王昕父親王玉發獲得的——獎章




王昕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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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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