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野鵲溝， 12歲的馬百娟笑容純稚， 背著破舊的書包穿行于陡峭的山路去離家幾公里的學校上學。 她在課堂上用蹩腳的普通話朗誦課本， 憧憬著未來的人生。
湖北咸寧， 高考復讀生徐佳再次失利。 成績公布時， 巨大的打擊撕裂著這個十多歲的青年， 輕生的念頭如地頭蛇一般突然冒出， 最終他還是回到那個書籍堆積如山的教室， 開始他第三年的復讀歲月。
北京， 17歲的袁晗寒頂著一頭凌亂的短發， 耷拉著惺忪的眼皮， 她在想今天是先看碟還是先看書， 或者什么都不做， 讓思維走入幻想的天堂。 她從中央美院附中輟學了。
馬百娟、徐佳和袁晗寒是紀錄片《出路》里的三個主角。 他們或許從未想到， 各自看似永無交集的人生會在一部紀錄片中相遇。 導演鄭瓊說， 他們人生的某一部份契合著自己的際遇， 她為此動容。 或許不止導演， 很多人也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成長的影子。
鄭瓊出生在湖北咸寧， 也是紀錄片主角之一徐佳的故鄉。 這是一座臥踞大陸腹地的小城市， 四季分明， 氣候宜人。 二十多年前， 鄭瓊三敗高考， 感覺自己完全被整個社會體系所拋棄。 她說， 當被甩出這個社會機器后， 她才開始獨立思考， 尋求自己的出路——只身闖蕩北京， 成為光線傳媒創始人之一，
二十年后， 高三復讀生徐佳再一次高考失敗， 他卸不下去世父親對他的期望， 也找不到除了高考之外的人生道路。 無路可走的徐佳再次回到學校復讀， 最終考取了武漢的一所二本院校。 大學、畢業、成家、立業， 徐佳努力掙脫底層的桎梏， 卻沒有清醒認識到周圍環境對他的洗腦。
毅然輟學后， 袁晗寒靠看書、看電影、開咖啡館打發漸愈無聊的時間。 家中時常洋溢的藝術氛圍讓袁晗寒很早就有獨立意識， 她喜歡藝術創作， 對應試教育表現出對抗的姿態。 物質的優渥亦讓她有更多選擇， 高考對她來說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當袁晗寒在對抗無聊時， 馬百娟走了幾公里的山路去一所只有兩個老師五個學生的小學讀書。 她并不知道無聊的人生是什么樣， 因為她永遠有事情做。 她說自己的愿望就是每個月掙一千塊錢幫家里打井買面。 初中輟學后去甘肅打工， 較小的年紀加上身無技能， 馬百娟四處碰壁， 她接下來的人生似乎一望就到了頭——回農村、結婚、生子、干農活， 一輩子出不了這座大山。
馬百娟在農村求得溫飽， 徐佳在縣城改變命運， 袁晗寒在都市對抗空虛。 一個半小時的電影， 三段不同的人生。 人間百態， 參差富貴， 其實所有找尋生命之路的個體都值得深深敬畏。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 我關心現實的問題
谷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拍攝這部紀錄片？
鄭瓊：2008年， 我一個做導演的朋友說自己的女兒退學了， 她當時挺痛心的。 后來我去看了她女兒的設計， 覺得是個非常有天賦的孩子。 我覺得北京的孩子有很多機會， 大多數人努力都達不到， 但他們很輕易地就放棄了， 這個點讓我很感興趣。 2009年我回到原來的高中， 想拍一個高三復讀生， 就找到了徐佳。 后來， 我另一個朋友說甘肅野鵲溝有一個小姑娘特別想上學， 拿了那個學校的照片給我看， 就是影片中的馬百娟。
谷雨：這三個人身上的什么特質吸引了你， 讓你把他們作為拍攝對象？還有， 為什么選擇三個人， 而不是只拍攝其中一個人？
鄭瓊：馬百娟身上單純的喜樂， 和一心想上學的勁，
我并不是要做一個人的人物自傳， 這三個人其實都有“我”的成分——小時候在農村， 周圍有很多像馬百娟一樣的女孩；復讀失敗后在北京打拼， 就像徐佳一樣；后來我像袁寒寒， 有了很多選擇。 很多人會把這部影片解讀成階層固化與教育問題， 其實最先是有個體的觸動。 不是你去找一個故事， 是故事找到你。
谷雨：你之前是否會預設一些拍攝場景？有什么意料之外的變化？
鄭瓊：我拍紀錄片是有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吧，都拍到了，當然也有很多變化，但是因為有調研，所以都能應對。當時我去徐佳的高中拍攝，保安要趕我出去，我就打死也不走，走了就拍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保安周旋，他攆我，我就躲就跑，最后托關系得到拍攝機會。我當時是想拍英語課，但是上課的老師因為怕播出來不好，不讓我拍，我就只有拍攝物理課，物理課的老師是我一個親戚，所以相對來說好溝通一些。
谷雨：在看前半部分時，會覺得被攝者和所處環境的其他人有一些扭捏和不自然的“鏡頭感”，沒有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一般導演如何消除這種隔閡？
鄭瓊：前期一定要做調研和溝通，了解你的人物，這樣你才能去拍攝。我最開始跟著袁晗寒時什么都不做，也不帶設備，就看她干什么。這工作得花一些時間，做很深的調研，得到很多細節。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我關心現實的問題。很多國外紀錄片工作者跟我說，為什么中國還在討論紀錄片是不是真實的？我覺得國內有些紀錄片拍攝并不專業。何為導演？不是拿一個攝影機到處跟拍。你得有取舍。我去武漢拍攝時，要先去學校看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有拍攝計劃。我知道徐佳要跟公司簽合約，我就先跟公司聯系，請他們改一下簽約時間（因為原定的簽約時間我來不了），這是制片需要做的。
日常生活不可能短期內就有很多驚心動魄的事，你得主動去找，去聯系。要有精彩的瞬間，可這些瞬間并不能主宰你的電影，一定要有一個大的框架。紀錄片就是電影，怎么拍電影，你就怎么拍紀錄片。我想好了我要的三個人物，表達出差異，我還剪輯出很多荒誕諷刺的場景。
紀錄片還是影像的藝術，應該透過畫面講故事。我雖然換了好幾個攝影，但是風格是統一的，導演的作用就在這里。
谷雨：那如何把握這其中的拍攝尺度呢？比如協調簽約時間這種事。
鄭瓊：我之前說過，我拍攝的紀錄片關注的是現實的問題，你可以將紀錄片進行合理的安排，紀錄片也是講故事，一切都要服務于你的故事。簽約這種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不是虛構的，不是表演出來的，這就是拍攝的尺度。還是我前面說的要去尋找重要的點，不能跟著屁股后面拍，必須要有計劃和調研，很多尺度是你做完調研才知道的。其實像更改簽約這種拍攝，前期都要制片人去談的，這是制片人的工作。
對他的苛刻是更深的愛
谷雨：看紀錄片時有種很強烈的時間流逝感，能看到人的改變。聽說時間跨度有六年？
鄭瓊：我并沒有想拍六年，原本想拍到他們結婚就不拍了，但每次剪片子的時候總覺得又得補拍下。也不是六年一直在拍。很多人要我繼續拍，我不會再拍了，我想說的已經說完了。有人說我的鏡頭表現出對馬百娟和袁晗寒的愛，但對徐佳卻很嚴厲，其實這種苛刻是更深的愛，我不希望他變得只是依附于周圍環境而沒有獨立的思考。
谷雨：馬百娟相比其他兩個孩子，似乎對于自我處境沒有很強烈的要改變的意思。
鄭瓊：馬百娟因為環境的原因，自我意識沒有崛起，表達能力弱，也沒有強烈改變的想法，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打工掙錢讓家人吃飽有水喝。徐佳自我認識模糊，但是表達能力不錯。袁晗寒自我認知清晰并且表達能力好，有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出口。
谷雨：對徐佳高考接連失敗的拍攝比較少，時間跳躍性過大。為什么不把鏡頭更多地放在高考上面？
鄭瓊：我講的是三個人的故事，并不是只講高考。高考是大背景，但沒有必要過分去渲染，故意撕裂這些現實拿出來給人看。有段劇情是徐佳去高考，媽媽在家里，家中只有電風扇的聲音，我覺得這樣的畫面就夠了。
谷雨：你對高考的看法是什么，徐佳對自己三年高考的看法是什么？
鄭瓊：當年我復讀時很懵懂，我跟徐佳一樣想改變命運，但根本不知道高考對我意味著什么，大家去復讀我也去，后來三年高考失敗，當時感覺自己被整個社會體系拋棄了，這時我才開始審視自己：我在哪里？要到哪去？
對于小地方來講高考是唯一體現公平的地方，我問過徐佳。他大學畢業時，我又采訪了一次，他說高考不是唯一出路，還可以創業打工。我問他這種想法什么時候轉變的，他說是讀了大學后。我們吃到一百個餅飽了，并不是這第一百個讓你飽的，是前面的九十九個餅。
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
谷雨：你有專門拍攝這三家人對孩子的態度，你認為他們的人生跟父母有多大關系？
鄭瓊：他們來自三個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家庭環境對他們的影響肯定很大。袁晗寒掉了錢包，她媽媽聽說后說太好了，此時馬百娟還在期望著每個月掙1000塊錢為家里打井。徐佳拿到了3000塊工資，他和父母非常詳細地討論著錢該怎么用，怎么節約。把這些放在一起，就能清楚家庭對于他們的影響了。
谷雨：你如何看待家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譬如馬百娟的父親認為女人的最終宿命就是嫁人。
鄭瓊：之所以拍攝這個場景，不是為了讓人憤怒，而是希望去紀錄這些人為什么會這樣想。馬百娟父親說的話，我不認同，但是我能理解他，我知道他為什么說，他經歷了什么。
谷雨：你覺得他們的人生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鄭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們在各自的框架內尋找出路，這就是共性。馬百娟想成為徐佳，徐佳奮斗就是為了到達袁晗寒的生活，但是袁晗寒卻說生活無聊。我覺得單一成功學是很錯誤的，追求物質層面當然讓人絕望，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我期望馬百娟生活變得更好，但我希望他們最終都要有精神的出路。
谷雨：你選擇的這三個拍攝對象，分別來自大城市、小縣城、農村，你有想表現出他們的困境是階層、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原因造成的嗎？
鄭瓊：我當年復讀后有強烈的羞恥感，當我認識到有部分是社會結構的原因，我就放下了很多。我不想去批判這些，這不光是現實的問題，也是歷史的問題。現實社會的問題我并不是故意去表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存在，我不用去放大。我關注的是個體，是具體的人怎么活下來。
這三個人是我生命的三段。我們不負責改變或者扭轉一個人的命運，我們要尊重別人命運的軌跡。馬百娟說我改變了她，我覺得不是。我選擇他們三人，不是想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是想促成更多交流，讓大家相互了解。
6月30日起，紀錄片《出路》在全國各地同步首映，點擊“閱讀原文”跳轉購票。
采訪并文 / 羊蔓珺? 供圖 / 鄭瓊? 編輯 / 景旭?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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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瓊：我拍紀錄片是有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吧，都拍到了，當然也有很多變化，但是因為有調研，所以都能應對。當時我去徐佳的高中拍攝，保安要趕我出去，我就打死也不走，走了就拍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保安周旋，他攆我，我就躲就跑，最后托關系得到拍攝機會。我當時是想拍英語課，但是上課的老師因為怕播出來不好，不讓我拍，我就只有拍攝物理課，物理課的老師是我一個親戚，所以相對來說好溝通一些。
谷雨：在看前半部分時，會覺得被攝者和所處環境的其他人有一些扭捏和不自然的“鏡頭感”，沒有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一般導演如何消除這種隔閡？
鄭瓊：前期一定要做調研和溝通，了解你的人物，這樣你才能去拍攝。我最開始跟著袁晗寒時什么都不做，也不帶設備，就看她干什么。這工作得花一些時間，做很深的調研，得到很多細節。
我不關心真實的問題，我關心現實的問題。很多國外紀錄片工作者跟我說，為什么中國還在討論紀錄片是不是真實的？我覺得國內有些紀錄片拍攝并不專業。何為導演？不是拿一個攝影機到處跟拍。你得有取舍。我去武漢拍攝時，要先去學校看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有拍攝計劃。我知道徐佳要跟公司簽合約，我就先跟公司聯系，請他們改一下簽約時間（因為原定的簽約時間我來不了），這是制片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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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還是影像的藝術，應該透過畫面講故事。我雖然換了好幾個攝影，但是風格是統一的，導演的作用就在這里。
谷雨：那如何把握這其中的拍攝尺度呢？比如協調簽約時間這種事。
鄭瓊：我之前說過，我拍攝的紀錄片關注的是現實的問題，你可以將紀錄片進行合理的安排，紀錄片也是講故事，一切都要服務于你的故事。簽約這種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不是虛構的，不是表演出來的，這就是拍攝的尺度。還是我前面說的要去尋找重要的點，不能跟著屁股后面拍，必須要有計劃和調研，很多尺度是你做完調研才知道的。其實像更改簽約這種拍攝，前期都要制片人去談的，這是制片人的工作。
對他的苛刻是更深的愛
谷雨：看紀錄片時有種很強烈的時間流逝感，能看到人的改變。聽說時間跨度有六年？
鄭瓊：我并沒有想拍六年，原本想拍到他們結婚就不拍了，但每次剪片子的時候總覺得又得補拍下。也不是六年一直在拍。很多人要我繼續拍，我不會再拍了，我想說的已經說完了。有人說我的鏡頭表現出對馬百娟和袁晗寒的愛，但對徐佳卻很嚴厲，其實這種苛刻是更深的愛，我不希望他變得只是依附于周圍環境而沒有獨立的思考。
谷雨：馬百娟相比其他兩個孩子，似乎對于自我處境沒有很強烈的要改變的意思。
鄭瓊：馬百娟因為環境的原因，自我意識沒有崛起，表達能力弱，也沒有強烈改變的想法，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打工掙錢讓家人吃飽有水喝。徐佳自我認識模糊，但是表達能力不錯。袁晗寒自我認知清晰并且表達能力好，有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出口。
谷雨：對徐佳高考接連失敗的拍攝比較少，時間跳躍性過大。為什么不把鏡頭更多地放在高考上面？
鄭瓊：我講的是三個人的故事，并不是只講高考。高考是大背景，但沒有必要過分去渲染，故意撕裂這些現實拿出來給人看。有段劇情是徐佳去高考，媽媽在家里，家中只有電風扇的聲音，我覺得這樣的畫面就夠了。
谷雨：你對高考的看法是什么，徐佳對自己三年高考的看法是什么？
鄭瓊：當年我復讀時很懵懂，我跟徐佳一樣想改變命運，但根本不知道高考對我意味著什么，大家去復讀我也去，后來三年高考失敗，當時感覺自己被整個社會體系拋棄了，這時我才開始審視自己：我在哪里？要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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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瓊：之所以拍攝這個場景，不是為了讓人憤怒，而是希望去紀錄這些人為什么會這樣想。馬百娟父親說的話，我不認同，但是我能理解他，我知道他為什么說，他經歷了什么。
谷雨：你覺得他們的人生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鄭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們在各自的框架內尋找出路，這就是共性。馬百娟想成為徐佳，徐佳奮斗就是為了到達袁晗寒的生活，但是袁晗寒卻說生活無聊。我覺得單一成功學是很錯誤的，追求物質層面當然讓人絕望，用物質定義出路是沒有出路的。我期望馬百娟生活變得更好，但我希望他們最終都要有精神的出路。
谷雨：你選擇的這三個拍攝對象，分別來自大城市、小縣城、農村，你有想表現出他們的困境是階層、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社會原因造成的嗎？
鄭瓊：我當年復讀后有強烈的羞恥感，當我認識到有部分是社會結構的原因，我就放下了很多。我不想去批判這些，這不光是現實的問題，也是歷史的問題。現實社會的問題我并不是故意去表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存在，我不用去放大。我關注的是個體，是具體的人怎么活下來。
這三個人是我生命的三段。我們不負責改變或者扭轉一個人的命運，我們要尊重別人命運的軌跡。馬百娟說我改變了她，我覺得不是。我選擇他們三人，不是想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是想促成更多交流，讓大家相互了解。
6月30日起，紀錄片《出路》在全國各地同步首映，點擊“閱讀原文”跳轉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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