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介紹過古代的一項司法理念：“罪疑惟輕”。 即疑罪從輕判決。 回看可點這里。 有人問， 為什么不是“疑罪從無”？應當承認， 1000年前的宋朝尚無法建立“疑罪從無”的司法制度， 普遍適用“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 但“罪疑惟輕”的古訓， 卻是宋政府從來不敢否定的。
宋朝人用“失入有罰， 失出不坐”的制度將“罪疑惟輕”的古訓落到實處。 “失入有罰， 失出不坐”代表了一種制度安排的權衡：在宋朝的立法者看來， 法官面對一起疑案， 作出從輕、從無的判決， 可能會導致罪人沒有得到應得的制裁， 但這是需要容忍的代價。
理想的司法狀態， 自然是“既不冤枉一個好人， 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不枉無辜， 不縱罪惡。 然而， 由于證據湮滅、偵查技術不足、人之理性有限等原因， 很多時候， 法官不得不面對無法確知真相的疑案， 面臨兩難的裁決困境：如果判有罪， 可能會失于枉；如果判無罪， 可能會失于縱。 這就需要權衡與取舍。 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
其實， 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會標榜“罪疑惟輕”，
宋代之前， 漢代一度以“緩深故之罪， 急縱出之誅”為司法導向， “失出人罪”的官吏被嚴懲， “失入人罪”的官吏卻不用負責任， 結果， 獄吏跟棺材鋪的老板一樣， 巴不得處死的人多一些， 再多一些。
唐朝按正式立法， “斷罪失于入者， 各減三等”；“失于出者， 各減五等”， 顯然“失入”的責任大于“失出”， 但實際的司法問責卻與《唐律疏議》的規定相反：“律文‘失入減三等， 失出減五等’。 今則反是， 失入則無辜， 失出便獲大罪。 所以吏各自愛， 競執深文。 ” 漢唐盛世尚是如此， 南北朝與五代等亂世就更不用說了。
宋代之后， 雖然《大明律》與《大清律》都沿襲《唐律疏議》的條款：“若斷罪失于入者，
而且， 明清當局對“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 往往是“失出”重于“失入”。 生活在明中期的丘濬觀察到：“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 而失出者往往問以為贓， 是以， 為刑官者寧失入而不敢失出， 蓋一犯贓罪則終身除名，
在朱元璋時代， 更是出現公正斷獄者獲罪、羅織罪名者獲功的咄咄怪事。 明初葉伯巨上書言事， 稱“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 其一便是“用刑太繁”：“用刑之際， 多出圣衷，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 以趨求上意。 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 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 欲求治獄之平允， 豈易得哉？” 結果葉伯巨下刑部獄， 瘐死。 真是諷刺。
清代順治—康熙朝大臣魏裔介也說：“律文所載， 失入者甚于失出， 失出者減五等， 失入者減三等， 凡以懲酷吏也。 今失出者獲罪， 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 是以官吏務為嚴刻。 ”魏裔介所說的“今”， 即清初。
康熙皇帝曾經殷切告誡各省長官：“總之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凡為督撫者， 俱當體此語以行事。 ” 然而， 實際上， “失出”既受重責， “罪疑惟輕”也就只能是一句無人當真的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