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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有多少可信度?忠奸难辨的宋史,它颠倒黑白的功夫有多好?

在宋朝歷史中, 忠奸之辯的導向一直不甚明朗。

究其原因, 崇文抑武的兩宋, 新學、二程、三蘇、張載, 當列位大佬級人物各執一詞時, 意識形態的角逐悄悄扎根在了兩宋各文化項目之中, 于是乎, 在官方認可下的各理論體系的評定下, 每個人物就有了不一樣的定論。

以岳將軍, 呂惠卿和章惇為例, 有摘清予名也有一度詬病的。

但就像宋高宗重新修訂的宋神宗實錄, 一次修訂, 二次修訂等等, 究其核心觀點, 他們以“矯枉匡扶”為主, 而以這樣的方式編纂出來的史書, 信史度極其有限。

這兒, 我們以一個具體的案例作分析。

秦檜, 在他長達14年的當權生涯中, 除了宰相一職, 他還兼任了國史監修, 并擢升養子秦熺為宋史主編, 大肆篡改南宋國史。

除他養子, 國史編訂人員均為其親信黨羽, 史書記:

凡論人章疏, 皆檜自操以授言者, 識之者曰, 此老秦筆也。

原來, 就連評定人物的材料, 秦檜也要一一過目, 功績多寡要由他來定。

就這樣, 岳飛的累累戰功盡皆代換為了不服王命, 結黨干政, 后世史官記載如下:

自(紹興)八年冬, 檜接既監修國史, 岳飛每有捷奏, 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于色。

這段文言翻譯過來就是, 岳飛因作戰勇武, 常有捷報, 但捷報一傳進秦檜耳中, 必先大加詆毀一番, 方上報于當國者。

講真, 在岳將軍生前, 秦檜尚且如此, 更何況是他死后?

當奸佞者開始執筆書寫自己的功績時, 以曲代直, 混淆是非功過, 這樣的史書還能有多少可信度?

就以此論, 除了嘆息, 還有什么話兒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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